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搭建交流的平台，促进新闻人向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学习，既在宏观层面获得认识和理解公益与社会转型的基本思路，也在微观层面获得对具体的公益组织及其处境的深入理解，这将是进一步提升公益报道，促进公益传播的关键。

然而，我们所做的探索也有可能蕴含危机和挑战。

目前我们所做的事是希望通过一种跨界的方式来广泛地吸纳参与主体，促进融合和互动，进而发展出一条有效的公益生态链。在这样的探索上，它主要强调的是媒体的服务和倡导角色。这可能区别于我们新闻专业最为强调的客观观察和监督的角色。所以，厘清和分析媒体在公益事业发展中的角色至为关键，也是挑战。

首要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和区分媒体在一般性意义上的服务与倡导，与特殊意义上的服务与倡导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媒体的倡导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之分。作为一般性意义的服务和倡导角色，媒体的职能体现为给广泛的公益组织和人员提供政策解读、信息服务、拓展视野，提供交流和展示平台，倡导公益的精神，激发社会的爱心，培植公益文化等。但特殊意义的服务和倡导则不同，体现为为具体公益项目提供服务，甚至参与其中。

二者其实有很大分别，也存在矛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内在矛盾。我们的媒体人应该承担一般性的倡导角色，而不是承担特殊主义的倡导服务，与公益组织自身创办的倡导性的自媒体在角色和功能上加以区分。我认为，媒体在公益领域承担的倡导和服务应该局限于一般意义上，在承担特殊主义的倡导和服务时却需要格外小心，或者说应该尽量避免，因为它可能导致被工具化。

也许在公益人看来，公益与媒体的跨界合作将创造出新的公益天地。但对于媒体而言，这种与具体的特殊项目的参与相结合却具有被工具化的危险，而这种工具化在原则上可能与媒体在参与企业活动中被企业和任何其他权力主体的工具化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大家认为，公益组织尚属弱小，它与企业和资本不同，它并非权力主体，它与媒体的结合，只是因为某种向善的价值而天然地结合，即便工具化，它也有助于在今天中国严苛的环境下培育对社会而言有着显著的正向价值的公益事业。我个人也部分同意这种看法。然而，作为学者，我们仍然需要时时警惕这种被“特殊主义”工具化之后所带来的危险，这可能包括，公益项目一旦卷入具体的利益关联之后，将可能导致私利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

其次，媒体在发扬自己的倡导与服务角色的同时，可能导致对其另外两种角色即观察与监督角色的边缘化，而后者可能同样重要。媒体一旦行使特殊主义的服务和倡导角色时，可能会对其观察和监督角色构成潜在侵蚀。

扮演特殊性的服务角色往往使媒体和记者成为具体的公益活动的参与者，成为局内人，局内人的好处是有可能使得记者获得局内人的思考，避免外在的偏见，然而它的危害则是，它将使得媒体和记者无法超然于这一具体的公益项目之外获得更为客观的判断。尤其是，今天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在步履蹒跚地探索其职业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力量跃跃欲试，其实上述的种种问题已经开始涌现出来，监督的角色也许不可或缺。

第三，如果我们肯定新闻专业主义的一般性原则同样适用于公益领域，因而媒体仍然应该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观察者和监督者的话，我们将面对的挑战是，通过建立媒体与作为消息来源的公益人之间的组织化关系，是不是一种帮助实现媒体这一角色的最有效的方式？甚至，这种方式是否可能造成某些反向的后果？以这种组织化的，即使可能是虚拟的组织化的方式，建立“圈子文化”以及搭建伙伴关系的方式，来推动公益传播，是否最终一定对转型中国的公益事业有利？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反思。

正如有人认为，圈子文化，它一旦形成，既可能叫做共同体，由一群怀着共同的理想的人群组成，人们在此分享思想、感情和共同行动；但它也有可能叫做帮派，演变为一种利益关联、内部指向和形成对其成员强大规范的文化。我想我们同样要警惕后一种可能，尽管它离现在也许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