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的写作立场 摘 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位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写作的作家，他一直坚守着民间立场，为农村和农民做贡献。作为二十世纪大众化文学的领军者，他对农村和农民命运的关心都在其小说中有所体现，一生都致力于为农民而写作，恪守民间立场。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作品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也由此确立了“赵树理方向”。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证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其一是赵树理小说的民间叙事内容，这个方面主要从赵树理对农村状况的真实描写和对农民文化的基本认同两方面来阐释，其中用赵树理的代表小说和将他与另一位抒写农民的作家鲁迅进行对比，来说明他的民间立场的真实性。其二是赵树理小说的民间叙事艺术，主要从小说的口语化特征、故事化特征和大团圆结局等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论证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将其与同时代作家孙犁在语言运用方面进行了比较，进一步说明赵树理的民间立场。。

　关键词：赵树理 民间立场 农民文化 大团圆结局 引言 鲁迅是第一位在作品中把农民当作核心人物来描写的，但是真正意义上为农民写作，始终把农民放在第一位的只有赵树理。尽管赵树理时代已经距离我们半个世纪，对他的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具有颇多争议，但无法否认的是，从他的小说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处处为民的用心。赵树理一生倡导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为广大劳动人民写作，反映社会现实，这不仅影响了后世作家，对当今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民间是指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的一个现实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和国家的概念相对，在国家权力中心以及它的主流文化的边缘存在和发展。“民间立场是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形态对人生、生活乃至世界所进行的民间性整体关照”。[1] 这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赵树理作品所体现的民间立场，他的立场立足于农民生活的实际利益，主要描写农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具有务实性的特点。他本身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中的各种事情都了如指掌，对农民的喜恶 也十分通透，了解农民的需要，与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情结，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农民情结，又恰逢适应时代政治的需要，他提笔为农民写作，成为党和农村联系的重要枢纽。他的小说情节就是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好与坏、善与恶都被反映出来，也反映了农民的价值观念的变迁。

　在赵树理的价值观念中，农民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农民文化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他一直用自己的小说内容证明自己的民间立场，也用自己的创作向党反映农民的心声，缩短了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他的民间立场对当今时代也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此，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始终屹立着丰碑，为后世所景仰。

　赵树理小说的民间叙事内容 （一）农民生活状况的现实描述 赵树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度过，对农民和农村状况了解的十分透彻，周扬曾说过：“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2]赵树理常年与民众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农村，与人民群众一起吃住，甚至是在一同劳作。赵树理一直坚信只有自己融入农民群众，与他们过同样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日常，才能真正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才能更了解他们，才能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人物、情节、结果的原型。赵树理在下乡工作中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来做的。正是因为他长期参加农村各种实践活动，赵树理的每一本著作几乎都是以农村生活生产实践为原型而创做出来的。

　例如在《邪不压正》这本书中，主要是描写土地改革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小宝和软英的恋爱故事为线索，其中穿插着刘锡元、小旦、小昌等人的一系列故事情节，其中小旦和小昌才是

　这篇文章的主要人物。小旦是一个典型的地痞无赖，他唯利是图，凭借着为地主办事，干各种欺压农民的坏事，他胁迫聚财同意软英和比软英大十五岁的刘忠结婚，但是当下河村解放之后，他就立马帮助共产党揪出了大地主刘锡元，此后便成了积极分子，混进了干部班子中，还因此获得一大笔财物，后来他看到干部小昌是农会主席，有权有势，就投靠小昌，并帮助小昌强迫软英嫁给小昌十四五岁的儿子。但后来小昌和小旦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软英和小宝也最终有了好的结局。小昌这个人物就是当时典型的有权有势后就变坏的干部代表，在他当权后没有听上级领导的指示，在土地改革中侵犯中农的权益，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还用一些不实理由来强迫软英与自己未成年儿子结婚，逼迫聚财一家同意。但最终邪不压正，上级领导为农民百姓们做主，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矛盾，实现了大团圆结局。

　《邪不压正》中的故事情节正是当时土改运动中的真实写照，虽然封建势力受到削弱，但其威力还未消失。部分贫农在分果实中得到了不少好处，部分积极分子和干部也在这过程中占了便宜，但还有一部分贫农被忘却了，什么都没分到，依然过着贫苦的生活。一些由农民翻了身成为干部却不作为，只干损人利己的事，将农民利益置之度外，嘴里宣传着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实际的生产实践中，却是“假民主”，另一方面，农民自身也有局限性，老一辈的农民都觉得当一个老老实实的本分人，不招惹权贵，安分守己，就算吃点亏也就认了，只有极少数新生力量会站出来替百姓说话，敢于与权势作斗争，但最终党的领导干部会惩恶扬善，为民做主。首先，他把自己当做是农民中的一员，从农民的视野、立场和价值观念出发，这种故事情节和大团圆结局都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是农民心之所向的，赵树理深刻地了解农民大众的阅读心理，也知道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赵树理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党的新政策的宣传者，他说过：

　“不论是搞创作还是做组织领导工作，首先都得要求自己、要求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3]所以，在赵树理心里，他是把干部为民服务作为第一要务来看待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自身定位，让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断强化，并写出了许多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小说。也由此凸显了他的民间文化立场。

　鲁迅和赵树理是不同历史时期，抒写农民题材小说的两座高峰，从他们的小说中，可以看出二者的个性差异。鲁迅是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写农民的，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对农民不幸的命运感到悲哀，但同时又为他们不争气感到愤慨，用这样的情绪来审视农民，而赵树理则是作为农民来写作的，是完全站在农民的立场、角度来发声的。鲁迅在写农民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时代因素，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距离，并不是平等的关系，在他的小说中，始终呈现的是乡村的落后和愚昧。例如在《故乡》一文中，鲁迅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4] 作者多年生活在都市，习惯了都市的喧嚣与繁华，阔别多年的故乡与之相比，显得分外荒凉、萧条，“没有一些活气”更是显示出旧的乡村已经如同“死亡”村落，难以改变。

　赵树理不同的是，他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去表达、去诉说农民自身，消弭了作家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赵树理写作就是写眼下农民们正经历的事，这都是农民可以理解的，他曾说过：“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5]他将中国传统道德作为是非善恶标准，这与农民的标准是契合的。《小二黑结婚》一文里对三仙姑的描写，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三仙姑这个人物是嘲讽的，因为三仙姑违背了中国传统道德，不符合当时的生活逻辑。如果三仙姑在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作家笔下，将会把她塑造成一位被封建专制统治的受害者，是令人同情与怜悯的，但在赵树理的笔下，她的形象是滑稽可笑的，这与农民的审美观念不谋而合。赵树理与鲁迅虽然都是描写乡村和农民的巨人，但各自的立场、视角却不尽相同。相比之下，赵树理对农村的描写更贴近农民生活，更

　与农民的生存状况相契合，他笔下的农村才是最本真、最原始的，因此，他当之无愧“农民代言人”这个身份。

　（二）对农民文化的基本认同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对于农民和乡村内容描写的作家和作品数不胜数，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态度。作家在创作时也相应的为自己所写的文化代言。在这类创作中，作者们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为中国农民社会与文化代言的角色，因此，我们把它称为“农民文化小说”。[6]赵树理是农民文化小说的开拓者，在他的小说文本中，隐含的自我定位是“农民立场”,是“农民中的一员”，他与“五四小说”那些作家不同，不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察和审视农村，立足于揭示乡村的愚昧，批判乡村的丑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站在农民的角度，从农民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出发，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的观照，采取基本认同的态度。他对农民文化的基本认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顺从质朴的农民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 对于大多数受过自由民主思想洗礼过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他们对乡村文化中的某些相对落后的观念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但赵树理与他们不同，我们在赵树理的作品中，看到的是对农民质朴文化的客观再现，甚至是赞同，例如在《小二黑结婚》一文中，从赵树理对三仙姑的衣着打扮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三仙姑这个人物形象是持讽刺意味的，这与农民思想观念是一致的。文中这样写到：“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五十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7]很显然，作者这样的描写，完全是站在农民的审美观念的基础上的。许多学者对赵树理这一观点进行批评，一些认为四十多岁的女性衣着光鲜、爱好打扮是普遍现象，还有一些认为三仙姑是追求女性解放，是进步性的表现。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术批评有其道理，但是，赵树理就是赵树理，有其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这种立场和观点正是 20 世纪中期乡村的真实写照，如果不这样写，何谈站在农民的角度写作呢？ 2 赞扬具有进步意义的乡土精神 对于农民文化来说，热爱劳动与质朴就是最具进步意义和价值的乡土精神。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许多具有乡土精神的角色，例如以李有才为代表的人物则体现了不畏艰苦、开朗豁达的精神；以小二黑、小芹、铁锁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则表现出追求自由、驱恶扬善的精神。赵树理对这些乡土精神的赞美和歌颂，都体现出他对农民文化的肯定，也能从中感受到赵树理对农民的真挚情感。同样是在对农村和农民的描写，鲁迅却是不一样的。鲁迅对农村和农民也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和关心，但他是站在群众之外的，脱离群众的视野的，他笔下的农民是病态的、愚昧的，这与鲁迅的出身、居高临下的启蒙思想是息息相关的。正因为如此，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和农村在其他作者笔下是找不到的。

　3 肯定农民对善美恶丑的价值判断 农民对善美丑恶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就自身利益是否受到侵犯而做出的。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对于这一价值判断也是认可的。究其本质而言，他的小说创作的目的就是帮助农村解决现实问题，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纵观赵树理的作品，其内容都是重在批判在社会变革中各种危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例如《邪不压正》中，就是重点描写有权有势的干部和地痞流氓，同时又想说明遭受冤枉的贫民是何感想，因此，在文中对小旦、小昌、聚财等人的描写相对突出一些。又如《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减租减息运动，其中一些农民逐渐觉醒，开始联合起来反抗欺压，但小说却重在描写各种危害农民的人物，如：狡猾地主阎恒元和其爪牙，腐败的青年干部陈小元，还有一些主观主义干部等，赵树理曾说过：“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做法”。[8]这正体现了赵树理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做出的价值判断，他所有的写作动机，无不体现出

　对农民切身利益的高度关注。

　赵树理小说的民间叙事艺术 （一）对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自觉追求 赵树理从小深受民间艺术的影响，“八岁学会打上党戏的梆子，十五岁就会打鼓板”，[9]“戏台上的乐器件件可以顶一手；他听了说书就能自己说，看了把戏就能自己耍。他能一个人打动鼓、钱、锣、漩四样乐器，而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10]他将这些民间艺术形式烂熟于心，并将话剧、鼓词、相声、寓言等充分运用在自己的文本中，形成了农民喜闻乐见的“文摊文学”。比如，《李有才板话》一文中，共有十三段快板，其中有一段是对腐败的青年干部陈小元的描写：“陈小元，坏的快，当了主任耍气派；改了穿，换了戴，坐在庙上下不来；不担水，不割柴，蹄蹄爪爪不想抬；锄个地，也派差，逼着邻居当奴才。”[11]这一段快板，幽默诙谐地讽刺了陈小元的形象，农民出身的陈小元在成为干部之后摆领导架子，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赵树理借李友才之口表达了对欺压农民的干部的强烈不满，具有强烈的批评与讽刺意味。

　赵树理用快板这样的艺术形式写文章，是因为快板形式灵活、简单易行，朗朗上口，妙趣横生，与此同时，快板又贴近农民生活，便于传播，无论是赞颂还是讽刺，都随心所欲，广受农民群众欢迎，极具民间气息。

　赵树理经常去农村，知道。农民们喜欢文化娱乐，但是他却没有多少机会欣赏，赵树理以前认为，他只是一个写小说的，群众能听懂、看懂就行，因此，在组织语言结构上面，就只要求一般识字的农民一看就懂，不识字的农民一听就懂。但后来，赵树理明白了，农民买书的机会都很少，而正好晋东南地区的人民有赏戏的习惯，这就成了为农民服务的一个很好的形式，也正好能起到宣传的作用。

　（二）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 口语化特征也是其立场的表现之一。周扬曾说过：“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的叙述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12]郭沫若也称赞赵树理小说“最成功的是语言。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13]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叙述人的语言，都用的是地道的口语，但他是对农民日常语言加工改造的结果，并不是照搬原话。赵树理充分吸收农民语言中的精华，摒弃糟粕，如将一些俗语、绰号和农民们常说的一些惯用语吸收进自己的小说里，而将一些不具有传播性的方言则进行了摒弃。

　将赵树理与同时期的农民作家孙犁相比，赵树理小说的口语化特征尤为突出。孙犁认为，文学语言应该是文学语言应该是复杂的，不能让人一眼看明白的，因此，应当于平常的直白中蕴含有深意，朗朗上口的同时又让人感到有回转之感，于细节编排的同时又应该让文章构造灵活。总之，每一句，每一段都应该千锤百炼，认真经营，严谨流畅，让他人和自己都满意。这在其小说《荷花淀》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比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他用经过千锤百炼的言语将荷花比作亭亭少女，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莲花薄雾弥漫下的幽莲盛放图。而赵树理则是用质朴无华、通俗易懂的农民语言来讲故事，比如在《孟祥英翻身》中，这样写到：“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生动形象的表现了旧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被人践踏、任人宰割的命运；又如《小二黑结婚》中对三仙姑的描写：“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就这简单的两句话，形象生动由令人忍俊不禁，将三仙姑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赵树理在运用方言时十分谨慎，他所运用的方言都十分简单，让不属于这个方言区的人看了也能明白其中的含义。所以，他所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少用方言，如果非要用，必须简明易懂。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中所用过的方言如：捞饭、死受、团弄、打哈哈等都是山西方言，由于这些方言都比较形象生动，因此人们阅读时很容易理解其意思，并且让文章趣味十足，充满乡土气息。

　赵树理小说语言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喜欢使用绰号。我们不难发现，在赵树理的许多小说中，几乎都使用了绰号。比如，三仙姑、常有理、小腿疼、气不死、一阵风、能不够等等。赵树理认为，绰号是一个人的标志，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很容易被读者记住，再次，绰号在农村生活中十分常见，常常是一个人的代名词，也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绰号不仅简洁容易记住，并且它是农民智慧的结晶。例如“三仙姑”这个绰号，就有一定的来历，三仙姑一名是源于一个叫做“满街香”的妇女，满街香是一个十分浪荡的人，喜欢涂脂抹粉，只要是男性去她家，无论长幼，都“热情”招待，男女关系不清。满街香与三仙姑的性格特点十分相似，赵树理便依据此给那些装神弄鬼，勾引男性的风流妇女冠以“三仙姑”的绰号，也十分形象的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为何赵树理善将口语化的语言写入他的小说呢？在他创作之初并不是如此，而是采用的五四欧化体。这还是源于一次他将他用欧化体语言写的小说读给父亲，但他父亲毫无兴趣，偶尔用欧化体语言与乡亲谈话，乡亲们却觉得他咬文嚼字，甚至在背后议论他。这让他不得不深思原因，最终，他认识到五四欧化体语言是知识分子语言，与老百姓的大众化语言大相径庭。而他是为农民写作，不是知识分子，所以理所应当的要运用通俗易懂的农民语言。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被农民接受和认可。赵树理在小说中十分熟练的运用农民口语，这与他后天在农村中成长是有很大关系的。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从小接触的语言就是农民语言，并且他善于从广大群众的谈话中吸取农村语言精华，从群众的口里听来、学来，又运用进自己的小说里，服务于农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位以农民心态进入农村，并且自觉追求农民语言的作家，正是这些经历与修炼才成就了他小说文本里的那种独具艺术魅力的农民语言，也使赵树理成为真正的文艺大众化工作者。

　（三）小说的故事化特征 赵树理的小说还表现出明显的故事化特征。自古以来，中国小说就善于讲故事，这种故事化的特征也正是农民群众喜欢小说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赵树理又懂得现代小说的那些进步的叙事技巧，因此，他在迎合农民的审美习惯，保证他们能读懂的情况下，将现代小说进步的叙事手法进行吸收。这就将传统小说的故事化叙事和现代小说的故事化叙事融合在了一起，实现了艺术性和通俗性的统一。

　“入话”式开头是赵树理创造性的运用古代说书的结果，“入话”本来指说书人在正式开讲之前为了稳定场内秩序而讲的一小段故事。赵树理将其作为小说的开头，不仅能表达与小说相关的内容，还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例如，在《小二黑结婚》一文中，作者一开头就讲了“不宜栽种”和“米烂了”两个小故事，这不仅可以当做是独立于正文之外用来吸引读者的内容，同时又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代表人物由小故事引出来了，也交代了这二人的性格特点。接下来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文章的主人公小二黑、小芹等人。赵树理用这样的开头不仅为自己的小说增添了亮点，而且这符合农民式阅读习惯，增进了与农民阅读的距离。

　赵树理对现代小说故事化叙事的吸收体现在以小见大，凭借某一方面入手，由此及彼，展开叙述。比如在《锻炼锻炼》一文中，开篇就写的是一张大字报，而这张大字报是杨小四写给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就通过这张大字报，清楚地介绍了小说的大致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不论赵树理用怎样的叙述方式，怎样开头、怎样结尾，其核心是不变的，那就是以农民能够听懂读懂为核心，能让农民自觉进入故事为关键。

　为了使故事能够更加连贯，赵树理巧用线索，使故事的发展一环套一环，紧密相连，用故事

　推动故事，情节推动情节，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按照时间顺序、矛盾线索依次循序渐进，张弛有度，极具戏剧性。如《小二黑结婚》中就是以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为线索；《邪不压正》就是以软英和小宝的恋爱为线索。

　总之，赵树理的通俗化、故事化叙事艺术是独具特色的，既不同于传统小说也异于五四现代小说。这一切都根植于以农民百姓为“听”“读”的核心对象，充分体现出赵树理以农民审美观念为主的创作理念。

　（四）对大团圆结局的坚守 解放区文学普遍存在的一个共性就是在结局往往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邪不压正，遇到一系列艰难困苦后也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这是当时的文学创作的普遍特征，赵树理作为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家，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种大团圆结局十分明显，比如在《小二黑结婚》中，其故事原型本是悲剧性结局，现实中的小二黑因与小芹自由恋爱，引起同为追求小芹的村长的不满，从而被村长等人以腐化的罪名斗争进而打死，并将他伪装成上吊自杀，小芹也远嫁他乡。但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他将故事塑造成大团圆结局，小芹和小二黑历经重重封建思想的阻拦，冲破了传统的婚姻观念，自由恋爱，并最终实现了婚姻自主。这不仅冲破了当时旧的传统婚姻观念，也向农民灌输了阶级斗争意识，更是符合了农民的审美习惯。又再如《邪不压正》中软英和小宝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和领导干部的威胁，没有委曲求全，而是奋起反抗，没有向恶势力屈服，最终两人实现了自由恋爱。这种大团圆结局在赵树理以及众多解放区作家的文章中都十分常见，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创作的时代环境 任何作家的作品必然和当时所处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打上时代的印记。1942 年毛主席就明确提出文学艺术必须为百姓服务，革命要有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才能成功。文学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作为革命联系群众的纽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必须鼓舞士气、充满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因此，赵树理作为一位为农民写作的解放区作家，只有写出圆满的大团圆结局是作品才能鼓舞人心，达到宣传的目的。正是如此，赵树理作品深深的打上了“圆满”的时代烙印。

　2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稳定统一的民族性格，即乐观向上，相信因果报应。这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中国人都喜欢“梁祝”的结局，虽然生前无法在一起，但是死后双双化蝶，在另一个世界实现圆满的结局。人们在读作品时，总希望能够伸张正义，打倒邪恶，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审美心理。因此，在急需振奋人心、充满向上的解放战争年代，文学作品必然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局。

　3 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 陕北农民不像知识分子整日在遮风避雨的屋檐下工作，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他们没有多少闲暇和能力来欣赏诗歌散文的优美意蕴，他们所能接受的就是通俗的、简明易懂的作品，大团圆结局不仅能够满足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大团圆结局一方面能够宣传党的新政策，让党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大团圆结局能够让人民群众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也能激发人民群众生活的斗志，圆满成功的结局是农民心之所向的，符合农民的审美形式。

　结语 赵树理在农村与群众休戚与共几十年，早已把自己当作其中一员。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为自己的创作寻找素材，更是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途径，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摆脱贫困落后的生活。因此，他为农村代言，每当有新的政策，他都会积极告知农民，若是对农民有益，他会为农民感到欣慰，若是政策失误，让农民利益受损，他就会替农民打抱不平。他能切身地

　体会到农民生活的不易与艰辛，因此，在他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担心的是群众生活得如何。正是这样一心为民的赵树理，一生坚守着民间立场，一生当农民代言人，一生为农民做贡献。

　赵树理一生致力于为农民写作，这一独特的立场对中国的新文学发展有着突出贡献。如今重提赵树理，是因为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赵树理的一生都与农民紧密联系，以农民的利益为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书写故土的作家并不少见，但是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却少之又少，可以说，赵树理是第一位生长于农村、为农民服务、切实关心农民命运的作家。

　赵树理对农民和农村所做出的关心和努力是当今社会应当提倡和效仿的。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重视农民和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国家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精准扶贫等等都体现了国家重视三农问题。这些是赵树理生前就期盼的，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当今时代需要像赵树理一样的人物，像他那样关切农村，了解农民，能够以农民的需要为准则，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为农民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心甘情愿当农民社会的代言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人民需要赵树理，社会需要赵树理，时代需要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