法律案不同，省政府可以酌量地方情形，变通办理。五、此次教育局规程之颁布，名为改实为创。厅中议先于省会地方试行，后乃推行各县，于行政方面实较为步次稳健。”《江暐声明去职原因》，《时报》1923年9月3日。在江暐看来，设立安庆教育局已经事先报经省政府同意，向教育部备案，并且由先例可以参照，因此并不违法。其实，江暐的解释并不能掩盖与《特别市教育局规程》抵触的事实。他一再强调“单行条例”“先例可援”“比类援引”“变通办理”，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其在此问题上的底气不足。不过，由于其推行新学制过于心切，遂不顧三模范小学的反对，将安庆市教育局正式挂牌成立。

然而，就在安庆市教育局成立的第二天，省政府态度突然有变，省长吕调元命令主管教育科长，向教育部请示设立安庆市教育局是否合法。这种看似中立的行为让江暐十分被动。因为此前江暐一再强调“本省政府咨部备案”，“省政府可以酌量地方情形，变通办理”，顿失所据。省政府的暧昧态度也无异给三模范小学师生火上浇油，他们立即“手持省长指令”，要求“立即取消教育局非法组织”。《江暐辞职后之皖教厅》，《申报》1923年9月2日。失去了省政府的支持，江暐自知计划失败，遂辞职他去。与此同时，安庆市教育局也被通令取消。

江暐上任之初被各方寄予厚望，但为时不到一年，就因新学制改革遇到了重大挫折，究其原因还在于教育界地方主义利益的短视。其实，在设置安庆市教育局之初，江暐已经多次与三模范小学沟通，并一再强调管辖权的变化并不影响三模范小学经费由省款补助。但三模范小学并不能谅解。在他们看来，“此种办法，系贬损三模范校格”。[6]他们义愤填膺的背后，不过是一己一校之私。这同皖北教育界的抗议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平衡相关利益方的立场，的确是新学制改革的一个难题。

四、新旧衔接：大学预科与高中之争

新学制改革后，初级中学得到迅猛发展。以安徽为例，除了省立的十四所初中，县立初级中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与办学行政权的下移有很大关系。新学制明确规定初级中学由县设立。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22年安徽县立中学3所，其中旧制中学2所，新制初中1所；1923年6所，其中新制初中3所；1924年11所，其中旧制中学1所，新制完中1所，初级中学9所；1929年92所，其中新制完中2所，初级中学90所。[7]295与此同时，高级中学发展却明显滞后。1923年安徽新学制改革之初，仅在安庆设立1所试验性质的省立高中。虽然江暐一再表示，待财力充足，会尽快在皖北、皖南筹办第二、第三高中，《皖省荡漾中之两厅近况》，《大公报》（天津）1923年4月16日。但迟至1926年，除第一高中外，仅有合肥第二中学与怀宁六邑中学可以附设高级中学。1925年，江暐第三次出任安徽教育厅长，通令各中学校一律取消初级字样，以中学依次命名。初高中比例的严重不对称，不可避免造成初中升学的困难。此种现象也引起了教育界人士的担忧。夏承枫早在1925年就指出：“各省设施应有通盘之筹划。当就初中每年毕业生数，一计其出路，而以增加高中班次、容纳初中毕业生为主要政策。”[8]31926年安徽新制初中生陆续毕业，新制初中多数从1923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至1926年已到毕业年限。面对无学可升的局面，皖北、皖南教育界人士请求设立高中的呼声日益高涨。《皖省增设高中之争议》，《新闻报》1923年8月16日。

然而，就在教育界要求增设高中之际，安徽教育厅却有停办第一高中、筹办大学的动议。在省长高世读的大力支持下，教育厅长洪逵邀请旅外皖籍名流，召开安大计划会议，准备借第一高中先办安大预科。为配合大学预科招生，洪逵主张将新制初中延长一年，由三三制改为四二制，这样四年毕业的学生均可直接报考大学预科。洪逵认为这是一举两得，大学预科既可招到合格生源，又暂时解决了初中升学的困难。不过，在众人看来，洪逵此举更多还是为了便利日后安大预科招生。“盖三三制之初级、高级均有设置，则大学无办理预科之必要，若改为四二制，四年毕业之初中学生，即可直接升入大学预科矣。”《开幕在迩之安大计划会议》，《芜湖工商日报》1926年7月18日。

自新学制改革以来，中学学制一直争议不断。教育部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虽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六年，初级三年，高级三年。但同时又有附加说明，“依设科性质，得定为初级四年，高级二年，或初级二年，高级四年”。[1]991因此，洪逵主张变更学制也并非无据可寻。而且在此之前，教育界就已经有变更学制的呼声。皖省自改用三三制之后，教育部即有通电到皖，“谓中等学校亦可采用四二制。而办学人员，亦有人以初中毕业生，除升学者不成问题外，无力升学者，仅仅修业三年，学力未充，如在社会服务，似嫌不足，主张改为四二制，初中学生之肆业年限，庶可延长一年。至于学生方面，希望在初中肆业四年者，亦不乏其人，在不升学者，固然系为多受一年教育，即升学者亦以大学预科，招收四二制之初中畢业生，毕业以后，即可投入大学，途径较为宽大。”[9]安大筹办之后，省立第一女师、省立十一中等校也先后呈请教厅，提出将三三制改为四二制。但是洪逵的学制改革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暑假结束之际，洪逵即通令各中学校本学期应行毕业生仍留校补习一年，作为四二制初中毕业。但通令发出之后，“各校初中班，大半举行毕业，取得证明书，纷纷投考省内外相当学校，留之不得，招之不来。”《皖省中学学制变更之决定》，《新闻报》1926年8月7日。

仓促变更学制既没取得预期效果，第一高中又停办在即，新制初中生在省内升学不免有彻底断档之忧。在此情况下，洪逵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决定先办安徽大学补习班，招生新制初中毕业生，学习一年之后转入安大预科。但皖北、皖南教育界人士认为，补习班名额有限，且只办一届，并不能解决学制衔接问题。更让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以第一高中改办大学预科，牵一发动全身，皖北、皖南第二高中、第三高中将成为泡影。皖北教育协会首先哗然而起，他们与洪逵交涉，请求保存高中：“大学预科之设，意在招收旧制四年制之毕业生，为合预科大学之资格，设自此废止高中，以后皖北所毕业之中学生，皆新制初中三年，短欠一年，永无合乎大学预科入试之资格。若谓初中毕业生，再先开补习班，然后入预科，则皖北交通不便，贫苦学生，皆无入高级学校之希望。何如预科与高中并行不悖，既可以使旧制中学毕业生有升入大学之机会，高中毕业生亦可迳考大学本科，即有不能升入大学者，亦有高等中学之知识。”《淮泗道力争教育平等》，《芜湖工商日报》1926年7月29日。参与安大计划会议的皖北学界名流郭绛侯和常宗会也表示：“此次回皖，为谋桑梓教育发达，并非为筹设安大，即停止高中而来”；“若废止高中，则大学将来从何处招生。”《皖教育界请办高中与力争庚款》，《申报》1926年8月25日。皖北教育协会要求在皖北适宜地点添设第二高中，并将筹办经费列入十五年度预算。与此同时，芜湖道教育会和芜湖道区旅省同学会也一致请愿，力催筹办第三高中，并指明地点以芜湖为宜。然而，随后由于北伐战事影响，政局动荡及经费短缺，包括筹办安徽大学这些计划均未能变为现实。

洪逵筹办安徽大学多少也反映了各方对于新学制理解与认知的分歧。1922年新学制改革明令废除大学预科，然而1920年代很多大学筹办又往往从预科办起。这一方面是新制高中尚未普及，另一方面也说明旧制中学仍有很大市场。而将高中改办大学预科，则说明教育行政人员对于高中与大学预科的定位不清。如前所述，包括胡适在内的很多名流，都认为高中兼具大学预科的职能，因此很多省份在筹办大学之时，往往直接将高中改办大学预科。预科方便与本科更紧密的衔接，但大量预科的存在势必又对中学学制提出挑战。洪逵在筹办安大之时，通令新制中学延长一年毕业，就再清楚不过说明了这种连锁反应。

余论

在1922年新学制酝酿与讨论之时，时人鉴于日本学制过于僵化的弊端，曾提出新学制改革要“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1]861胡适在评价全国教育联合会《学制系统草案》时也指出：“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他的弹性。”在胡适看来，这种“五花八门性”，“正是补救现在这种形式上统一制的相当药剂”。[10]231正是由于这种共识，在随后新学制实施之时，地方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如前所述，虽然教育部通令初级中学由县经费设立，但安徽实施新学制却规定“先就省立中学试办初级中学”。这种变通的处理办法，固然是经费短缺所致，但本不富裕的省款被初级中学所占，高级中学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这直接导致了三年后安徽初中生升学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安徽教育当局试图恢复中学四年旧制，但仓促调整又导致了学制系统的紊乱。尽管时人大多认为这是为了方便大学预科招生，但1922年新学制改革已经明令取消大学预科。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权力越界，一方面是对新学制“弹性”的最好注解，同时也提示了学制规定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学制改革牵涉到学校的改组与合并，就其本质而言，是教育界利益的重新分配。安徽自晚清以来，教育界的地方主义一直非常强烈。徐绍端曾指出：“大抵各校之添设，由于省议会之提议，而省议员大率目光短浅，不能祛除私利而专公益，挟其前清府治之旧观念，欲于府城之中，设置中等学校，以增进其本籍地方之利益。而又有欲为校长者，出而主张之，遂由议决而成事实。” [11]26因此，在新学制实施过程中，学校的大规模改组不可避免会引起地方主义情绪。不论是皖北教育界的抗议，还是三模范小学的不满，都不免让安徽新学制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不仅如此，新学制改革还引发了人事纠纷。新学制改革将地方劝学所改为教育局，但教育局长候选人互相攻击，以致新学制改革实施近二年，全省60县只有24县任命了教育局长。地方主义、地方纷争与新学制改革相伴相生，这从某一个层面说明对于新学制的理解，更多的要从地方出发，注意区域的差异，在碎片化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拼凑出新学制改革的全貌。

参考文献：

[1]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理郎.皖省实施新学制讨论会开幕[N].晨报，19230208.

[3]兼心.安徽实行新学中等教育草案[N].中华新报，19230127.

[4]朱有，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6]理郎.皖省最近之要闻种种[N].晨报，19230822.

[7]钱曼倩，金林祥.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8]夏承枫.改制后中等教育政策商榷[J].教育杂志，1925（7） .

[9]无求.皖省变更学制之发动[N].时事新报，19260620.

[10]曹伯言.胡适学术文集：教育[C].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徐绍端.改革安徽中等教育意见书[J].安徽教育月刊，1921（37） .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