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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础教育出版话语权博弈的思考

发布时间:2022-03-09 08:39:55 浏览数:

一 基础教育出版活动首先是出版话语权的博弈过程

教育出版包括教育理论专著、教育专业工具书、教育专业普及图书、教材和教辅图书出版,但无论从印刷复制数量、创造利润,还是从对社会的影响诸多方面考量,基础教育教材教辅图书都是其中重要的类群。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教育出版主要就是教材教辅的出版活动。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蕴涵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也就是说,拥有话语意味着权力的实现,垄断话语就等于独霸权力,话语的缺失即为权力的缺失。一般说来,出版主体由管理主体、编辑主体和发行主体构成,出版社的所谓管理主体是独立的存在,但常常又结合于编辑和发行二主体之中。出版主体一经确立,就意味着要通过主动选择编辑加工和复制发行,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积累人类精神文化成果,承担起将作者精神劳动转化为社会化的文化活动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出版活动中,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以及怎样出版、如何发行,这些话语权一般都应由出版主体掌控。但是,教材教辅在选题、编创、编辑加工、发行和管理方面的特点,使基础教育出版活动中出版主体的话语权大打折扣。

以学生和教育为主要服务对象、读者阅读取向由教育行政部门代理、采用计划发行方式营销,是教材教辅图书出版的主要特点。与专业出版和大众文化出版不同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类教材的编创队伍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作者大都是以教师为主且具有教育行政背景,编创内容也要受到国家教育意志的制约。特别是教材教辅的主要读者是学生,他们对图书的选择,几乎是由教师、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做主,其中教育行政部门起到决定性作用。近些年来,教育行政权力干预成为基础教育出版最显著的特色:教材的编写、审定、试用的管理完全由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对教辅图书出版也普遍实行征订目录管理,凡未列入国家和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小学教学用书征订目录的,学校一律不得征订。如此一来,基础教育出版产业链的前端(编创)和后端(发行),都在教育行政权力的干预下进行,只有中游的编辑加工、复制等环节控制在出版主体手中。因此,基础教育出版活动中充满了教育行政与出版主体的话语权的博弈,而且基本上都是以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出版话语权告终。综观近年来基础教育出版实践,我们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基础教育出版的“主”“客”颠倒,出版主体在博弈中始终处于下风,在基础教育出版活动中丧失了话语权,即将或者已经论为基础教育出版的“客体”。

二 基础教育出版话语权的博弈分析

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博弈理论”(Game Theory)是研究竞争态势中各方策略相互影响的条件下,理性决策人的决策行为的一种理论。博弈理论认为,决策实际上是不同独立和理性决策并独立承担结果的组织和群体,即博弈方(player)相互博弈的过程。博弈系统中的理性行动实际上是策略(strategies)的选择,不同选择必然在相互作业后带给各博弈方不同的得益(payoffs)。

基础教育出版话语权的博弈方为出版主体和教育行政部门,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出版主体按照服务教育、传播知识、积累人类精神文化成果的原则,谋求市场准入和出版控制权;教育行政部门运用政策资源,通过把握游戏规则制订权和解释权,制约出版主体,掌控全局。

1 教育行政部门

作为国家和地方教育的把关者和组织者,教育行政部门须对教育文本的质量负责。教育行政部门选择的策略是运用政策杠杆垄断话语权:通过制定各种市场准入制度,教材的编写、审订,教辅图书的审查等,决定出版主体的出版内容,控制产品质量;通过行政手段(使用管理制度、教辅图书的征订目录管理等)控制进入学校教辅图书的数量。这种基于行政权力的博弈策略,的确对保证教材教辅的质量,减轻学生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全然不顾对手策略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教材和教辅图书属于教育文本,须按照教育规范和课程标准构建自己的体系结构,在此基础上将抽象的课程理念转化为形象的文字和图形符号。但作为出版物,在满足教育规范的同时,教材和教辅还须从内容和形式满足出版规范。出版规范不仅仅表现为形式,更表现为对出版内容的选择,符合时代、社会意识形态要求与读者需求之间的统一。在制订教材教辅准入标准和管理制度时,需要出版专业人员全面协调处理文化选择、传承、积累与教育规范之间的关系。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出版话语权,在制订准入标准和管理制度时无视出版规范和出版专业分工,一是难免失之公正,二是会造成因不符合出版规范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上海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与时俱进”,狼牙山五壮士事迹以不符合时代精神为名,被删掉了。教材虽然通过了教育行政部门审定,但挑战了公众关于民族英雄的心理底线,让公众对教育的价值观产生怀疑。此外,通过行政手段会使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寻租机会大大增加,其结果是一方面增加了腐败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创新的成本大于打通“关节”的费用,就会挫伤了出版主体创新的积极性,放弃基础教育出版话语权,转而彻底放弃出版创新,自觉自愿将基础教育出版活动转变为“来料加工”。当教育行政部门自说自话时,充满活力的基础教育出版活动就会停滞不前,基础教育出版物的品位和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2 出版主体

虽然我国现有的500多家出版社,各级新华书店、大部分民营发行商,几乎都作为出版主体进行着基础教育出版活动,但从印数、码洋和利润情况来看,基础教育出版活动还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地方的教育专业出版社身上。

在参与基础教育出版活动的出版社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个别地方老牌教育专业出版社,秉承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创合一”的传统,教材和部分教辅的主要作者既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也是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掌握着基础教育出版的话语权。

然而,众多地方教育出版社和参与基础教育出版的出版社,以往虽然也成功开发了许多市场化教辅,但在教材和配套教辅图书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与市场化教辅高风险的压迫下,主要精力早就转向教材和配套教辅的出版。毋庸讳言,长期以来,这些出版社教材和教辅编辑出版活动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以出版业务为重点,采用出版业务主导的编辑活动模式,只是在审稿和编辑加工方面做到了教育专业化。编辑人员知识老化、缺乏必要的教育专业修养,加之没有认真研究基础

教育出版的规律,缺乏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沟通的能力,以至于优秀作者队伍流失,创意人才改行,在基础教育出版至关重要的选题策划和组稿环节束手无策。此外,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我国出版社长期受到政策保护,与各种政策壁垒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所以,失去出版话语权的无奈与长期把持出版行政权力的惯性结合,使地方基础教育出版社很自然地选择了“政策通关”策略:通过审查“上品种”,选题策划以能否获得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为追求目标,主动迎合教育行政部门的好恶;通过关系“进学校”,发行活动全面依赖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新华书店,进行系统发行。教材和配套教辅高额发行利润,为“政策通关”推波助澜,使许多出版社自动放弃了出版话语权。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出版主体一方面要努力消化体制和机制造成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新技术、新媒体、新市场的挑战,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政策通关”面临着巨大挑战。

首先,政策资源与出版主体发展需求的矛盾难以解决,学生数量是一定的,学生对教材和教辅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基础教育出版中出版主体话语权缺失,不能按照基础教育出版规律开发适应教育发展需求的产品,即使叩开了政策大门,这种低层次的竞争对出版主体只能是一种自杀行为。

其次,各种新型媒体竞争激烈,网络学习即将成为潮流,纸质教材教辅的替代品不断升级换代,系统发行的教辅在学生学习媒体中所占的比重肯定会越来越少,“政策通关”之路必然会越走越窄。这样,如何有效利用自身优势,与教育行政部门巧妙共谋,就成为出版部门在博弈策略选择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 基于博弈分析的建议

基础教育出版是基础教育与出版的交集,出版话语权博弈的双方在作出策略选择时必然会相互制衡。如果博弈双方作出战略决策时都能从有利于基础教育出版发展的大局出发,并且充分考量对方可能的决策,基础教育出版话语权的博弈就可能是双赢的结局。反之,就会如上述分析的那样,从长远看无论是谁输谁赢,都会给教育和出版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基于博弈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1 营造双赢的制度环境

毫无疑问,教育行政部门强化自己的基础教育出版话语权,从制订产品标准、提高政策壁垒、加强文本审查等方面,将基础教育出版资源的开放、教材教辅的准人作为“机会成本”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出版主体在教材教辅出版方面的各类顽疾,加快基础教育出版的专业化、精细化进程。

根据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波依尔的观点,基础教育学科和课程设置的基础是人类的核心知识,即人类拥有的普遍经验和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教材的编写出版,实际上是从浩瀚的人类“文化内容”中精选出作为“教育内容”的核心知识,然后围绕核心知识收集、组织大量的素材加工成教育文本。作为对教材进一步解读、辅助学生学习的教辅图书,是在教材的基础上,整合教师的教学经验、学生的学习心得,从而为更多学生学习提供辅助工具。因此,只有发挥出版主体的作用,才能使这些个体化的精神创造转化为社会化的文化活动,进而为教育事业服务。当教材已经从教科书拓展到教师在教授行为中所利用的一切素材和手段,教学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历史潮流时,教育行政部门独占出版话语权,以保证内容质量牺牲教材教辅的多样性,无视出版主体在教材教辅图书内容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已违背了基础教育出版规律,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步伐迟滞。

限制教材教辅图书数量,减轻学生负担,是教育行政部门独占基础教育出版话语权的又一个重要理由。时下,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是不争的事实,但学业负担与书包中的教辅图书数量,两者谁是因谁是果,我们以往主要是从外部条件上找原因,而从没有深入分析学生学习的内部因素。毋庸讳言,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与应试教育、教育资源不均衡等外部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是,学生“认知结构”水准和“学习动机”水准等内部因素,更是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教育学理论认为,决定学习水平的主要因素是认知结构和学习动机,既有适当认知结构又有较强学习动机的学生,即使背着再重的书包也不会感到“沉重”;相反,毫无学习兴趣且认知结构较低下的学生,即使书包里仅有薄薄的一本书,他们也会感到“不堪重负”。因此,剥夺出版主体话语权,限制教辅图书进入学校数量的策略,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学生学业负担的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学业负担重是因,教辅图书数量多是果。与其被动地限制教辅图书进入学校的数量,倒不如鼓励出版主体努力开发适应不同学习水平学生学习的教辅图书,从而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准和“认知结构”水准。

丰富多彩的基础教育出版物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出版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努力营造既有利于不断提高教材教辅等教育文本的质量、最大限度地利用教育文本,又有利于基础教育出版业发展壮大的双赢的制度环境,推动博弈应当向“趋良性化”的方向发展。

2 明确基础教育出版特殊性,总结基础教育出版规律

在遵循图书出版一般规律的同时,基础教育出版也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出版主体应当深入研究基础教育出版的特点,总结基础教育出版的规律,唯有如此,才能在博弈中获得话语权,进而实现博弈双方共赢的局面。

首先,教育图书作品的主要内容,是综合学科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顺序、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顺序和学科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顺序,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图书的逻辑顺序,然后将人类已有的知识加以梳理整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叫做“研制”更合适些。出版主体一定要正视这一特点,对教育图书编辑工作进行准确定位:作为出版者代表的编辑人员,不应当像一般图书出版活动中那样仅仅设计选题、审稿和编辑加工,而应当是“研制”过程的主要组织者和设计者,其他作者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实践证明,无论是当年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还是后来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风靡教育图书市场的《教材全解》《优化设计》,采用这种定位都取得了成功。

其次,教育图书,特别是教科书往往是非纸媒体开发的基础。一部教科书可以作为创作教师多媒体课件、学生学习光盘脚本的基础,也可以是教学参考书、教师用书和学生教辅图书的编写依据,最终形成一个学科教材群。出版主体要珍视这种同学科跨媒体多次复制的特征,采用跨媒体出版策略,在图书出版领域独树一帜,率先实现全媒体出版。

第三,除了图书的一般功能外,教材和教辅图书更多地表现出教育的工具特征,教育图书的读者也往往不是

购买行为的决策者,学生使用什么教材、使用什么教辅都是教师或教育行政官员说了算。因此,出版主体须坚持对使用者进行培训,并在培训过程中发现新选题,结识新作者,赢得发行话语权,进而扩大发行范围。

第四,教育图书的读者相对稳定,主要集中在学习人群,特别是各个学习阶段的学生。出版主体应当正确处理创新与稳定的关系,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证教育图书内容的相对稳定,努力提高编校质量。

3 加快培养基础教育出版的专业人才

加快培养基础教育出版专业人才,对博弈双方来说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以上分析,教材、教辅图书内容形式的特点和教材编辑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出版主体必须依靠一大批教育文本专家赢得话语权。教育文本专家不能不接触教材研制的核心理论和技术,不能游离于教材教辅开发的诸多环节之外,而应当是教育思想、课程理念、教材教辅编制规范、教材教辅审查标准的整合者,是教材教辅规划设计和编写工作的组织者,是教材教辅后续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对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基础教育出版专业人才同样重要,只有站在文化选择和传承的高度,全面了解基础教育出版活动本质的教育文本专家,才能制订并实施推进双方博弈向“趋良性化”的方向发展的各项标准、制度和政策。

如何培养这样的教育文本专家?当然,权宜之计是抓好出版主体现有编辑出版人员和教育行政人员的在职培训,争取在短时间内让双方人员对教育文本有明确的认识,对自己的工作有准确的定位。从长远来看,应当充分利用获准设立出版专业硕士的机会,认真设计相关课程,系统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在基础教育出版的话语权上,教育行政部门和出版主体有着各自的利益要求,一直呈现着博弈格局,并且以教育行政部门垄断话语权达到暂时的平衡。为了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双方必须从教育文本出发,正确认识出版主体在基础教育出版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营造双赢的制度环境、总结基础教育出版规律和加速培养基础教育出版人才三个方面,推进博弈向“趋良性化”方向发展,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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