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三十年，经久不衰的喜爱，当属书。而对书的喜爱，最初却缘于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那时正念小学，与学校毗邻的一户邓姓人家有一台台式收音机，在刚刚进入八十年代的乡下，那可是奇货，比现在的私家车神气多了。收音机置于堂屋中央的饭桌上，上面蒙着薄薄的纱巾，既显尊贵，又能阻挡灰尘入侵，一举两得。每天中午，我在家里丢下碗筷就撒腿奔它而去，天天如此，让母亲好一阵奇怪。在邓家听评书的同学不止我一人，但迷恋最久间断最少的却是我，即使我哪天因故没去，好客的主人也会把收音机早早打开，直到评书播放完。那些日子，我听完了长篇评书《岳飞传》、《杨家将》，以至“由鞍山市曲艺团刘兰芳播讲”这句烂熟的开场白，近三十年来还屡屡在耳边莫名响起，让我感到神秘而又诡异。

认识一些字了，便有了阅读的冲动。只是，书在当时是稀有之物，特别是经过“文革”的焚烧和清洗，“红宝书”以外的书籍就像让我们嘴馋的苹果一样难得。偶尔在亲友家发现一两本残缺不全劫后余生的《岳飞传》、《西游记》之类的书，那真是如获至宝一样。我匆忙而又饥渴地去书中寻找熟悉的英雄豪杰，久违的金戈铁马，还有让我恨得牙痒痒的妖魔鬼怪，既忐忑，又惊喜。薄一点的书，三下五除二就给生吞活剥了；遇上厚一点的，只好再三恳请主人借阅数日。借钱就像借命，借书就像借钱，都是要如期奉还的。家里穷，不仅节衣缩食，而且节油省电，晚过十时就得熄灯，否则必挨父母的呵斥。于是，偷了爷爷的手电筒，蒙在被子里如饥似渴地赶进度，过书瘾。以至如今有时候想起那些钻进被子里读过的故事和情节，往往还能感到一阵阵浑浊、闷热的空气味儿穿过自己的鼻息。

喜爱一种东西就像喜爱一个人，无理可讲。如果硬要找出一点理由来冠冕堂皇，那只能说明两者之间有契合之处，恰如这散发着习习墨香的书籍很适合我的性格。念中学的时候，学校连个阅览室也没有，所以每当我看到现在学校阅览室里那么多码得齐齐整整的书籍，内心常常对学生们充满艳羡。说来也凑巧，姐姐这时找了男朋友，一个文化单位的小伙子，他单位图书室开始陆续添置一些七十年代末出版的书，大都是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巴金、朱自清的著作，间或从城里到我家做客，他便捎几本带上。当看到我接过书那一霎那的喜形于色，他的眼睛便透露出得意，如同给饥寒交迫的乞丐以布施。我喜欢他，这恐怕是最要紧的原因。后来语文课本里所选的现代文学作品，很多都是我曾经的旧识，为此，上课时我常常掩饰不住内心的窃喜。

对于书籍，我渐成“瘾君子”。于是，进入大学后，泡书店成了我的习惯。只是，父母供养一个自费生已经很不容易，再因买书向父母伸手，我于心不忍。想了个不得已的办法，就是从父母每月给我的生活费中节约一点出来，一月一月累积成购书所需。人家一顿两个菜，我大都只吃一个菜，而且是荤素相间，譬如中餐如果食荤，而晚餐必素。那时，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长沙的袁家岭和五一路，因为那里有省城两家最大的新华书店。还有黄泥街，长沙城里最不显眼的一条小巷，却因为书籍而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真是“书香不怕巷子深”！即使后来书市从黄泥街迁走，但仍有许多“书虫”慕名而来，使它周遭依然书魂缕缕，缱绻不散。而师大对面的河西新华书店，则更是我学习期间逗留最久的地方。有些书过于昂贵，以当时的办法就是不吃不喝也不可能全部买下。所以，我经常像木桩一样老钉在面积不算很大的书店里，一天读不完的，第二天接着读。虽然有些显眼，但我一泡在书本里就物我两忘了，既忘记了肚肠的空洞，也忘记了无钱的尴尬，更无视营业员频频投来的异样的目光。我的心甚至早已超出低矮的书店，进入书中无边的霄壤，真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当然，偶遇书之珍品，我也有“狠心”的时候。二十岁生日时，我第一次向父母多要了三十元钱，加上自己节约下来的，共四十四元三角，去河西新华书店买下了那套我观望、抚摸、徘徊、犹豫不下数十回的《莎士比亚全集》。回想起这些，我常心生愧疚，因为那些节衣缩食用来购书的钱，完全可以缓解一些父母的辛劳。

我至今仍然记得我领了第一次工资一百五十元钱后，站在新华书店门口那自信的样子，那感觉比杨利伟走出神舟五号飞船都要骄傲。从此，我在书店门口不再盘桓犹豫了，面对书店工作人员的询问不再吱唔嗫嚅了，捧着喜欢的书时也用不着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甚至到最后就像烫手一样猛地扔下逃之夭夭了。我在书架间穿越的心态也起了根本变化，以前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店里的书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恨是因为自己囊中羞涩束手无策。而现在，面对明码标价的书，我如同流连在那些绝色女子间的贾二爷，既不卑微，亦不亵慢，相互欣赏，从容不迫。怪不得人家常说钱能壮胆，我第一次发现，钱还有那样可爱的嘴脸。

从此，不单本地书店，每当出差，我还会想方设法寻找便当，去出差城市的书店书市驰骋一番。北京西长安街的图书大厦，上海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城，青岛位于香港中路的青岛新华书店，都曾在我差旅疲劳之中宽容友好地接纳过我。我是这些书店里千万书虫之一，浩如烟海的书籍之中，人们虽摩肩接踵，但相敬如宾，极少喧闹，这给了我许多异样的况味，好像对知识的敬畏之感，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浅薄的纠葛与争斗，于是我知道，知识的力量不可低估。因此，每每出差，我带回家的往往不是当地的奇珍异宝或风味小吃，而是一捆一捆的书，为此我没少挨老婆的责怪。好在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老婆也对我出差是否会带回什么漠不关心，若哪回一反常态带回点异乡特产什么的，反倒能引来她丝毫不加掩饰的惊喜。

买书的过程犹如赴李白的“桃李园夜宴”，不仅有阳春烟景，还有群季俊秀，甚至还能使陌生人引为知交。省作协王开林先生是写作上给予我多年悉心指导的老师，每次去长沙办事之余，我都会去“打扰打扰”他。方便的时候，他总是拉着我和他的同事远人、清华诸兄一起去逛书店，并美其名曰：“淘书”。他们尤喜欢逛旧书店和特价书店，而且一呆就是一个上午或者下午。时间长了，我也耳濡目染了旧书店和特价书店的可爱之处。只要有心，不仅能从中淘到许多断版的旧书，而且能买到很多价格便宜且差不多九成甚至十成新的特价书。人民路、八一路、展览馆路以及开林老师谓之“蜂巢”的定王台书市，林立着许多旧书店和特价书店，进去立马就能把人的心魂给钩摄去。开林老师知道我对宋代文人士子的集子兴趣浓厚，对长沙书店熟悉如自家厅堂的他，常常会拣古籍多的书店去，我因此所获不菲。他们熟谙旧闻新趣，对时事亦不乏独到洞察与识见，淘书之中常会迸出连珠的妙语。既有书香抚面，又有友情溢满心胸，并佐以风生谈议，实在是人生难得乐事。

随着网络资讯时代的到来，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买书买到了网上。曾经有两本书我梦寐以求，一是余彬先生著的《张爱玲传》，一是周汝昌先生著的《红楼夺目红》。余先生的《张爱玲传》是旧著，九十年代初出版。周先生的《红楼夺目红》是新著，2003年出版，且一年内曾重印八次。为这两本书，我曾多次去书店找寻，均无所获，令我沮丧不已。有一次，听朋友说有网上书店买书比新华书店更方便，说不定有。一查，果然。立马汇款，书在两周内就如期而至。当我打开邮包，凝视躺在邮包中酣睡如婴儿的书籍，兴奋异常的我，大有众里寻她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慨。之后，网上书店成了我频频光顾的地方。无论是友人推荐的好书，还是手头工作需要查阅的资料，我都会去网上书店搜寻一番，大都一找即中。有些书即使一时销售告罄，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在网上书店浮出水面，仿佛与我曾经有过预约。有时即使没什么搜寻目标，光在网上书店看看书目，也是极佳的享受，如同票友之于剧场，富人之于会所。

网上也多有旧书店。那些图书馆过期的书，那些藏匿在新华书店一角无人问津的书，那些因搬家不得不当废品变卖的书，那些被目不识珠者任意抛弃的书，都通过一定的流通渠道，百川归海一般齐刷刷汇集网络之上，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书籍海洋。其中虽有品相不佳、质量不好的“大路货”，但也不乏沧海遗珠。当然，衷情利禄货财者是不会把几本破书当珠，更不会为书稍费心思的，宝珠只衷情识珠之人，好书也只青睐慧心慧眼。我曾读过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一些著作，甚为喜爱。《中国现代哲学史》是冯先生最后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七卷，某出版社出版该书时只出版了前六卷。据说，《新编》第七卷成书之后，有关方面认为出版不妥，所以第七卷直至1992年才由香港中华书局以《中国现代哲学史》为名出版。冯先生1990年写完《新编》第七卷时已是九十五岁高龄，且在未及出版的当年10月就去世了，让人扼腕。《中国现代哲学史》是冯友兰晚年回归自我、“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产物。他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并以“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自负，显示出一位哲学大师的自省精神和抗争勇气。我对此书兴趣，缘于此。后来听说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它的简体横排本，于是，上网找。当时搜索了很多网站，最终在一个旧书网，发现了她羞羞答答地瑟缩于书网一角，而且仅此一本，真是沧海遗珠。

我这三十年，对许多人标榜和执着的所谓大事，均劳心不多，惟钟情几本残书，期间与书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快乐，常常溢满我的心间，偶尔搜寻得一两本好书，则往往胜于拾到金帛和银帛。

（本文系“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作品）

责任编辑：远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