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殖民写作曾经是香港中生代作家黄碧云惯常使用的创作視角，她以“为了温柔的暴烈”的抗议姿态为受双重宰制的殖民地香港女性发声。经过7年的沉潜，复出香港文坛步入理智之年的黄碧云出现明显的非虚构转向，以跟踪采访、实地调查、资料档案为基础，以介入性的写作姿态关注香港无声的底层，以及日益尖锐化的青年问题，创作长篇非虚构小说《烈佬传》与《卢麒之死》。借由非虚构文学的社会承担以及对香港本土价值的重新思考，黄碧云走出了后殖民写作，实践其“有重量的自由”之文学信仰。然而，由于文学纯粹性以及风格化的追求，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介入意识及其小说的公共性也是有限度的。

关键词：走出后殖民;黄碧云;非虚构

中图分类号：I209.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2-0031-10

引 言

“非虚构”写作近年来在中国内地文坛受到高度关注，作品影响力已经溢出文学界，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主流报纸期刊的访谈、学术专栏的讨论之热已经无需在此处赘述。而世界范围内非虚构写作也受到高度肯定，2015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即为晚近一例，“她的复调作品是对我们时代的磨难与勇气的纪念”（颁奖词） 。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新闻记者出身，善于以长期追踪采访当事人来记录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曾获1999年法国国家电台“世界见证人”奖。蛰伏多年同为新闻记者出身的香港作家黄碧云近年的小说创作也出现明显的非虚构转向。黄碧云的转向当然不是趋新趋热的结果，但以偏居中国/世界“边缘”的香港，一个成名已久已步入理智之年却依然怀有写作理想和文学担当的作家，是如何实践其“有重量的自由”的文学信仰，她的非虚构转向是否有其香港的在地视角以及作家自身内在的写作逻辑呢？这是本文思考的起点。

凌逾《重构中西文化因子——从非虚构的虚构看文学大势：论<烈佬传>》，《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一文，从《烈佬传》蕴含的中西文化因子出发，论及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本文立足香港社会、历史情境，结合新作《卢麒之死》论黄碧云非虚构转向的本土性思考。

从小说体报道文学《烈佬传》（2012）到长篇非虚构小说《卢麒之死》（2018），黄碧云还原一个香港法律记者的初始身份。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黄碧云小说的创作转向是明晰的。此前，黄碧云以《后殖民志》（2003）《小写之可能》（2004）作为告别仪式，对自己的写作/发声的位置和姿态进行了某种精神清理，并以长达7年的封笔（正好对应作者为写作《烈佬传》进行的从访问收集资料到完稿的时间）寻找下一个出发的位置。发表于2011年的《末日酒店》看似很后殖民，实则如黄念欣解读“黄碧云要说的不是后殖民或本土性，早就不是了。诚如她为本届香港书展所设定的演讲题目，她关心的是‘小说语言的隐密’。”黄念欣：《末日之后、若寄浮生——笔记黄碧云<末日酒店>》，《信报》2011年7月9日。《末日酒店》可以归到黄碧云“隐秘”回归香港文坛的“直觉”试笔，是“以小说来写诗”。她用作开首的“他们已经忘记我了，和那间107号房间。”是随性写来，但也隐含着诏告读者熟悉而陌生的黄碧云回来了。黄碧云2011年在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黄碧云——小说语言的隐秘”。写在《烈佬传》和《卢麒之死》之间的《微喜重行》（2014）尽管没有强调非虚构，但也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书的封底上写着：“微喜将她写过的，再写一次。你将我视作微喜，亦无不可。这是我写给我哥哥的遗书。”作者本人在演讲时亦强调“《微喜重行》是我写给哥哥的一封遗书，也是我人生的总结”。梁静：《只要有自己生活的质感 即便湮没于人海，也一样活得丰盛》，《新快报》2014年7月23日。《烈佬传》和《卢麒之死》可谓黄碧云归来“大做文章”的非虚构之举，《烈佬传》获得2014年第五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卢麒之死》可供研究的空间也很大，只是由于刚刚发表，回响争鸣的声音尚未发出。故而本文以此二著为中心，探讨黄碧云小说的非虚构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呼应了2003、2004年黄碧云的告别之辞，走出了后殖民写作。

一 “走出后殖民”的书写姿态

后殖民主义是论述权力的转移。后殖民写作是论述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一种抗议写作，它将自己定位为弱者。走出后殖民写作，意味着写作姿态与发声位置的调整。就作者的写作姿态而言，一方面作者不以自己为弱者去逆写、颠覆、改写。另一方面，警惕从弱者逆转为强者的“凝视”，“如果弱者和少数人被界定为弱者和少数人，当他们有了弱和小的身份以后，最弱最小最无聊的都可以成为大”。引自黄碧云于2004年7月4日于中央图书馆说的“小写之可能”讲座，后发表于《明报》2004年7月11日。黄碧云先期以极端个性化的暴烈残酷炫技般的“怨女”写作确立其“扬眉女子”的香港文坛身份。为何要替女子扬眉发声？黄碧云如是说：“女子和殖民地居民，同样是客体、是他者，在历史和知识论述之中，静默无声。”黄碧云：《后殖民志》，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6页。然而，内部的性别宰制使殖民地男女无法结盟。殖民地女子遭到内外的“双重宰制”——“那个操的国度，操的语言，从来不属于我们。那是一个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语言国度。被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他者，可以是黑大陆，可以是‘处女地’，可以是女子───殖民地是女子”;黄碧云：《后殖民志》，第19页。“殖民地子民──连殖民地子民这么委屈的身分，都是传男不传女的。殖民地子民愤怒了：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将我们女性化、矮化、儿化、无知化、无力化。对这些屈辱的殖民地子民来说，女性和矮、儿、无知、无力，意义一样，都伤害了他们高贵的自尊。他们的高贵自尊里面，只有他们自己，知识分子，男性，专业人士，一家之主;工人、无产者、同性恋者、伤残者、女性、异教徒、儿童，都没有份儿，他们不知道她/他们的存在──后殖民论述，原来没有联合阵线的。各人自求多福。”黄碧云：《后殖民志》，第20页。“后殖民思维有没有女性的语言？”黄碧云曾经找到了后殖民思维中的女性语言即——为了温柔而暴烈，“温柔与暴烈，并非装饰性美文，修辞学的对比。我讨厌装饰性美文。温柔与暴烈的意思是，如何以温柔去包围暴烈。不是征服，是包围。不是操，是满足。”黄碧云：《后殖民志》，第22页。黄碧云试图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结盟，将帝国与男性他者化，以期达到对殖民地女性“双重否定”的“双重抗议”“双重改写”。这种抗议写作集大成者为《烈女图》（1999）——“从世纪初的残酷，到世纪末的狂欢，香港女子的百年故事，一切都指向孤寂，最具代表的命运之书。”智慧田系列之012《烈女图》推荐语，《后殖民志》，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