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晚清满汉政争与中国政治走向》

　　摘要：清沿明制，清王朝入关后迅速把明朝时已比较完备的内阁六部九卿制化为己用，并且后来不断完善发展，可是终清一朝，唯独两点不曾改变过其一是政府组织的满汉双轨制，其二是军事组织的八旗驻防。[1](p43)这主要的原因是清朝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对汉人存在深深的不信任感，这点在我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中都存在，可是在清代却是把部族政治发挥到极致的，满洲人在国家权力的各个方面均处于主导地位，可同时入主中原之后八旗子弟的腐化速度却也够快，满人强悍之气已失，蒙昧之性未改。[2](p76)以至于等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已不堪一击，清王朝不得不起用汉族官僚曾胡左李等人外攘蛮夷内平叛乱，自此汉族官僚势力迅速上升满汉矛盾也急剧上升，等到戊戌变法之后则已激化，待到清末立宪汉族士绅的数次请愿被拒绝后已经不可调和，而清王朝的末日也不远了

　　关键字：晚清满汉矛盾政治斗争

　　引言：

　　满洲以刚柔兼济利用和驯服汉人而盛，然有清一代满汉合作始终缺乏互信和平等，汉人始终处于绝对的政治弱势，满汉畛域严密。究其根源，在于内化于历代清帝心中的崇满抑汉、以满驭汉之祖制，清廷对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数万万汉人始终加以猜忌和防范。[3](p3)

　　一、太平天国战争之前的满汉关系

　　八旗子弟以武力征服汉族入主中原过程中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无情，亦有圈地圈人并颁布逃人法的残酷，故清初的满汉矛盾十分尖锐，南方有天地会等汉族反清势力，台湾有郑氏家族的反清势力。这种形势直到爱新觉罗玄烨即位推行一系列与民生息的仁政和消弭满汉矛盾的举措之后才缓和下来。而康熙皇帝平三番时，八旗子弟已难堪大用了，主要就要靠汉人绿营兵了。康雍乾三世多颁行弥合汉满的措施，可是汉满矛盾并未真正得到弥合，只是成为一种潜流，这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矛盾缓和为前提的，而清王朝恰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可能性极小，所以满汉矛盾的缓和不会持续太久的时间。可是康乾盛世刚一结束，嘉道年间，白莲教、天理教等大大小小的起义便起来了，而南方的天地会则继续兴风作浪，这时汉族地方士绅的团练已开始崭露头角。而在朝中，清初的开国功臣洪承畴、吴三桂等人虽然为满清取得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可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清取得江山后，这些汉人的异族人身份便凸显出来，遭到朝廷处处防备。后来的李光地、张廷玉、陈世倌、汪由敦等汉臣才能出众忠心耿耿，可是仍由于汉人的身份仍被视为异族而得不到信任。等到嘉道年间，满族势力衰退而汉臣势力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太平天国战争与满汉实力变化

　　汉满势力真正消长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社会矛盾激化的起义也是一场满汉矛盾激化的起义。在洪秀全的几本宗教著作中满人成了丑恶的阎罗妖，他呼吁所有皇上帝的子女团结起来推翻阎罗妖的统治建立太平天国。这些话如今听起来可能感到幼稚，可是之所以能激起广大底层人民的认同与支持就已经说明了当时满汉矛盾的尖锐。在起义爆发之初，清廷派八旗绿营镇压，没想到八旗绿营无论是士兵还是将领已严重腐化，错失了剿灭叛乱的最佳时机坐视太平天国军壮大席卷半个中国。眼见江山易主，清王朝最后不得已的情况下，让地方汉族士绅组织团练。曾国藩在胡林翼左宗棠的人的帮助下克服地方官员的排挤，克服无钱无粮无人还受地方官僚排挤的困境，组织训练出湘军，并逐步站稳脚跟力挽狂澜剿灭了太平天国起义，为挽救清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在镇压这次起义中崛起的曾左李等汉族官僚虽挽救了清王朝却也功高震主。而原本清王朝实行的是大中央小地方的政治模式，与这套模式配套的是中央的繁政与地方的简政，中央的多权与地方的少权。在这套政治体系中，地方无论是军权财权还是人事权都尽可能的被剥夺，地方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均有专折上奏之权，从而达到相互牵制，而地方的税赋则全部上缴朝廷具体地方支出再由朝廷反拨下来。而用人权上，地方稍大点的官员任命小到知县都要经过吏部任命，地方顶多有个推荐权。军权上，地方督抚无调兵之权，一切军队的调动都要经过中央。而经过一场太平天国战争，这种政治模式已被彻底改变。首先，八旗、绿营在这场战斗中已显示出了难堪大用，曾、左、李等汉族官僚掌握的湘淮军成为国家的国防军队执行对内镇压对外抵抗的任务。而湘淮军的建军机制却是模仿明末的戚家军，兵为将有将倒兵散，多招同乡之人利用同乡情谊和儒家规范形成一种强力的恩主关系。其次，有兵无饷也是白搭，可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形成的厘金制恰好弥补了这一点。有可靠统计显示厘金在后来逐年增多，逐渐超过关税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赋。[4](p12)其次，清王朝在天平天国战争中变更原来的税收制度为向地方摊派制，也就是地方只要交够了朝廷的派额剩余的税赋就归地方支配。最后，经过这场战争，地方督抚的用人权也大大增加。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由原来与督抚平级逐渐变为了督抚的下属，而地方的人事任命也基本由督抚掌握。同治年间，全国之地方大吏，几尽为湘淮军人物所占据。仅在攻下天京的前四年(1860年-1864年)中，湘军集团便有计二十一人被任命为督抚，其中被委任两次者三人，三次者四人，另有曾国藩等三人还被任命为钦差大臣。[5](p34)汉族官僚势力急剧膨胀深深招了朝廷的忌，朝廷对这些地方实力派汉族官僚疑惧日深，一方面想法设法的进行打压牵制，如培植不同的派系使之相互牵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后来的南北清流相互排挤争斗朝廷则负责维持各派平衡来稳定政局。派系之间的争斗对中国随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同治朝还开启了亲王政治来加强满人对权力的控制。可另一方面，进入末世的清王朝不得不倚靠这些地方汉族官僚来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

　　三、洋务运动与满汉矛盾与增加

　　在随后展开的以地方汉族官僚为主导的洋务运动中，满汉矛盾逐渐被激化。这场统治阶级上层自我挽救的改革运动中汉人无疑占据着主体和主导地位，兴办洋务也主要就是几个地方督抚积极，而中央政府在这场革新运动中谈不上积极支持也不能说积极反对，他们更关心的是权力的归属问题。通过这场洋务运动，地方汉族势力也的确达到了一个高峰，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充实了实力，权力大大增加。他们不仅作为封疆大吏主导着一方事务，且朝廷中许多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他们的参与。洋务运动后期形成了淮军一家独大的局面。李鸿章作为汉人，其权力之大是空前的，不仅控制着大清最强大的国防力量淮军和北洋舰队，而且又身为地位最高的总督直隶总督几十年还控制着大清的外交。而在满人中满口胡柴的顽固派为数不少，极富政治手腕的叶赫那拉氏则玩起了政治平衡游戏：利用汉族官僚内部的派系之争达到牵制制衡，如利用左宗棠来牵制曾国藩、李鸿章，利用清流张之洞等人来牵制李鸿章，利用湘军来牵制淮军。无怪乎李鸿章在会见俾斯麦时感慨道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6](p36)由此可见一斑。甲午战前的满汉矛盾致民族分裂，严重影响了综合国力的增强。战争期间满汉畛域使双方不信任，[7](p23)贻误不少战局。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心弃国家危亡于不顾，最终中国原本比日本好得多的近代化条件和资源被大量分散、内耗，这不能不说是国家之不幸。

　　四、甲申易枢中央政治起变化

　　甲申易枢则是满汉权力消长的又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汉人势力在清中央衰退，这对以后政局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不啻晚清的另一场政变。[8](p6)这场政治角逐的结果是满人中还算比较开明有见识有韬略的恭亲王奕被清出政权中心，清流派张佩伦、张之洞等人被赶出中枢中法战争一线战场，而保守听话的醇亲王奕譞替代了奕掌管衙门，中央的权力完全掌控在了慈禧太后手中，而前段时间有所收敛的满清权贵再次活跃了起来，再次把政治拖向保守消极的边缘，而中国的命运轨道被生生改变。

　　五、戊戌变法满汉势力逆转

　　甲午中日战争如一个晴天霹雳震动了许多沉睡中的中国人，中国输掉了一场原本几乎被所有人看好的战争被一个原本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打败，而且要面临被瓜分列强的危险。中国人的危机意识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朝野上下谁都不敢不敢再公然出来反对中国需要改变来挽救亡国灭种的危险的看法。可是中国是少数民族政权而且中国掌握实权的是慈禧太后,这两点就决定了要在中国实行一场仿照日本西方的兴民权、兴法治的改革十分困难。因为皇权跟满人特权是绑在一起的，兴民权兴法治不仅削弱了皇权而且削弱了满人的特权，即使是光绪皇帝比较开明，但是这场改革如果损害了掌握实权的慈禧跟有巨大政治能量的满清贵族的利益，那它的阻力就会超出一般人想象。也因而，这场变法由汉人发起并由汉人主导，而满人即使不像刚毅之流对变法持绝对反对态度也少有如一些汉族官僚这般积极的。而主导这次改革的却是书生气十足的康梁师徒，政治上仍十分幼稚的维新派希望凭借一腔热情赢得光绪皇帝的支持来推动改革。权贵如刚毅徐桐之流自然把他们视为眼中钉，可是他们把本来希望支持他们潜势力仍然大得很[9](p89)的李鸿章也拒之门外。而晚期洋务实力派张之洞从一开始的积极支持到逐渐逐渐看到了康梁师徒政治上的幼稚而通过一篇《劝学篇》与康梁划清界线。而当朝中唯一有实力的翁师傅也被开缺之后，戊戌变法就离走向失败不远了。[10](p73)于是当变法对于满人特权损害到一定程度，而慈禧眼看要因为这次变法被永远挤出权力中心时，满人政治与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11](p5)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自上而下自体性变革，这种变革对中国近代化而言，代价最小，震动最小，落后国家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近代化，尽管有不彻底[12](p2)和改良主义之诮，还算是合算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满族亲贵夺权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携慈禧利用无知的义和拳民同时向八国开战几乎把国家断送。戊戌变法提出了一个消弭满汉畛域的可能，可是这种可能被一场政变葬送，中国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后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有名无实苟延残喘之外，全部付诸东流。[13](p297)慈禧太后与满清贵族勾结扼杀了变法，又通过重用这些满人贵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切令汉族官僚和西方列强十分不满。于是，为了逞自己的权欲，慈禧太后开起了历史的倒车，那些个百无一用满嘴胡柴的满清权贵一个个重新飞扬跋扈起来，而李鸿章、张之洞等思想比较开明的汉族官僚要么请求外放以避祸，要么噤若寒蝉人人自危。而等到义和团运动时，那些满清权贵更是叫嚣着要杀光一龙二虎三百羊。

　　封建顽固派的排外主义，与下层民众积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在一起，民间乡里的巫术、神道、武功等文化因素都成为顽固派的抗外资源，顽固派拿国家民族命运当儿戏，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利用了下层民众的反侵略情绪，极其不理智地操纵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在把义和团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后，又转过来出卖刚刚还誉为义民的义和团。[14](p298)

　　六、清末改革满汉矛盾激化

　　经此大难的清廷无药可救的嘴脸彻底暴露，令无数民众心寒。孙中山先生说过庚子国难是普通民众对于革命分子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庚子国难之前他们被视为乱臣贼子，而庚子之后却开始对他们报以同情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地方官僚，不宁唯是倡导东南互保使东南经济命脉之地免遭铁蹄蹂躏，列强因相互牵制，出于保护自己在华尤其在长江流域利益的考虑，对东南督抚而这也显示出地方汉族官僚对的满人朝廷的离心力在不断地加大，汉族官僚在满汉博弈中实力的强大。为了挽回人心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从1901年起重新拾起戊戌人士那一套，搞起了清末新政。而这次变革中弭平满汉畛域成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呼求。张之洞、刘坤一、张元济、叶恩甚至标准的满清贵族端方皆对此有过上陈。其中很有影响的张之洞、刘坤一合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摺》的第二摺提出筹八旗生计的建议,主张鼓励八旗自谋生路，而且希望逐渐把满族人民编入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一样的户籍。而慈禧太后对此也表示同意。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下令准许满汉之间通婚。1906年官制改革之后，新成立各部的官缺分满汉之制亦被废除。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的活跃使许多开明的地方督抚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积极主张变更政体仿行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最终清廷在1906年9月不得不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而这场清末立宪运动同时也是中央满清权贵势力与地方汉族官僚势力的一场博弈斗争。以慈禧、载沣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立宪来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力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维护满人的统治;而地方的汉族督抚则希望通过立宪运动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扩充势力。贯穿整个晚清历史的满汉权力之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皇帝继位载沣为监国摄政。而载沣的政治手腕相较于前任慈禧太后则太过稚嫩，对于中国当时的形势太过缺乏全局性的透彻了解和长远的目光，只看到当时清王朝的部族统治受到汉族官僚的猛烈冲击有江山易色的风险却低估清王朝的续命与这些汉人支持之间的关系。结果载沣一上台就先要取袁世凯的命，而后被张之洞劝阻才让其罢官养病。而满清权贵通过这次立宪运动对中央的控制又大大加强。最终在内外的压力下清廷于1911年5月8日公布的皇族内阁名单让原本对于清廷仍抱有一丝希望的广大汉人彻底死了心，原本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要么转为同情支持革命派要么对政治失望只是作为旁观者不在积极维护清廷。而原本就在立宪与革命之间摇摆的众人则更对清廷反感。于是在1911年发生于武汉的一小撮革命军人的叛乱便把一个庞大的清王朝彻底埋葬。

　　七、结论

　　清末满汉畛域的化除是关系到清政府能否继续统治下去的一个关键所在。

　　晚清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的儒家传统农业文明在被西方强行打开大门之后开始沦为列强的板上鱼肉任人宰割。为改变自身的不利地位适应西方文明主导的新世界，老大帝国艰难地去克服历史的惯性寻求改变。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包含着太多内容，我们今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当时的发展与延续。然而只要我们细致观察就会发现，这段历史始终被满汉民族的权力之争所贯穿而且满汉民族的权力之争又对这段历史的走向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这段历史中汉族人由最初的二等公民凭借努力在镇压发捻立下的不世之功开始主导清王朝的地方事务，并且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平衡扶植不同的派系相互牵制广为掣肘造成了大量的资源精力被内耗，以原本比日本好得多的条件在走向近代化的路途上远远落后于日本。而甲午年之前的甲申易枢则是满汉势力在中央消长的另一个分水岭，比较开明的奕被清出权力中枢，取而代之的奕譞则是个听话的提线木偶，曾经用以牵制洋务派的汉族清流派也一并被清理出去，慈禧太后终于除掉所有对手独自掌握大权。而满族势力在中央开始反弹，中央的汉族势力则开始衰落，中央朝政更加腐败低能。最终中国于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甲午中日战争求变成为举国共识，光绪皇帝起用康梁师徒等一批维新派汉族官僚又倚靠翁同龢等一批支持变法的帝党希望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可是当变法损害到满人尤其是旗人的利益时形势就变得十分不妙了，这时慈禧太后也眼看手中权力要被光绪通过变法架空，于是两股势力就结合在了一起，慈禧以变法损害到了人心为由扼杀了这次变法重新夺取了最高的统治权，而旗人势力则自此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反扑，历史开始倒退。慈禧太后为一己私利携义和团之威欲与八国一决雌雄，却把中国带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应当说，戊戌变法时期是晚清缓和满汉矛盾进行改革的较佳时期。这时的清政府尚有一定的权威和政治控制能力，国内局势尚属稳定全国上下基本达成进行改革的政治共识。由于满清贵族把自己既得利益看得高于国家民族利益，干扰和阻挠变法，丧失了变法的有利时机。此后精明的慈禧太后也感觉到如果朝廷不变革，满清的统治维持不下去。于是开始清末新政寻求缓和社会矛盾、汉满矛盾，汉族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普遍对这次变革期许甚大，可是最后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彻底对朝廷失去信心，于是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就震倒了一个庞然大物。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是满汉官僚间矛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洋务运动时期是汉族官僚积蓄力量，以守为攻的阶段，此时的满汉官僚间矛盾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东南互保的产生则是满汉官僚间矛盾发展到面对面较量的重大表现;1906年清政府的官制改革，是满汉官僚间矛盾斗争的具体表现;1907年的丁未政潮则是满汉官僚间矛盾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典型表现我们不难发现的是汉族在晚清的艰难变革中始终处于积极主导的地位。而满族人在晚清由于长期的优裕生活早已蜕化极度缺乏人才，他们更多人关心的是自己的好日子怎样才能持续，至于民族大义国家危亡固然重要却也顶多处于次要位置，因此对于各种变革更多倾向于保守的姿态，这就导致了满汉之间矛盾愈演愈烈。而国家改革却是国家大势所趋，诸多汉族官僚通过热心于变革勇于变革强大了自身的力量，满清朝廷为了稳固其部族统治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汉人政治，而各种改革主要靠汉族官僚去推动，这给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救亡还是控权是满族统治者面对了一个两难的抉择，而且两者相悖在很多时候只能二选其一，不改革则亡国不握权则江山易姓。最终清王朝选择宁亡一国不亡一姓，这必然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最后不光自己垮了台，而且还连带国家也失去了稳定改革的机遇，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的不幸、历史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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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二

　　《论中共如何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摸索、创新，纠正自身错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原因

　　现代政党的产生，都是历史运动的产物，是一定时代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不列外。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创建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支援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让中国的先进知识份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且在各方面给予中国以实际帮助，这从外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次由于随着帝国主语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最后，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着手建党活动，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上海成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是时代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一成立，就显示了突出优势，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使中国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使中国人民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使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前景，为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上付出了很多努力，首先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国民大革命。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阶段，没有经验，没有实力，单凭一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中共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当时的国民党，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浩浩荡荡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国民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国民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不但组织被破坏，而且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工农运动走向低落。究其原因，从客观方面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而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通过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独立领导的强大的武装力量。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转向了农村地区，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村改造成为先进和巩固的根据地，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先后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但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思考：中国革命是要继续坚持苏联模式，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开辟新的道路，成了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也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八七会议后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依然遇到很多的曲折，先后有李立三、王明和博古三个左倾错误主义，依然不坚持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路线，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失败，导致红军被迫通过长征实现战略转移，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错误，开启了革命道路探索的新篇章。

　　中共的探索道路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必须从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我们也要正确地对待外国经验，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在此以后，中国革命者不断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曾经实验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是，它们最终都失败了。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没有可能战胜的伟大力量。

　　最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归根结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人民才顺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旧中国的统治。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使帝国主义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遭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