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也对环境造成破坏。随着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加剧，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对环境会计产生的客观现实原因、思想基础及理论基础进行细致分析，探寻环境会计的源头，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关键词：环境会计；工业文明；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4-0122-03

引言

可以说环境会计是西方工业文明孕育和滋养着成长的，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社会创造物资财富的同时，为资本主义无节制逐利本质驱使，机器制造和规模化生产使得资源需求攀升，消耗了大量资源也破坏了环境；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需求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在加剧，从而造成能源紧张、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处于不断的变革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亦随之变化。

一、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问题

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人类文明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先后经历三次大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是18世纪60年代珍妮纺织机的发明，这次工业革命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接下来是以电力、化学工业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持续到20世纪初；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高科技革命以电子、电信、生物遗传工程为主导。

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机器工业的诞生，使人类对能源的需求猛增，大面积的森林被采伐，煤炭被开采。新兴工业区及附近的江河湖泊等环境遭受污染。刚开始产业数量相对少，规模也有限，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环境污染的序幕也拉开，污染范围基本局限于新兴城市及周边的陆地。

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化学工业为核心，电力工业的兴起带给人类生产和生活质的飞跃，人类的活动能力陡增；内燃机的发明催生了汽车与飞机，人类活动范围扩大，进入全新时代；化学工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但所有的成就和现代文明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随着电站、化工厂数目增多，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问世，对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的需求剧增，人类开始疯狂地开采和消耗。新兴的技术不可避免出现高能耗低产出的情况，污染由陆地迅速扩及海洋和高空，由小范围、少数工业国家迅速波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地球环境遭受人类“立体污染”的冲击。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扩大人的脑力为基础，人类进入高科技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计算机、核能、卫星、宇宙飞船为标志特征，从此人类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地球以外。高新技术使得产能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类也已经意识到必须节约能源提高能耗比，但环境污染并没有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得到遏制，发而再遭重创。高科技同样是一柄双刃剑，核污染、电子垃圾、太空垃圾等都成为新的环境问题。地球环境再次遭受“超立体污染”[1]。

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迅猛，科技愈来愈发达。但相伴相生的环境污染程度也是一次超过一次，污染范围越来越广，其冲击超越了地球自净能力的限度。科技进步解放了生产力，也使得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资源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就呈衰竭；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生产模式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各国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科学家和普通老百姓不得不关注生存环境，在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有识之士积极投身环境运动，与环境有关的科学研究自然兴起，且学科门类愈发细致，环境会计就是其中一支。

二、环境会计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

（一）新的环境思想

最早步入工业化进程的是西方国家，环境保护意识也从西方开始。工业革命前后人口大量增加，形成了人口问题，人口增加给地球和环境造成压力。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人口论》，开创了人类与地球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引起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在20世纪30—9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公害事件（public nuisance events）①层出不穷。由于公害事件在全球范围不断发生，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不安全、不健康感，恐惧自己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加上社会舆论的广泛宣传，公众环境意识在不断提高，西方环境伦理理论在这种新的环境思想中产生。环境伦理理论的出现和完善，促使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组织专门的环境问题调查与研究，展开了大规模的环境保护活动，制定和通过了环境保护法。环保组织陆续出现，如1970年“绿色和平组织”（后改称绿色和平基金会）成立，联合国也于1973年1月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仅包括污染，而且包括生态、资源等；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也是全球性问题。80年代后西方很多国家出现“绿党”（也被称为环境党）。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防治污染，逐渐自发形成一场声势浩大反污染反公害的群众性的“环境运动”。科学家更是责无旁贷开始用科学手段解决各种环境问题。随着全球环保运动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在改变，他们在追求物质条件享受的同时，开始渴望更高的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大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理论完善表明新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环境会计的出现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哲学基础。

（二）新的企业价值观

1.“理性经济人”假设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经济效益

关于经济人的论述，早在1776年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他新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话：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最早的描述[2]。经济人假设认为作为个体的经济人，不论处于什么地位，其本质是一致的，即以追求个人利益，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而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人，所以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家们一直将企业目标定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作为一个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一定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众多企业经营目标中，其核心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3]。并且认为企业搞好生产经营，可以不择手段，只要创造出高额的利润，就是对社会做出了最大贡献。历史的看，这些观念及理论的出现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有其合理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必然，但如此价值观念下，环境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

2.“有限理性社会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效益

“经济人”假设只包含人的自然属性，没有揭示人的本质特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社会属性。人性除了利己，还会有基本的社交、情感等方面的需求，存有虚荣心、光荣感、责任感、怜悯仁慈之心等。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人”将企业目标定位于利润最大化或股东（stockholder）价值最大化并不总令人满意，单纯强调追求一个主体价值最大化，容易导致企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诸如政府、社区、客户、供应商、员工等主体的利益。“经济人”会感到不安，因为他不能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归属感、满足感。利己的“经济人”随即发展为利他的“有限理性社会人”（也称“社会人”或“道德人”）。“社会人”的利他行为也催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最早出现于1780年，它字面意思是在某一项活动或企业中“下注”的人[4]。1927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经理在其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公司应该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的思想[5]。1932年，另一美国人多德（Dodd）更为直接地指出，公司董事必须成为真正的受托人，他们代表的不仅是股东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其他利益主体的整体利益。这一认识已改变了公司董事只是股东的受托人，只对股东利益负责的传统认识。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学者才首次命名并给出定义正式出现“利益相关者”的概念[6]。其主要观点认为，不能单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管理企业，不能不考虑雇员、债权人以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企业不仅需要维护股东的利益，还应当考虑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经济人”随即上升到“社会人”，企业开始追求更高的社会利益，企业价值目标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社会安全，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从本质上看，“经济人”假设只看到企业的自然属性而忽略了企业作为“社会人”一面的社会属性，只关注了企业本身只看到眼前利益而没有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动态地考虑企业的社会性和企业伦理道德，是不负责任的片面观点，企业作为社会一员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社会利益做一个道德人，一味追求企业个体的经济利益必将受到批驳，最终会被摒弃。

3.“生态人”与“企业社会责任”——生态效益

“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价值目标是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其中企业投入的能源与原料是直接来自大自然的，即“经济人”和“社会人”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就是一个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同时再把这个过程产生的各类垃圾还给大自然。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到来，“经济人”、“社会人”可能并不需要直接与自然打交道，但高科技生产力这种经济方式，却只是把向大自然的直接索取附加了多种程序而已。自从进入工业文明，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附，少数人竟错误地认为人可以主宰自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受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大自然沦为可怜的、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大餐。客观地说，经济的发展确实少不了“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利益驱动，但这些理论适用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和自净能力是无限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眼界的局限使得企业只考虑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厉害关系，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懂善待自然，却善用经济的视野来对待人与自然，以为攫取自然的投入越多，经济回报一定丰厚。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一旦违背不仅经济收益受影响，还会遭受大自然无情的惩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单纯逐利的本质虽然促进了经济繁荣却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分离与对立，生态严重失衡，工业的文明和人类的进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价值目标是短视的、有限的，对可持续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破坏已危及人类自身，过度的资源开采实际上只是不经济地攫取了未来的资源，牺牲了下几代人的利益。因此，企业应承担起超出于对其业主或股东狭隘责任观念之外的，替整个社会承担责任，否则将成历史的罪人，全人类的罪人。伴随人口的急剧增长，短短二百年的过度开采、掠夺、污染、破坏，地球变得满目疮痍，百疴缠身。植被遭到破坏，资源枯竭殆尽，海洋、陆地、天空严重污染，大自然愤怒了，报之以温室效应、冰川融化、飓风海啸、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沙尘暴、雾霾、物种灭绝、生态失衡……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反思了人类史上的许多事实，就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 迫使人们关注环境、人口、资源问题，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活动。

20世纪60年代以来，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识，人们深刻看清了工业繁荣背后人与自然的冲突，传统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人类不可能真正主宰自然界，更不能肆意妄为地对待大自然，作为自然界中的生命形态之一的人类是渺小的，生命活动必须遵循自然，不能违背生态学规律的。这就要求人类开始从人地生态和谐角度考虑问题，探索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目标——生态化目标。与之相匹配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也有新发展添加了生态属性，“生态人”一说自20世纪中后期伴随全球生态危机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生态人”的讨论不绝于耳，多是哲学范畴的。国内“生态人”一词最早出现在1991年，是从美国学者郑和烈的文章翻译过来的[8]。国内学者中徐嵩龄先生首先提出并定义了“理性生态人”，所谓生态人，也称“理性生态人”，就是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人。生态人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互养、互助、和谐共存。生态人假设中包含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丰富内涵[9]。企业必须实现从“经济人”、“社会人”的超越成为“生态人”，承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大众的生态意识在觉醒和普及，对生活的要求在提高，希望在享受物质财富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又能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于是环保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欢迎。市场需求可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如果企业要想保持自己可持续获利的空间，就不得不关注买方市场，也就不得不关注生态价值，生态效益自然而然成为企业首要考虑因素，成为新的企业目标。

结论

综上，工业文明、人口膨胀引发的环境问题是环境会计产生的客观现实原因；新的环境思想的产生是环境会计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哲学基础；而对企业行为的人性分析假设以及对企业价值目标衍变的分析是环境会计产生的经济理论基础。企业在实现“经济人—社会人一生态人”转变的同时，随着视域的开阔企业目标由微观逐渐走向宏观，从片面到科学，相应表现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企业价值观的转变和提升，使企业明确了肩负的社会责任，从而使得环境会计成为一种可能。

参考文献：

[1] 工业文明时期的环境污染与保护[EB/OL].http：//home.51.com/dls124/diary/item/10003535.html.

[2]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48.

[3] 陈孝兵.“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及其超越[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7）：107-112.

[4] John simmons.Reconciling effectiveness and equity in performance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synthesis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systems design.Systemic practice and research.2003，16：255-266.

[5] 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 李洋，王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动态发展与启示[J].现代财经，2004，（7）：32-3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8] 郑和烈.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中的深层生态学：从经济人到生态人[J].国外社会科学，1991，（8）.

[9] 徐篙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10.

[责任编辑 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