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理想。

我认为中国如果始终处于经济上不发达的状态,如果始终是大国在国际纷争中的牺牲品,那么,下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可能就是中国。因此,欧洲的停战协议刚一签署,我就着手拟定了中国的国际开发计划,以期在1919年的和会上得到列强的考虑。在我的《中国的国际开发》一书中已对该计划作了构想。此书已由普特曼父子公司于1921年在上海和1922年在纽约出版。

我现在认识到,如果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列强的现政府身上,那大概是要碰壁的。依我看来,可以在您这样富有生气的实干家身上,寄托更大的希望。这就是我诚邀您访问华南的原因,您可以借此对中国的发展做第一手的研究,而这无疑是20世纪大问题之一。

您诚挚的

中华民国大总统:孙逸仙

1924年6月12日于广州

孙中山先生的这封信,现珍藏于美国的亨利·福特博物馆内。亨利·福特先生显然是收到了这封信,但是不知何故,他没有来中国。

1924年,上海市新闸路口一座建筑的大门口,挂出了“中华汽车专科学校”的牌子,这是我国第一所汽车专科学校。该校设施比较齐备,除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外,还有汽车实验室、实习车间、测试设备和实验汽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汽车专科学校更名为交通辎重学校,主要培养坦克制造和汽车维护保养方面的人才,而且在学校内设立了一个研究所,还从上海云飞汽车公司和祥生汽车公司购买了100多辆旧汽车作为实验教学用。

山西军阀阎锡山早在1922年就下令在自己的军工厂内附设一个汽车修理厂,前前后后捣鼓了好几年,终于在1932年仿造美国的一辆1.5吨小货车,生产出了一款载重量为2吨、平均时速为30公里、名为“山西”牌的小货车。

该车的样车曾经在太原市的繁华街头展览,得意洋洋的阎锡山特别奖赏了试制有功的姜寿亭等人,发给每人1000块大洋。由于该车大部分系手工制造,用时比较长,造价很高,所以后来没有能够继续生产。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是由何应钦在1934年时着手筹建,由曾经主持改装过大客车和试验过用桐油作汽车发动机燃料的商人曾养甫于1935年在上海创办。这家官商合办的公司,聘请来了20名德国专家,他们计划先利用进口零件搞组装,专门经营装配德国“奔驰”牌3吨载重汽车,5年后再自制柴油汽车。

后来,由于日本军队入侵上海,该公司被迫迁至株州,后又转移到了桂林,1937年底时落脚香港,此外在重庆等地设有一些分厂。在此后的几年,该公司先后组装了2000多辆汽车,称为“中圆”牌,其标识为一个圆圈,当中有一个“中”字。

曾养甫先生还曾组织人员,对微型汽车进行了仿造。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汽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它一直存在到解放后的1950年。

在我国汽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由于汽车燃料紧张,严重影响了西北大后方战备物质的运输。当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将军,命令有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或制作可代替的燃料,以解燃眉之急。科技人员汤仲明经过几个月的试验,取得了改制汽油发动机为木炭发动机的成功,其性能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汽车的平均速度达到40公里/小时。随后,杨虎城将军立即签署政府令,批准汤仲明创办了“代油炉制造股份公司”,采用双管齐下的做法,在生产木炭代油炉的同时,对现有的汽油发动机进行改装。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寇的严密封锁,几百辆木炭汽车日夜奔驰在辽阔的大后方,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自主的“民生”牌载重汽车

1931年9月12日,由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民生”牌汽车,在我国举办的首次汽车工业展上亮相了。说到它的诞生,与张学良将军有着直接关系。

1928年12月,奉天迫击炮厂的厂长李宜春等人提出了关于“应国内需要,宜首先制造载重汽车”的建议,得到了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将军的赞同。他当即调拨4万多元(旧币),作为研制国产汽车的经费。后来,他又批准拨款70万多元(旧币),作为国产汽车的生产经费。

为了加快研制的速度,他们从美国购进一辆“瑞雪”牌载重汽车,并且聘请了美国人迈尔斯做总工程师,组织200多名能工巧匠对该车进行了大拆大卸。在“民生”牌载重汽车的666种零件中,有464种是自制的,“国产化”率高达70%,它是完全按照我国当时道路的实际状况量身定做的,最高时速可达47公里。该车自行设计的缓冲式后轴有着自己的特点,它的水箱分为4部,即使其中的1部损坏了,汽车仍然可以照常行驶。

就这样,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这辆65马力的2.5吨载重汽车,终于生产出来了。该车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二字作为车的名字。为此,奉天迫击炮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之后,立即送往上海,参加了同年9月12日开幕的首届汽车工业展览会。

我国的这次汽车工业展览规模宏大,设有48个陈列室,展品不仅有汽车,还有工程机械等,它们分别来自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尽管福特、雷诺、别克等外国名牌汽车云集于此,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那辆被挂上“国产汽车惟一出品”字样、隆重摆放在展览大厅中央展台之上、刚刚问世才几个月的“民生”牌载重汽车。

蒋介石的特派代表张群等人,当时都亲自到场祝贺。上海的广播电台和大小报刊也对“民生”牌载重汽车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以至于在那些日子里,上海滩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民生”牌载重汽车,更有不少市民跑到展览会场去一睹为快。

然而,就在本次展览开幕的第6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沈阳失陷,东北危急,生产“民生”牌载重汽车的工厂落入侵华日军的魔掌。本来奉天迫击炮厂准备再生产15辆“民生”牌载重汽车,这下也落空了。“民生”只生产出样车就夭折了,我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我国内燃机研制先驱支秉渊

说到我国的民族汽车工业,不能不讲支秉渊先生。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是我国内燃机研制的先驱。早在1925年时,他就联络了大学时的一些同学和校友,在上海创办了主要为军队试制各种型号发动机的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中公司”)。

支秉渊在中国首届汽车工业展览会上参观了“民生”牌国产汽车后很受启发,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觉得这台车虽然是中国人自行设计的,可是发动机等汽车主要部件均是采用外国车的原件或者是委托国外专业厂家依照我方设计的图纸加工而成。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制造出一台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全部国产的汽车。

支秉渊积数年之心血,终于在1937年的夏天,构思出了一种新型载重汽车的雏形。不料,这一年的8月13日,日寇将魔爪伸向了黄浦江边。支秉渊有关制造汽车的图纸不幸毁于战火。他和一大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响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工厂内迁运动,将公司上千吨器材先是迁往了武汉。当武汉告急时,又转到了长沙。

新中公司设立在长沙黄土岭的制造分厂于1938年的年底开工,支秉渊凭着记忆,重新绘制出了图纸,同时找到了他的得力助手陆景云回厂。早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陆景云就毅然向支秉渊请长假,走上了抗日的疆场,成为杜聿明将军手下的一名技术人员。支秉渊当时亲自奔赴湘潭,向杜聿明将军面陈理由,深明大义的杜聿明将军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不仅批准陆景云退伍回到新中公司,还将1辆已报废的德国卡车送给了支秉渊作参考。陆景云回到新中公司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日寇就兵临长沙城下,支秉渊又被迫拆下机器,到湖南西南部的山区祁阳安了“家”。

194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一辆在严格意义上讲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诞生了。因为这辆车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点洋货,特别是发动机、变速箱、传动器和转向机构等等,完全是由支秉渊主持设计制造的。虽然这只是一台样车,但是它让人们看见了我国民族汽车工业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