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规则难以继续统治世界而不受挑战。[6]非洲国家希望根据国情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寻找到一条与西方道路不同的发展模式。非洲学者和政治家们普遍达成共识：有能力的发展型国家是推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催化器。[7]

（二）埃塞俄比亚对民主发展型国家理念的探索

“民主发展型国家”是非洲国家借鉴东亚的发展经验，在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内力和西方推动民主化的外力互相作用下构建出的非洲方案。在对“发展型国家”的讨论中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发展型国家应以威权政府为特征，威权政府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另一种认为不应为发展而牺牲民主。[8]非洲精英试图融合两种看似矛盾的理念：来自东方的发展型国家和来自西方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多党民主政体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得到确立。西方援助俱乐部在向非洲提供援助时不但附加经济条件，还附加民主、人权和良治等政治条件。在西方外力的推动下，尽管西式民主曾造成非洲逢选必乱、部族纷争等痼疾，但民主的价值观已内化到非洲政体中。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衰败促使非洲精英对发展型国家的局限性进行反思，他们认为“（东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缺乏民主，导致国家难以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将增长转化为发展”。[9]姆坎达维尔提出发展型国家不一定是威权型的，发展型国家应该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运行，这意味着，国家的所有活动都应以协商、辩论、多元化和问责制等民主原则来塑造。[10]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认为“非洲的发展型国家应具有包容性，并通過民主治理框架运作，以确保社会政治的包容性。这反过来又增强了国家及其机构的合法性，使国家在管理转型期发生争端时拥有更大的权力”。[11]

21世纪初，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和执政联盟埃革阵将“民主发展型国家”作为国家战略，决定在增强国家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巩固民主。梅莱斯在其手稿《死胡同和新开端》中阐述了民主发展型国家的蓝图。[12]他认为发展型国家包括意识形态和结构两方面，换言之，国家不但要对发展做出承诺，还应具有发展能力。在意识形态上，梅莱斯要求埃塞俄比亚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唯一目标（single mind）;在结构上，他强调能够贯彻执行经济政策的国家能力。无论在封建时代还是革命时代，埃塞俄比亚的治理文化都是威权式的，因此埃塞俄比亚选择“发展型国家”有足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