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我对中共党史和民国史有浓厚兴趣，一个徘徊在我心中令我非常纠结的问题，让我难以做出正确判定。经过长时期学习思考和请教他人，现把我对这一问题思考和认定结论提出来，请教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冷溶院长和各位专家，并请对我的不妥处给予批评指教。

关键词：一九二四年摄于巴黎;安汉;历史新发现;质疑

2016年以来，我在百度搜索、微信上和西安出版社发行的《汉中栈道》这本书，发现一张非常熟悉的照片，这张合影照在《周恩来传》，《邓小平传》都有刊载，照片题词为《一九二四年摄于巴黎》。初中时读这些书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中国栈道》一书在这张熟悉照片中推出了一个新历史人物“安汉”，照片文字是这样介绍的：“安汉与周恩来、邓小平在旅法时合影，（前排左二为安汉，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对于照片中的“安汉”我过去是一无所知，兴趣使然，我查阅了安汉的相关历史资料，使我对安汉的生平履职和主要业绩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对经典照片中的“历史新发现”却不敢与书作者苟同，现述说理由如下。

一、安汉的生平、功绩与照片的关联

安汉，陕西省南郑人，生于1897年，毕业于陕西省立甲级农业学校。1920年12月25日最后一批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到法国后考取了法国南锡大学农学院。在大学期间曾担任该校中国学生会主席。他富有爱国激情，信仰三民主义。1925年在法国参与过孙中山逝世的悼念活动和同年“五卅惨案”的声援活动。安汉历经数载学习，获取法国南锡大学林学硕士。1927年，在回国后，就积极参加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北伐。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农务处主任、驻陕西司令部参议。这一阶段，安汉与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可能在军内有所接触，这只能是推测，没有史料能够证明互有来往。1927年7月，冯玉祥在郑州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安汉也离开国民革命军，就职于陕西省建设厅科长。1931年1月，安汉供职国民政府实业部任科长、技正。1939年5月出任国营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副局长，1940年转任陕西黎坪垦区管理局局长，1943年11月被国民党以包庇纵容种植鸦片罪处以死刑，时年46岁。

安汉一生贡献体现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一书中。该书在5000年历史中推举出陕西100位著名人物，农垦学家安汉作为开发大西北先驱入选陕西100位历史名人。安汉1931年1月入职国民政府实业部到1943年11月被国民党杀害。12年中，前八年在实业部就职，六次到西北、西南考察踏勘。后四年在陕西领办两个垦区，为国家、为人民、为抗战做出不朽的功绩。我通过研读有关安汉的书籍和资料，可以把安汉在西部开发中的功绩归纳为“212”。

第一个“2”是指安汉著书2本。1932年出版专著《西北垦殖论》，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该书题写了封面，冯玉祥题写“食为民天”的页首，监察院长于佑任，实业部部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蔡元培分别为该书作序。时年安汉35岁，到国民政府任职刚不足两年，能获此等殊荣，可见《西北垦殖论》是国之所急，国之所需。1936年安汉受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于右任先生委托，出任该校甘、宁、青三省农场筹备特派员，帮助在三省进行农场选址，并为该校写下第一本教科书《西北农业考察》。这两本书是安汉西北开发“一考察，二研究，三建设”三部曲中前两步的专著。

第二个“1”是指安汉先生参与和主持“开发西北协会”这一社会组织。该会于1932年6月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结束的五年中，共召开三届会议。第一届会长是蒋介石秘书陈立夫出任。第三届会长由安汉担任。协会存在五年中相继提出了许多议案，曾向中央建议迅速完成陇海铁路西段工程。即修建宝鸡到天水铁路。并呈请中央在西北各省设垦殖实验区，在青、宁两省各设立农校一所。在西北各省设立垦务机关，创立《开发西北》月刊，举办西北文物展览会等等。

第三个“2”是指在1939年到1943年安汉相继创办了二个垦区，即陕西省黄龙山垦区，陕西省黎坪垦区，接收难民几十万，探索移垦开发、救济难民、发展農业的屯垦模式，

在西部开发的历史上，安汉是民国时期西部开发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性人物，是继孙中山《建国方略》提出西部垦殖开发思想之后，第一个全面系统提出西部垦殖开发理论，并为西部垦殖事业献身的人。因而，陕西人称安汉为“西部开发的先驱”。

由于安汉被害是国民党内斗争的产物。建国后又受左的思想干扰和安汉国民党“中统背景”的影响。安汉的功过只是民间多有赞誉和传说。直到1991年，陕西推举安汉为陕西百位历史名人后，对安汉的研究才逐步展开。特别是安汉当年创办的“黎坪垦区”已建为陕西黎坪国家森林公园。而随着穿越巴山秦岭多条高速路、高铁路的开通，“黎坪公园”一下就变为旅游热点，成为陕南的“九寨沟”。当地政府更是不遗余力的加大旅游宣传力度。因而，介绍和弘扬安汉的文字亦呈现出爆发式增长。2016年，“安汉”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的合影照就相继在有关媒介竞相传播，给人的感觉似乎这是一个“历史新发现”。

二、照片的历史背景与判断“历史新发现”的依据

对安汉的主要生平、业绩以及“历史新发现”脉络的总体了解。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所读到现有介绍安汉的所有史料，没有安汉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活动的任何文字，更没有说明安汉入团介绍人都是谁，也没有对安汉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任何说明……。可我又深深的知道，这么重大的“历史新发现”能够横空问世，媒介相继转载，总是有源头的。《中国栈道》是经过汉中市众多领导和专业人员的审定，国家正规出版社发行的，我一个中学生就能够认定这个“历史新发现”没有历史依据？我的认识对吗？莫不是我知识局限，判断有误。

在这种自我矛盾和质疑之中，经过思考和求教，我认识到，参与《中国栈道》一书编辑、出版人员与我一样，同样犯了一个错误。其错误是对它的照片历史背景缺乏认识，对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历史还不了解，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就有判断“历史新发现”真伪的尺子。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先进分子组织起来的青年团组织，它从1922年6月在法国巴黎成立到1926年10月基本结束，历时四年多，期間召开9次代表大会，组织名称也是几经变更。它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早期境外地方组织，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九二四年摄于巴黎》这张照片，是1924年7月13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时的合影。这次大会到会代表115人，代表旅欧的法国区、德国区、比利时区11个支部，207名团员。会议讨论了团的组织、宣传、训练等工作并做出决议。大会根据《团章》，对团旅欧区各级组织机构、会议制度做出具体规定，会议选举了周唯真、余增生、邓小平、李俊杰、徐树屏5人为正式委员，聂荣臻、李林、王锡五3人为候补委员，并由以上八人组成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团旅欧区五届一次会议，讨论了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分工，周唯真、余增生、邓小平3人组成书记局，负责团的行政工作。周唯真任秘书，李俊杰任训练部主任，徐树屏任宣传部主任。第五届代表大会期间，旅欧第四、五两届执行委员会成员（16人）和各支部的代表（15人）共31人照了这张合影照，是旅欧青年团的重要历史文物。

1997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图录》对《一九二四年摄于巴黎》这张照片中的人物是介绍最多的。这张31人历史照片中，《图录》一书有姓名介绍的有15人。但是，《图录》没有指认图片一排左二是安汉。也就是说，《中国栈道》及主编把安汉指认在这张照片上，应该是对党史经典图片人物的一种“历史新发现”。

1997年距今过去20多年，照片中有新的人物发现很正常。但无论哪个机构和地方，对党的历史文物有新的发现成果，必须要有党史文献机构的权威鉴定意见。否则，就是一种对党的历史极不严肃的态度，甚至是在曲解党的历史，违反党的宣传方针。

从安汉旅法学习过程来分析，现有资料介绍曾为南锡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1925年在法国参与过孙中山逝世的悼念活动和同年“五卅惨案”的声援活动，具有三民主义信仰，从以后的履职经历可知是一名国民党员。

从旅欧青年团员的成长过程来分析，照片上的共青团员都是旅欧骨干力量，是在党组织安排下回国参加革命，或到苏联训练后回国参加革命。而安汉在法国获得硕士学位后，是自行回国的。在西安短暂参加过冯玉祥部队之后，就在陕西省政府建设厅任职。而没有与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一道，离开冯玉祥部队到共产党内。这至少说明，安汉参加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不是党组织安排的，完全是自己的决定。或者是受冯玉祥之邀请参加的，是自己个人意志的体现。与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受党的委派是截然不同的。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安汉仅仅是一个国民党员，而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由此向前追溯三年，1924年7月的安汉不可能是一个“青年团员”！ 更不可能出席“第五次代表大会”。

安汉有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但他没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救国的精神和志向。安汉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参加了北伐。但国共分裂后，作为国民党员的安汉还是继续到国民政府去就职，这一履职行为符合安汉的理想和信念。所以，把照片中的这个人拼接成安汉，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安汉的科学救国思想的发展脉络

三、我对“历史新发现”的认知和态度

综上所述，《中国栈道》一书和有关媒介宣传《一九二四年摄于巴黎》合影照有南郑人安汉，“这一发现”缺乏历史史料佐证和支持，没有历史的逻辑关联，也没有专家和权威机构的鉴定和认可，不是科学的有历史价值的发现。作为一个中学生，由于对历史的热爱和敬畏，依据旅欧共青团的发展历史和照片的背景材料，对《汉中栈道》一书中《一九二四年摄于巴黎》合影照有南郑人安汉这个发布提出质疑，并对此质疑和否定阐述我的根据和理由，不当之处请专家批评指正。

同时，也恳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这一“历史新发现”进行科学鉴定和论证，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解疑释惑，以正视听，还党史的历史真面目给予青少年。

2019年2月27日，我是以书信的方式于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冷溶院长写了这封长信，冷溶院长对该信进行批示，并请国内党史专家进行论证。2019年4月25日，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领导的委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编研部一处处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秘书长潘敬国同志给我母亲赵军来电，并说道：“涂粤给冷溶院长的信，研究院的领导已圈阅交我办理，涂粤在那封信中提出的质疑是对的，经典照片中那个人物，西安出版社认定是陕西人安汉，涂粤认为不是陕西人安汉的研究方法和立论是正确的。经过专家研究认定，照片中指认的那个人的确不是陕西南郑人安汉，而是重庆江津人冉钧” 1920年9月与邓小平等同学同船赴法勤工俭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87年，在冉钧故里修建烈士墓前夕，邓小平向中共四川省委亲笔写了证明材料，称“冉钧同志是我留法时候的同学”1924年9月，与聂荣臻、李富春等旅欧支部第三批人员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回国后，到重庆参与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参与创办重庆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协助吴玉章等人改组整顿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开展统战工作。1925年9月，重庆中法大学开学后，与周贡植等人创建了中共重庆支部，任支部书记。1926年2月，与杨闇公、吴玉章等人筹建了中共重庆地委，任组织部长。1926年12月1日，与刘伯承、朱德、陈毅等人策划组织泸顺起义，亲自到国民革命军第3师时俊部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开展军运工作。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仍四处奔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4月1日上午，在重庆蜈蚣岭巷被便衣特务开枪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