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淸产生的洋务运动是因“借法于外洋”而得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廷上下兴办“洋务”成为一时的热潮。无论是当朝的洋务派官僚，还是积极主张“西学东渐”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倡导洋务，都蕴涵着企盼借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发达的工商业，来实现满清封建王朝的“自强”。从这个层面上讲，洋务运动也是清政府于内忧外患形势下的一次自救运动。

鸦片战争后，痛定思痛的思想先驱们看到了中国与西夷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他们粗略地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一战舰，二火器，三乃养兵练兵之法”。而缩小差距的根本办法，就只能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循着这样的思路，洋务派身体力行，抓紧了对枪炮火器和西式舰船、水雷的研制。他们的这些主张和行为，不自觉地触及到了科学技术这一国防建设中最为敏感的要素，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对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的传统观念、视西方船炮为“奇技淫巧”和“形器之末”等糊涂认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客观上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军事变革的序幕。

具有改革精神的思想家王韬和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人，不仅大量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及机器制造等类书籍，而且还在兴建的新式工场里，着手研制枪炮、轮船和蒸汽机等“夷之长技”，将近代科学知识，尤其是军事技术知识介绍给国人。这对此后中国新式军事工场的枪炮舰船制造和海防要术、作战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清军，很快据有江南数省乃至半壁江山，极大地震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这里面也离不开新式武器的作用。早在1853年，太平军就通过洋行购买洋枪洋炮，以至到后来，太平军各部几乎都有洋枪洋炮。1862年，李秀成率部解围天京。湘军曾国荃称，“洋枪洋炮弹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如此精良的枪械，令曾国藩各部大感惊悚。

这时，手忙脚乱的清军将领也逐步意识到新式武器的重要作用。为战急之需，他们先仿照西洋式样，建造了一批火炮洋枪，并对古老的军事手工作坊进行了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如湖南巡抚就派曾跟随林则徐制造过炮车的黄冕到长沙开炉铸炮；湘军统帅曾国藩奏请皇上，将对新式火器有所了解的龚振麟等人调遣至湘军中效力使用。

历史演进到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湘、淮军吏大臣和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清廷要员，基于镇压太平军起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双重需要，也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清廷国防建设的指导方针。

在史称“洋务运动”的近代军事工业建设过程中，恭亲王奕訢的作用尤为突出。他也因担纲“总理海外洋务衙门”的最高首长，而被皇族们戏称为“鬼子六”。

在镇压太平军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吏大臣们对推进洋务也是功不可没。曾国藩明确表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左宗棠提出：“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

1860年，奉旨组建淮军并赴上海镇压太平军的李鸿章，亲眼目睹了雇佣的英法“洋枪队”的厉害了得。“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这些武器装备，不仅有攻城时制造的巨响，炸开城堞高墙阻隔的障碍，杀戮“长毛”的痛快，而且还让他在兴奋之余，也深感“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1861年，湘军在曾国藩的主导下，于安庆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制造近代武器的工场作坊——内军械所，这是区别传统作坊与现代工业的分水岭，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意义的事件。

随着洋务运动深入，有识之士逐渐发现，以购买、仿造洋枪洋炮来进行海防和军队建设，并非上上之策。最好的途径，应该是以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为核心，迅速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新式军事工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对“现代工业”与“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之区别，作过生动而形象的描绘。马、恩说，“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

这段话用在中国洋务运动中出现的近代工业身上，真是特别切贴。

安庆内军械所的劳动力，全部是湘军火炮营、神机营的工匠、兵士。当然，内军械所还集合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一批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他们成功地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小火轮，开始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草创阶段。

19世纪60年代后，更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高潮，一批军工企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史料记载，1865～1895年间，清政府先后设立了24家规模不同的官办军事工业企业，最著名的有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汉阳兵工厂。

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兴办的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1865年5月，李鸿章以6万两银子的代价买下美商旗记铁厂，这家当时“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具有修造开花炮、洋枪和火轮船的能力。

此后，李鸿章将原先为保障淮军作战需要的两个炮局并入其中；李的恩师曾国藩则将委托容闳在美国购回的100多台机器添了进去。这些从美国购进的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使江南制造局从建厂之初，就具备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和生产能力，主以造枪炮，也兼造舰船。直至发展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延请英国人马格里等主持生产。

1867年，这个“中国第一”军工厂从虹口迁往城南的高昌庙，进一步扩大为轮船厂、机器厂、熟铁厂、枪厂、木工厂、钢铁厂、锅炉厂等数个分厂，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到甲午战争前夕，该局更增加了炮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新的分厂，可以制造大到蒸汽轮船、小到西式步枪等多种武器装备。成为拥有官军职员技工3000余人、设备300余台的近代大型军工厂。

位于福州马尾的福州船政局，是1866年由晚清“清流首领”左宗棠奏请同治皇帝设立的近代化造船厂。左宗棠对那时盛行的“炮舰政治”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说“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相互炫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而中国的情势则是“水师直同虚设，舰炮全无”。为此，须创建蹈之。

福州船政局创建初期，主要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风负责行政管理和技术指导，因而设备大多由法国进口。福州船政局较之其他洋务工业显著不同的是，在聘请法国人管理的合同中规定，除负责建造舰船之外，强调外籍专家还负有训练中国学生和技工技师等责任。要求外籍专家训练中国学生和技工“五年期满时达到独立担任造船及驾驶工作的水平”；并且自己办有学堂，专习英、法之文及技术。这些合同约定，表明左宗棠等人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诸多事情上，是很有前瞻性眼光的。

1867年元月，福州船政学堂就开始着眼培养能驾驶舰船巡守海疆的人才。还曾派遣专门的军事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后来对清廷的海军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888年，清廷设立海军时，其担任总兵、副将职衔的军官有90%出自这里。最著名的就是邓世昌和他的同学严复。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呼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思想灵魂。

从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马尾设厂造船，至同治七年底（1868年）基本建成。这家企业是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创办的规模最大的集军工、科研、设计和教育于一体的官办企业。大致拥有由80余所近代工业厂房（轮机等车间及船坞）、科研设计楼（绘事院）、教育学堂、高管及技师住宅等建筑组成的船政建筑群。

1874年后，福州船政局逐渐由中国技术人员独立负责管理，拥有工人2000余人，具有制造2500吨船舶能力，先后建成木壳军舰、铁木合构舰、钢甲舰和新型驱逐舰等40余艘。

现今的福州马尾造船厂仍部分保留了旧有的厂房和设备形态，主要有绘事院、轮机厂、钟楼、一号船坞、码头吊台基座等。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遗存，展示造船工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现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作为华北门户、京畿喉襟的天津卫，卓然成为中外交涉的窗口，于是乎，它也有了按洋人规矩开办的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建于1867年，分天津城东贾家沽道的东局和城南海光寺的南局两部分，开始生产规模不大，以试制小型铜炸炮和制造火药为主。大概是从1870年起，每天早晨6时，机器局的上空，便有了“嘟嘟嘟----”的汽笛声。这从英伦三岛传过来的催促工人上班的汽笛声，似乎就是中国大工业诞生的第一声啼叫。

为什么人们记得这样清楚呢？是因为当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办了该局，旋即大规模扩建厂房，购买机器设备，相继增设了铸铁厂、熟铁厂、锯末厂、碾药厂、洋枪厂、枪子厂、栗色火药厂、炼钢厂等；主要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军用器具、电线、电机，还附有水雷、水师、电报学堂等部门，很快成为我国北方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大型军工企业。

金陵机器局则是以原苏州洋炮局为基础，于1865年在南京雨花台创立。对这个原“苏州洋炮局”，人们切不可小觑。它是1862年由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等技师来苏州，专门指导生产军火的新式军事工业之开端。搬到南京后，在李鸿章的扶持下，逐渐发展成拥有三个机器厂、两个翻砂厂、两个熟铁厂、两个木作厂以及水雷局、火药局、火箭局等多个分厂的综合性企业，主要产品为火药和手工铸造炮弹，也生产过轻型火炮和步枪。

除了以上几个规模较大的军工企业外，这一期间创建的还有西安、福州、兰州、广州、山东、湖南、四川、吉林机器局等规模较小的军工企业。

洋务运动以及由它孕育产生的近代军事工业，给晚清及其后来的中国社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客观地看，它率先采用西方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方式，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民族工业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懂得声、电、光、化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技工程人员；培养出一批近代中国早期的军事工程、航海运输、电报电讯、路矿采掘、理工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包括派遣大批青年去欧美留学所产生的作用，并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

更重要的是，近代军事工业生产的枪炮陆续装备清军各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军队迅速结束以弓箭刀枪为主要作战武器的历史。

短短二十余年间，跨越了西方军队花费数百年才得以完成的由冷兵器到前装火器、由前装火器到后膛速射枪炮的两大发展阶段，缩小了与西方各国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

对于近代新式军事工业的诞生与发展，洋务派所耗费的精力、用心之良苦，亦可谓殚精竭虑；所花费之银钱，加上被洋商敲“竹杠”、支付的“学费”，在当时中国的财政收入比例中亦不算少量，结局却很是悲凉。根本原因是洋务运动所搞的这一切“变革”都必须在一个前提下进行，这就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不能变，老祖宗的规矩不能变，这就注定了洋务派求强求富的美梦难成。

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曾经积极参与洋务运动的王韬说得非常深刻，他认为学习西方仅限于“坚船利炮”是“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是，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另一位参与洋务的有识之士钟天纬也指出：“若东开一局，西开一厂，岁靡县官千百万金钱，而仍无丝毫实际，则何益之有哉！ ”

因此，洋务运动从本质上说，只是在封建制度的躯壳上戴了顶资本主义先进技术的帽子，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类军工企业都是由清军成建制转化而成。所谓“官军员工”，实际上就是“军官为管员、兵士领军饷”，并非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大概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军事工业百多年来都未能摆脱“军队成建制转化”的窠臼。

但是，应该承认，洋务运动毕竟是近代中国寻求自强出路的一次大规模尝试。站在历史审视的角度去解读，勿庸置疑，洋务运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乃至近代军事工业、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中国国防军事技术人员的培养及工业技术的采用，甚至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一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