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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明代运河流经浙江、南直隶、山东、北直隶四省，贯穿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朱棣迁都之后，政治中心北移，庞大的皇室、宗亲、府部院衙门以及禁军之薪俸与开支，全赖运河河运供应。可以说，运河从此以后便成为明廷的生命补给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南北军事、交通，对沟通南北方之间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运河概况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江南地区水道虽然复杂，却比较容易行船，其运输的具体路线为：起于杭州候潮门，北行经武林，从双桥入崇德县境，经县治折北而东，过嘉兴府城壕，又折而迤北，会頔塘莺脰湖诸水，东出平望镇，湖州府运船由之运河。又北经九里石塘，绕吴江县现（吴江市）而北，松江运道由白蚬江西来，出呼鲤泾与运河合，入长洲界，又北经姑苏城，与至和塘运河相合，昆山、嘉定、太仓三处漕运由之。苏城之北为元和塘，常熟运船由之，俱会于永安桥，以出枫桥。运河由许墅关北行入无锡界，经县治而北抵五泻河口，与江阴运道相会。又西北经常州府城而西为西蠡河，与宜兴、溧阳之运船相会，截白鹤溪折北而为孟渎河口。运舟开时，遇夹冈浅阻，或北舟南还，京口闭筑，由此河出江而渡接扬州白塔河，此江南之间道也。运河越孟渎口而西行，为奔牛闸，又十里而为吕城闸，吕城之西为珥渎河，金坛县（现金坛市）运船由此出会于运河。又西北入丹阳境，贯城而西，北抵夹冈，入润州境。旧为夹冈隔绝江流不通舟楫，炀帝凿夹冈通之，今两崖壁立，故善崩溃。经镇江北出京口闸，总为里七百二十有奇，江南运舟由此渡江，入瓜州闸抵淮，而上京师。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运船所经历的地形也是千差万别。首先是江南地区河渠集中、水网密布，同时又距码头较近，尤利于船舶航行。不过从江南各府地理位置来看，除杭州作为河道起点外，松江府因僻在东隅，转运较他府艰辛，且距北京最为遥远，其次为湖州、嘉兴、苏州、常州等地。

船只由南至北经历的首个重要航道即为瓜州、仪真运道。史载：“漕粮除山东、河南二省，庐、凤二府，徐州一州，不由南河外，其余湖广、江西、浙江三省，并江南苏、松、常、镇、宁国、太平、池州、安庆、江宁等府，广德一州，并白粮运艘，俱进瓜、仪二闸，由扬州、淮安涉及黄险入清口，由中河入泇河，过济、浮卫达天津，抵潞湾，交纳京庾边仓。而瓜仪清口实为运道咽喉焉。”由于地势的差异，为了进入运河，船只至此地首先需卸下货物，由苦力将货物溯着运河运到岸上。然后再用绞盘把船只拖入运河，此过程曾一度耗时甚长、惊险至极，起若凌空，投若入井。财废船坏，不可胜算。后经不断改善才略有好转。在经历过瓜仪航道的惊险后，船只就会进入到扬州高宝运道，而破损的运船会在这里得以修复，之后它们就可以驶进较为平稳的淮河运道了。

运船继续北行进入到黄河运段，它们不得不越过运河中最为险峻之处——“徐吕二洪”。徐州洪距徐州仅百步之遥，故又名百步洪;吕梁洪在徐州东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徐吕二洪均为运河要害之处，其两旁水底乱石、巉岩峭立，有起来而高耸者，有伏而森列者。河流盘折至此开岸，豁然奔放，怒气喷风，声如万雷，过者心悸神怖，间有覆舟之险。同時此地需力役百余人，循两岸牵路，以竹索缚舟，逆挽而上，险要急流之处还需“十牛之力，然后可挽而上”，有时甚至“河溢洪溜，牛不可支”。正因为如此，明廷也对二洪治理煞费苦心，《续文献通考》记载：“按二洪必自黄河而流始大。正统戊辰，河决荥泽孙家渡，南徙冲张秋镇，二洪仅受闸河之水，不可以舟，乃议从河南怀庆府武陵县导沁水下入梁靖口以济二洪。正统初，参将汤节因洪水浅急、数损运舟，议于洪筑堰，遏水尽归。月河徐州洪则于南口，吕梁洪则于上、下二口各建闸，积水以行舟，未几闸废。迄今天旱水涩，即筑拦河坝遏流入内洪，亦建闸遗意也。顾水势日浅涩，至嘉靖甲午春，二洪几不通舟。是年秋，黄河决夏邑，经萧县城南，以合梁靖之流，出小浮桥，二洪遂得济。即今梁靖之流亦甚微，而萧县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狭通，塞靡常然，则建闸之法不可不预讲也。或曰二洪之后，皆可开月河以建闸，如月河各以石砌坚而修，闸以时启闭，盛则由洪，涩则由闸，亦永久之利也。如是则二洪之险失矣，但山脉皆坚石所费良不赀尔。二洪役夫必藉险以规利。考役夫岁费二万缗，如出数岁之费以凿之，亦一计也。”

当运船进入到运河山东水系时，主要是以泗河、洸河与汶河为运河河运的重要水量来源，同时要依靠“四大水柜”，即安山、南旺、马场、昭阳等四湖，此四湖调节闸漕两岸诸水系——汶、洸、泗、沙诸河之河水，以维护此段运道的通行，故湖泊能否发挥蓄、泄功能，影响开闸航运甚巨。不过在此地又经常会发生旧泉干涸，行船沿道浅阻的现象，而且此一带有的闸坝因闸座稠密、河道狭浅，一旦漕船辐辏，难免发生拥堵阻截的现象。之后船只行进卫漕，再历白漕，驶入大通河（潞河湾），由大通桥转水路运输为陆路输挽，到达通州。运船待到回程之际，若稍有耽搁，运河就会被冰封，若想返航只能等到翌年开河之后。单就运河行程而言，此段旅途可谓漫长而又艰辛，其在旅途困难程度于此便略知一二。

明代运河闸关税费

运船在行驶过“江南间道”之后，船闸水坝开始逐渐增多，这是由于明代漕河上为节蓄河水，除湖漕之南、北两端，及浙漕之北端仍使用车船坝外，其余皆设置船闸。同时漕河的水位高于长江水位，为维持河道水深以供运船通行，必须在落差较为明显之处建立闸坝予以蓄水并防止河水倾斜。船闸皆有闸官管理，而闸官并无品级并附属于各地州县。一般情况下，基本是一闸一官，但闸与闸之间若距离相近，且事务多有相连，也可一官兼理数闸。而地理位置重要的闸坝，如“通惠河之庆丰等五闸，汶上之南旺上、下二闸，济宁之天井闸，沛县之沽头上、中、下三闸”，设置专职的工部主事，“至于临清之南板、新开二闸，清江浦之新庄等五闸，瓜、仪之拦潮等六闸”虽然也是十分重要，但这些地方均有工部主事负责其他事务，故不另设主事管理。但是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国家自永乐至嘉靖年间，先后增置（闸坝）者二十余而减水，月河通湖诸闸不与焉，然岁久变迁，有名存而实亡者矣。”可见明廷虽设置闸官管理，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而运船每过洪闸必须雇用民夫进行牵引方能前行，因运船多为逆流挽运，所以有时会用到飞索绞盘，真可谓“难于上青天”。而明代运河号称有三洪、五十四闸，而要经过每道洪闸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明万历年间礼科给事中陆树德曾对此有所统计：民运每过一洪，用银十余两，过一闸，用银五六钱。所过三洪、五十余闸，其费用不难想见。

此外，运河周边很多城镇因为水运交通发达而迅速繁荣，其中有不少已成为各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明廷在运河上商旅云集之地设立钞关，后虽几经增废，仍在运河之上保留了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关（苏州）、杭州等关卡征收船钞税，税额则根据船只载货量与船程而定。各关津对运船征税数额颇为不菲，以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浙江省嘉兴府和湖州府关税为例，嘉兴府经过关津五处，每船纳钞银：苏州浒墅钞关一两六钱，扬州钞关一两五钱，淮安钞关一两六钱，临清钞关一两八钱，带砖二百四十块，领砖纳砖银七两，河西务钞关一两六钱，共一千一百六十二两七钱。而这还仅是正规税费明细，未包含各地钞关公然对运船敲诈滥收。

除上述闸坝、关津之外，各处衙门也要在运河河运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运船受到如此众多的机构管辖，所通一处自是一费。明万历年间，浙江巡抚方大镇通过对解户的调查，将含有附加值的税费进行大致统计：自南而北，有浒墅钞关纳料之税，有扬州钞关验契之税，有淮安工部板闸纳钞之税，有清江浦户部纳钞之税，工部抽革之税，有徐州户部报舱口之税，普宁店之税，有临清纳钞纳公堂之税，有广安店之税，有工部领砖之税，有丁字沽皇店之税，巡检司追纳底载之税，计每船费银七十余两，而临清一关尤甚。真可谓一路行来，处处皆有留难。

明廷为何选择河运

明代运解方式采用水路运输，可以说是当时最为合适的运输方式。明代中期时的经济名臣丘浚在其名著《大学衍义补》中，对当时几种运解方式进行了精当的分析：“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而在古代中国，“仁”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儒家理念深入士人之心，如肆意违背，国家地位的正统性就会受到质疑，所以这种理念必须得到应有的贯彻，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一些国家实际利益来树立坚守这种理念，而居于实效地位的财政问题其核心价值也多屈从于道德的考量。海运有漂溺之患，运船时常倾覆，水脚运夫难有生命保证，正是违反了这一理念。而放弃陆路无疑是从运输成本考虑，况且水上运输比陆上运输更加容易，度量距离时往往不用实际里程而用运输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