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

对启蒙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启蒙运动这一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意识确证的特定历史阶段，不止是正面启蒙，还应该包含批判性的启蒙，否则，启蒙辩证法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审美现代性就是超越了启蒙，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也就失去了展现自身存在的时空，现代性也将成为一种空洞无物的观念存在。启蒙也就是现代性正反两个方面的自我确证阶段，今天并没有被超越。现代性的自反性觉察仍然是现代性自我确证之表现。

一、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两种启蒙

现代社会完全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不光是商品生产，还有人们对商品经济这种社会存在的主观态度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从现代性的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来看，现代性是一个交换价值与其意识共同体矛盾的统一，也是近代以来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人类生存之悖论表现，这使现代性呈现出两种态势。主体和客体的同体显现标志着的现代性的诞生，是现代启蒙意识勃兴的标志。同时，现代性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各自都在进行着一种自我确证，自我与非我是这种确证的表现形式，非我甚至一度走在了自我的前面。这也使得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自我确证的启蒙呈现出两种态势。就交换价值而言，它是资本同一化世界市场的工具，是借科学精神与民主自由的理念表现出来的抽象同一性意识的现实基础，它对自身的确证只能是抽象的启蒙理性，也就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我把这种启蒙称之为正面启蒙或确证性启蒙。此外，主体对客体，也即时代精神对拜物教又是持一种批判性反思态度，这使现代性相对于以往社会形态总体上呈现出批判的格局，其理论指向是对现代社会物化基础的冲击。这正是启蒙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启蒙，我谓之反思性启蒙或批判性启蒙。Cascardi说得好：“对启蒙的当代批评导源于启蒙内部，而且必须被理解为启蒙自身的一个结果或继续，而不是对于其批判计划的一个抛弃。”说穿了，两种启蒙的实质极而言之，就是现代社会的肯定性与否定性的意识形式。现代性的基础使其成为矛盾的、自反性的现代性，社会意识也相应地呈现出两种恰相反对的姿态。两种启蒙在社会意识领域力量的消长也可以反映现代性基础的稳固与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标示出现代性的总体走向。

上述两种启蒙作为现代性意识的两个方面一开始就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又各有其历史遭际，其据以发挥作用的地位与影响并非没有主次之分。总体上，两种启蒙对社会意识的主导作用在西方并不是同时出现，而是历时态的，它们有一个前后相继登场牵引社会意识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确证性启蒙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在自由资本主义日渐式微之时，批判性启蒙日渐抬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意识。那么，两种启蒙在历史上遭际如何，以及对社会基础的影响如何，有何历史意义？

就肯定性启蒙而言，它的功能在于借助理性与科学，维护现存的生产方式，宣传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最大限度地扩展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其主导性理论表现是启蒙以来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对此我们都是深有体会的。就批判性启蒙而言，情况复杂得多，它的历史效果又分两种情况。从康德开始，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已经在形而上学中成为事实，康德哲学是对物化的最初始觉识与批判，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在黑格尔哲学中也体现在辩证法对市民社会的矛盾揭露中。但是，这种批判姿态是在确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前提下运作的，作为具有否定倾向的一面，传统异化逻辑构成了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但是，主体性形而上学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灵魂与时代精神，因而它不可能对现存的生产方式构成真正具有颠覆性的举措。这种启蒙只具有从属于生产、对资本的统治进行阐发与张扬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阶级对立日趋严重，社会分裂成为显见的不可克服的固疾，主体性形而上学也便败相日显，原来潜存其中的批判性思路便得到了进一步伸张，但由于没有摆脱其肯定性的抽象性，这种批判性就因社会生活原有确定性的丧失而沦为一种悲观主义的病理性诊断，没有导向实践冲动。启蒙辩证法与后现代诸家思潮乃至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当前的所谓审美现代性思潮都可以视为这种批判性启蒙的表现形式。关于启蒙与启蒙辩证法，PeterSloterdijk说过一段话：“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意义纯朗的启蒙‘运动’。启蒙辩证法的一个特点是，它从来就未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阵线；相反，很早以来它就处在发展中，因而也就是说，发展成为它自己的对立面。”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现状的批判是在现存生产方式许可的范式中进行，以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为原则，只能说是在资本主义内部造反的意识形式。

另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批判的启蒙意识则力求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以批判启蒙的形态出现，其目的是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颠覆资本主义。这是对启蒙的社会基础的改造。“社会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的理想，源流于法国启蒙运动，它同样是现代性的一种构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启蒙、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启蒙意识主要对东方落后民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民族因其特殊性，落后于西方工业文明，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他们的现代性经历是在自己的传统文明中遭遇到了强势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他们在经历现代性、经历启蒙过程的一开始就站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面，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旨归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启蒙思想的转向，主张科学式社会主义启蒙，以启发阶级觉悟，民族觉悟和新道德为取向。”同时，这些民族还必须完成民族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还面临着救亡图存、反对列强侵略、凌辱、解救国民的历史使命。既要反对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又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它已经构成了本国现代化的两重桎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使得启蒙显现出双重性质，既要有肯定性启蒙，又要有批判性启蒙；既要有一般性的对科学民主的宣扬，又要免疫于其现代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制度，这正是现代性内部矛盾在落后民族历史实践中的转嫁与折射，是矛盾的现代性在启蒙意识领域的共时性展现。

二、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国遭遇现代性的总体问题框架

现代性源自西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应该如何谈论？现代性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它将如何观照中国，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两种启蒙的历史遭际极好的体现在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经历了两种启蒙的历时性、共时性的主导性变换，从毛泽东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意识到邓小平发展商品经济的现代性意识的正面确立，中国近现代史犹如现代性的一面镜子，既彰显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昭示了中国人迎接现代历史挑战的姿态调整与整体觉悟。

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中国的现代不具有现代性的话,那么现代性是否自身可以作为一个尺度为中国现代提供出来?如果‘不’,我们将无法谈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如果‘是’,它又如何自行给以呢?事实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是由中国现代自身产生的,而是由西方引进的。因此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必须从西方那里找到其源头,弄清西方的现代与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彭富春：《中国现代性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哈贝马斯根据姚斯的考证，指出“‘现代的’这一词最初是在5世纪晚期开始被使用，当时是为了将刚确立正式地位的基督教同之前的异教——罗马历史区分开来。‘现代性’的多变内涵一直体现着时代的意识”。可见，现代性最初就是为了将获得了自我意识的与尚未获得自我意识的区分开来，带有明显的自我意识主体中心性，因而，主体性也就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范畴。“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不仅表现为理论的‘自然意识’，表现为针对一切传统的自我批判立场，而且也表现为‘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现代性不光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认识，更是一种自我确证式的行动，根据前面我们揭示的交换价值与自我意识的生成史可以明了，当前所谓现代性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那么，不可避免的是，这种以普遍主义的人本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历史潮流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原发地的自我意识确证之强制性，回顾近几个世纪的历史，不难确定就是欧洲中心主义。所以有学者说：“人们相信普遍理性时代的来临，但并不明白其实这种理性只是理性普遍论者同欧洲中心主义的合理化的混合。”唯此，现代性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折射，这在现实历史进程中正好契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普照的光观照一切传统民族、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成了现代性挥之不去的阴影。落后民族特别是东方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自始至终都是在遭遇西方中心论的情境中展开，就决不是偶然了。

我们了解到，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域中，人的历史命运在哲学形态中转换成了一般和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个哲学史上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各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问题。这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性遭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那么，中国人如何应对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如何处理民族发展问题上的一般和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为一般性存在的现代生产方式并不是中国自行生发出来的，而是来自西方，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中观照中国的现实的，因而，中国的现代性也就是民族特色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遭遇过程。综观中国近现代史，这一过程自始至终是与中国人领会、发展辩证法、解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中国从鸦片战争起就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试图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之路。然而，中国人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尝试的失败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并不能在中国直接移植，中国不能一味不加反思地迎合西方，西方资本主义这个一般性的现代发展阶段对中国而言并不具备直接现实性，它必然有一个如何与中国的现实相融洽贯通的问题。沃勒斯坦的一段话颇能道出弱小民族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性时所处的尴尬境地：

“普遍主义是强者给弱者的一种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后者面前：拒绝这种礼物是失败；接受这种礼物也是失败。弱者唯一可行的反应，是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或既拒绝也接受——简言之，弱者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既是文化上的，又是政治上的）东奔西走，成了十九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大多数历史时期的特征。”

综观中国现代史，中国人对现代性的态度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显性拒斥与超越。也就是说，中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语境中面对现代性的。对现代性的态度就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态度，中国的应对策略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上述也可表明中国存在对现代性的两种恰相反对的态度的原因所在。“启蒙的科学‘精神’，既可以与民族社会主义携手，也可与自由主义为伍。前者成为民族救亡的启蒙，后者成为个体解放的启蒙。这两种启蒙共同支配着中国的现代社会知识论述，并且前者日趋占据支配地位。”马克思主义压倒自由主义，这就是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

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归结到一点，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拜物教资本主义同一化境遇中的民族特色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问题，如何在一般之中坚持个性，并且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必须把握好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事关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人自觉处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总体上分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前一个阶段，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推翻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与剥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后一个阶段，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进入现代化，纳入现代化的国际潮流之中，真正走向世界，以开创性的姿态走自己的路。

三、毛泽东与邓小平：批判的现代性意识与正面的现代性意识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来说，这个问题有一个在革命斗争中通过摸索，逐渐明晰化的过程。但是，从中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开始，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态度就不能不是一种反思乃至批判的态度，这不仅仅关乎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侵略的历史原因，还关系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内部矛盾的显现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开展。

基于上述原因，当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中国现实问题时，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全中国的苦难大众成了最一般性的历史使命。这个一般性恰恰相反，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发展，而是要超越这个阶段。“因此毛‘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论述具有现代性含义，即反资本主义是反西方的隐喻性修辞。”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而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一般性成了否定性的一般，成了近代中国备受欺凌的外部根源。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运动，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然而，除了反对资本主义、解放劳苦大众这个一般性目标之外，指导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又必须要有一种正面的、策略性的一般性的东西，否则，革命不可能有的放矢，中国更不能实现走向世界、发展自身的目标。这个一般性从何而来呢？理所当然，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性原则，具体策略则为城市中心论，这就是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大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苏联模式的局限性，共产国际囿于苏联模式，对中国问题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直接性的指导，苏联模式的一般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西方资本主义造就的产物，它不能在中国直接应用。结果必然是：中国的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一般性的东西固然不能丢，但是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也至关重要，必须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子。

“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总体性解决方案。正是在这一总的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同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共产党人出色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典范，把辩证法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此，莱文认为：“当辩证法作为一种起义的方法论出现时，为了理解辩证法，就有必要研究毛泽东。”“在许多但不是所有的方面，毛泽东成功地结束了辩证法思想史上一个将近两个世纪的时代。”所谓“辩证法作为一种起义的方法”不仅是说它是用来指导农民斗争的方法，还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的现代性历史境遇就是要在西方的强势生产方式中实现突围或突破。如果说辩证法的精髓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个精髓实质上是现代人的历史命运的哲学表达，那么，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贡献就不能仅从哲学上理解，更不能仅仅从认识论上理解，它是对人类生存论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解决。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就已经有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在语言表述上就已经是辩证法的体现。辩证法是研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历史命运的学说，中国生存问题的解决正是共产党人对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发展，也是对哲学的实践扬弃。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廓清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提供了现代化的前提，这是对辩证法的灵活运用与发展。至此,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成为可能。现代性观照中国，中国对此作出的反应是：既要迎合世界潮流，又要走自己的路。

可见，毛泽东对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人类历史境遇问题的解决恰恰遵循的是一种反思现代性的立场，是立足中国国情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创造性反思立场，因而具有抹不去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不是直接取材于西方现代性，而是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确立起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性，以超越性姿态试图跨越西方现代性的具体阶段，解决资本主义对弱小民族的剥削问题，甚至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反思或批判态度理论上源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文化，实践上则源出于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毛泽东的现代性意识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中确立的。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

毛泽东的功绩是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外在和内在的障碍，使中国具备了走向世界的初步可能。然而，这还只是中国现代化的准备阶段，是清理地基式的工作。真正使现代性与中国直接遭遇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商品经济的现代化构想与实施。同样，邓小平这一构想与实践仍然是沿着解决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的思路进行的。

邓小平在坚持辩证法总的指导思想上与毛泽东一脉相承，然而在具体策略上却与毛泽东存在着巨大差异，正是他用总的指导思想灵活地把握这种差异，开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篇章。这恰恰又是对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之关系问题的新的理解与升华。具体言之，便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以及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新战略方针。现代性的基础是商品拜物教，是交换价值的全方位扩展导致人的自我意识前所未有的勃发与社会生活的批判性姿态，在现代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全球化。对中国而言则是现代高科技与高生产力水平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逼近。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回应现代性呢？邓小平采取了正面回应的姿态：发展商品经济，解放生产力。

当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经济时，他的确领悟到了现代性的实质与辩证法的精髓。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上不可跨越的阶段，也是现代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和强势话语、普照的光。中国不能置身于这股潮流之外，否则将丧失民族的生存权和走向世界的契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邓小平彻底突破了以往从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出发理解问题的主导性视角，认为不要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纠缠，只要能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以借鉴；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都可以用。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邓小平不要以往坚持的一般原则呢？不是，邓小平是辩证法的大师，他仍然坚持了一般性的原则，只是这个一般不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走向世界。邓小平所坚持的一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邓小平一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这是从毛泽东开始就形成的传统。“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如何结合得好呢？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原则，这是顺应世界潮流解决中国问题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走向中国的结果，是现代性对中国的观照与中国的正确回应。邓小平深知，任何民族、国家都必须与世界接轨融入现代总体性发展框架之中才有生存的可能，否则便不能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一句话，中国必须走向世界，才能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和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焕发出古老民族本应有的生机。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现代性着眼点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超越与批判，着眼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宣示，那么，邓小平则完全是从正面回应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个现实，吸取西方先进历史经验，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把自己和西方资本主义做实质上的比较。所以发展商品经济成了中国人建设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现代性意识正向确立的标志。肯定自己从事的的事业的世界历史意义，与时俱进，以自己的姿态进行经济建设，这是中国人当前的自我意识之确证。可见，邓小平在解决中国现代性问题时也仍然遵循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面对世界潮流，中国不能闭关自守，必须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时，中国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别人。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邓小平已将其定位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可算是中国人对现代性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问题的历史回应与解答。既要符合世界大趋势，又要切合中国国情，既要趋向现代性的一般，又不能走西方的老路。

四、小结：救亡压倒启蒙？

可见，中国近现代的确存在两种现代性意识，也就是两种启蒙话语，毛泽东与邓小平对现代性态度的转换就是在两种启蒙话语中的实践抉择，同时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拒绝为主导的现代化意识是批判性启蒙的表现，它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对一般性的启蒙精神也有体现，但只要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关的东西，其总的态度是拒斥的，着眼点总是批判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虚伪性、狭隘性。其目的就在于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如此，建国后的一系列举措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这一点。这种态度极少有可能去正面思考启蒙的一般意义与价值所在，总是把它作为资本主义或其消极成果加以拒绝，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定位一切，阶级意识代替了启蒙。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战略举措是对启蒙的一般性接受，是从正面来面对现代性。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这一切出发点都在于吸取西方的先进经验，承认西方比我们要发达。正视现实，急起直追，这是对人民的正面启蒙，是现代性意识的正面确立。此时，批判性的启蒙仍然保持着，那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变。但具体问题上不再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此时中国同时存在两种启蒙话语，既要有一般，要有生产力的发展，要有启蒙的正面成果，又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对资本主义的警惕，防止和平演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现代性的主导话语已由批判性启蒙转换到了确证性启蒙，这是两种启蒙话语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李泽厚认为：“‘救亡压倒启蒙’的含义之一，正是启蒙本身所接受和宣扬的思想是同救亡联系在一起的，并受其主宰和制约。从表面上看，启蒙和救亡似乎对立，但实际上两者却是相互渗透，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的。启蒙最初由救亡唤起，但到后来，特别是三十年代以后，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和地区的军事化环境中，救亡完全压倒了启蒙。”李泽厚：《再谈“实用理性”》，他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仅仅局限在特定的环境和历史时期，尽管如此，他也认为“启蒙和救亡似乎对立，但实际上两者却是相互渗透，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的”。他对中国的救亡与启蒙的关系的理解并没有深究其世界历史源流，原因在于他对启蒙的理解就是西方启蒙运动宣扬科学和自由精神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以并不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启蒙话语。无怪乎学者们认为：其实，“启蒙与救亡、启蒙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实际关系，比之目前论者所作的一些概括要远为复杂。”杜维明认为：“只在历史中截取这个关键时段来了解中国的启蒙、了解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得出‘救亡压倒启蒙’的看法只是触及了中国‘启蒙’的现象，而对其深层结构的了解显然是相当片面的。如果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脉络中了解中国的启蒙，可以得到很不相同的观点。”

从上述去理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就应该是下述事实的表达：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民族独立，是免除列强的侵略与瓜分。理所当然，反对资本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启蒙意识就要压倒自由主义、肯定资本主义的意识，这不光是意识形态话语竞争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民族生存基础如何实现的问题。救亡压倒启蒙也就是两种启蒙话语、两种现代性意识在中国的遭际，是革命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性启蒙话语一度扼制了自由主义的生长。刘小枫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启蒙的两种不同类型：近代自由主义的启蒙观和人民民主的启蒙观。……中国的民族主义（救亡）与社会主义的亲和性推进了社会主义式的启蒙，自由主义式的启蒙反倒被视为蒙蔽；社会主义式启蒙在现代中国从未被压倒，并在‘文革’中达到顶点，遑论中断。”

中国的两种启蒙说不是我的发明，我要强调的是现代性内具的矛盾使得其本身呈现出两种理论确证，不管哪一种，都是现代性意识，两种意识都为西方和东方经历过。只是在主导性视角中，西方是依次经历正面现代性与批判的现代性，而东方尤其是中国则先经过反思现代性，再经过肯定现代性，这是以其具体历史情境为转换的。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批判性启蒙一度压倒确证性启蒙，也即学者所谓社会主义式启蒙压倒自由主义式的启蒙。这既是中国特殊国情所致，又不完全是中国的独特问题，它有其世界现代性视角转换的深层原因，是现代性自身的发展轨迹。两种启蒙同时源出于现代性本身的矛盾，这一点中国相对于西方并没有质的独特性，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现代性及其世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