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中国近现代军事落后的原因，前人亦有阐述，本文则作进一步归纳为六大错位和四个特殊因素，前者中国和日本都具备，后者为中国所特有。本文认为，正是这四个主要的、为中国所特有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缓慢，导致包括海军军种在内的国防现代化历经百年长途跋涉仍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历史已经表明：这种落后具有不可抗拒性。在对外战争中，由于战场上因武器装备落后而屡遭惨败，“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的中国传统“伦理主义”战争观已被西方“技术主义”所彻底颠覆。

关键词：文明转型 中国近代 海权 困境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2-0001-08

一、东西方海军的社会功能和性质比较

西方海军发源于古代地中海的商业城邦国家，海上贸易的国民经济结构、对本土外地区原料商品市场等经济资源的依赖，以及连接本土外重大利益地区的“海上生命线”是海洋国家生存的三大要素，也是产生海军军种最根本、持久的动力。

海洋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生存状态，其国防安全线必然超出自己的本土范围，包括“海上生命线”和本土外重大利益地区，其海军是国家生存的成本投入，一如陆军军种是内陆农耕国家生存的成本投入。海上资本的流动性、扩张性促成海洋国家军事上的进攻性、扩张性和侵略性，并且形成共生和对应关系。

中国古代海军（水师）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海洋国家的背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生存发展依赖土地，由此产生适合这一生存状态的陆军军种和千年不变的陆权主义传统，中国自古国防安全线与边界线重合，不会越出本土范围。除非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不断骚扰，被迫采取积极防御措施，越境主动出击，以便一劳永逸地解除边患。而中国古代的海军本质上是陆军军种向海上伸出的触角而已，其根本职责和陆军一样维护农耕社会的生活秩序，而不是为国家主体经济的航海商业保驾护航，战时其军事职能是在江河湖海地区作为陆军的水上辅助性军事力量，平时则巡逻江河湖海，缉私捕盗。

从生存方式和经济生活而论，近代的北洋海军缺乏一种来自生存状态的动力源。它们不像西方那样，以海洋贸易经济作为生活背景，因而海军军种可视为现实生活的逻辑展开。在经济运作上，西方海军是商业、殖民运动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业利润形成良性互动。由于社会没有从农业向商业贸易转型，北洋海军的生存背景是农耕社会，海军与社会经济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动，在经济上只能成为农业社会的沉重负担，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遂使依赖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与现代海军之间构成相互排斥、互为累赘的关系。

由于农耕社会缺乏商业社会向海外寻求财富和利润的冲动，不存在国家的“海上生命线”长期被威胁，以及维护海外生死攸关的重大利益地区的需要，因此中国古代海军（水师）和近现代海军与西方海军相比，都天然地缺乏向远海外洋伸展的动力和能力，即使具备了这种能力也被看作是靡费国库、奢侈炫耀的行为，如郑和七下西洋引起的朝廷内外异议。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生存资源和财富创造直接源于土地而与大海无关，虽不乏称雄一时的海军（水师），但都昙花一现而已，难以为继。农耕社会“内向性经济”生存状态使中国古代（水师）和近现代海军完全不具有西方海军远洋进取的性质，这赋予中国古代海军（水师）天然的保守性和防御性。

二、近代化海军与中国农耕社会的几大错位

通过东西方历史的比较，我们发现强大的陆军是农耕社会生存所必需的成本投入，强大的海军是海上贸易国家生存所必需的成本投入。农耕国家纵然一时海军强盛，但无法保持长盛不衰，因为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与农耕社会根本上是一种错位。蒋百里先生说过：“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现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因此，建立西方式的强大海军同中国农耕社会的生存方式完全相背离，中国社会的物资财富生产依赖土地，而与海洋无关。西方海军保护海上贸易，海上贸易反哺海军，形成良性互动。中国海军巨大军费一味消耗农业社会财政。因此，当中国被迫应付西方列强和日本来自海上的威胁时，农耕社会生存方式首先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这种海军与国家生存方式的错位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以下将分别阐述六大错位现象。

1.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与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错位

近代海军是技术性军种，以西方的数理化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为背景，先进的武器装备形成的强大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形成的儒、佛、道形而上学知识体系以及诗、书、琴、棋、画等技艺知识体系同物质生产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先进毫无关系，而“八股文”借助“科举制”成为中国社会的“正宗知识体系”。19世纪中叶前后，法国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德国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英国牛顿确立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英国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原理，英国道尔顿创立了近代原子学说，俄国门捷列夫制定了化学元素周期表，英国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学说，法国巴斯德开创了微生物学；而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应学科尚处混沌未开状态。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中国终于派出第一批出国留学生系统地学习理工科为主的西方知识体系。同时国内也陆续开办新式学校，引进学习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光学、机电等理工课程，近代国防和技术军种的海军与传统文化规定的知识体系的错位才开始得以矫正。

2.近代，国防人才与传统武夫的错位

近代海军建设需要知识型（理工加人文）人才，包括各级指挥官。但自宋代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形成重文轻武的传统。军人乃是缺乏文化素养的一介武夫而已，所具素质只是胆量、勇气加上冷兵器时代的作战经验而已，这与近代理工知识型海军人才要求严重错位。所以，当近代国防和海军事业起步时，中国还面临弥补传统农业社会“赳赳武夫”和近代工业社会军人“理工型知识分子”之间巨大差距的问题。1866年12月23日（同治五年），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官名“求是堂艺局”）开始兴建，同时开局招生，中国由此才开始漫长的现代工业技术和海军人才的培养。

3.近代海军与农耕技术的错位

18世纪中叶后，欧洲工业革命发轫，机器大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工业技术迅猛发展，各种技术发明层出不穷。1769年，J.瓦特发明蒸汽机，取得划时代的技术成就，并引起一场工业革命；1776年，单动式蒸汽机制成；1782年，复动式蒸汽机又被制成；1785年，棉纺厂开始使用蒸汽机作动力；1789年，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棉织业。工业革命后，蒸汽机逐步扩展到化工、冶金、采矿、机器制造、运输等部门，并迅速用于战争领域。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国防力量包括海军军种仍然以古老的农业社会手工作坊的简陋技术为基础，与行进在工业革命旅途中的欧洲形成强烈反差，致使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同古老的农业技术发生严重错位。

4.近代海军与冷兵器时代的错位

技术上的时代性差距直接导致武器装备的时代性落差。鸦片战争事实上是中国古代海军同欧洲近代海军的交战，陆上交战也是如此，对方几乎是“零伤亡”状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装备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和布伦士威克式前装滑膛击发枪两种。清军主要装备兵丁鸟枪，“两支兵丁鸟枪不敌一支伯克式枪，一支布伦士威克枪可顶五支兵丁鸟枪”。近现代战场上的胜负是由火力决定的。

拿破仑说过：炮兵是战争之神。在飞行器尚未出世之前，作为战场重型武器的火炮往往是战场胜负的决定性武器。鸦片战争，中国与西方军事发生初次碰撞时，西方的火炮的制造原理虽然与中国一样，但在制作工艺上和质量上远胜于中国。

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冶炼技术实现了科学化，优良的铁质为火炮提供了良好的原材料，炮身轻而火力猛。而中国当时的冶炼技术落后，炉温底、铁水无法提纯、杂质多、气孔气泡多，因容易炸裂不得不加厚火炮壁管，造成炮身重、火力弱，数千斤重炮威力反不如西方小炮。

在铸造工艺上，英国采用铁模造型，使用镗床对炮膛内部切削加工，使其更为光洁滑润。中国仍沿用落后的泥漠造型，铸件毛糙，且无炮膛内部精加工。在火药制造方面，英国借助欧洲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火药燃烧、弹道、初速、弹着点等方面进行研究试验和计算。对火炮部件各种比例，如炮身与炮管、火门、炮架、瞄准器具都有非常合理的设计。中国铸造火炮时不懂炮身与炮管的比例，多数没有炮架和瞄准器具，许多是固定发射，既不能高低调整、也不能左右移动，作战时靠“喂球”才能射中目标，即目标主动送进射击范围才行。且射击时，弹道紊乱、精度差、射程短、威力小。

英国的炮弹种类多，有实心弹、爆破弹、霰弹等。中国的炮弹只有效能最差的实心弹。爆破弹着点爆炸后，利用四分五裂的弹壳碎片可大量杀伤集群人员。两次鸦片战争中，爆破弹对于使用人海战术的清军具有毁灭性效果，多次摧毁沿海、沿江清军聚众防守的各要塞炮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爆破弹即三百年前明末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引进的“开花炮弹”，清廷对武器垄断限制了三百年后竟然遗忘了，不知其为何物，以致左宗棠督师西征在陕西凤翔发现明末“开花炮弹”实物时感叹：“利器之人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看来左宗棠深知“细节决定历史”的道理。

弹药与武器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英国化学家歇夫列里在1825年经过多次实验后，提出了黑色火药的最佳化学反应方程式：2KNO[，3]+3C+S→K[，2]S↓+N[，2]个+3CO[，2]个。据此，在理论上，硝、硫、炭的组配比率以74.84%、11.84%、11.32%为最佳火药配方。英国按照这一方程式，配制了硝、硫、炭的比率为75%、10%、15%的枪用发射火药，以及组配比率为78%、8%、14%的炮用发射火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的火药配方仍然按以往经验为主，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为广东水师确定了两个基本配方：枪炮火药硝、硫、碳比率为80%、10%、10%；大小火箭燃烧性火药比率为86.5%、5.4%、8.1%。两种配方含硝量都偏高，易潮湿，难点燃，甚至全然失效。

双方军事因素最大的差异还是在战舰方面，由于英国生存基于海上贸易，战舰是“吃饭”的家伙，格外重视战舰的制造。其船体用最好的木料，外裹金属材料，吨位多在百吨与千吨之间。同时炮位众多，在10门到120门之间；两桅或三桅悬挂数十具风帆，利用各种风向航行。而清朝的水师舰船建造200年来几无变化，农耕社会的水师不是国家“吃饭”的家伙，只是用于海上缉私捕盗而已。用料简陋、船体小、炮位少、航速慢，每舰配置的火炮数量不超过英军的等外级舰只的22门。以至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水师舰队几乎不具备在海上同西方海军交战的能力。只能被动地在沿海各要点的岸上实施“海防”。

5.近代海权观念与传统陆权观念的错位

中国的海防无法使用舰队实施海上邀击，而只能被动地进行岸上防守，除了上述各种因素、特别是武器装备时代差距外，还同农耕社会数千年保守的防御性军事传统有关。日本军事学者浅野韦占吾认为：“关于农耕民族，他们从事农作物生产，以粮食为主食进行生活，离开土地便一事无成。因此，他们对土地有着强烈的眷恋之情。为了确保领土而采取防御式的战争手段，即使发动进攻，也只是进行以扩大耕地为目的的小规模的有限战争。”

保卫耕地是农业国家国防第一要务，进入到战略战术领域，消极防御成了农耕社会与生俱来的国防性格。消极防御观念的千年物化象征是北方的万里长城，近代沿海防御工事仿佛就是把长城移到海边，“海上长城”成为海防成功的象征物，这表明本民族潜意识深处的消极防御主宰着近现代海防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即使在“洋务运动”中建立了近代化的北洋海军，其使用功能也是把口守岸，将陆军的防线推至近岸水域，而与西方近代海军天然的远洋进攻性质背道而驰。可以说，海权国家的陆军本质上是海军陆战队，而近代中国这样的陆权国家的海军，本质上只是陆军水战队而已。

6.封建极权专制制度与军事近现代化的错位

在所有错位中，最严重的是政治制度与军事近现代化的错位。历史上的海权强国往往以民主政治制度作为其政治基础，并同民主制度相匹配。商业社会的核心是自由贸易，形成“平等”的社会价值观，海上贸易导致军事上的强大海权，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海权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迦太基在地中海上的霸权也是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后来居上的罗马海权也是在民主政治时期达到顶峰。中世纪以后，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的强大海权都是以政治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而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中华帝国、法兰西、德意志、前苏联等历史上专制极权国家的海军均昙花一现而已，其中多数被民主国家的海军所击败。

根据欧洲的经验，社会现代化转型以及军事现代化成功的深层机制和关键并不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规模，而在于市场原则能否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于后者之上。这是产生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海权的源泉是海上商业贸易，首先要实现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以及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国防意义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中国在同一个时段里进行着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的“混合三级跳式”的社会转型，比起欧洲各个阶段清晰的单线型社会转型，中国是三条线扭在一起、并进形态的混合式社会转型。仿佛是“高台跳水”的“前滚翻加转体”，这种社会转型可谓史无前例、没有章法可循，因而难度极大。在政治上，中国始终在寻找和探索与此种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相适应、相匹配的现代政治民主制度，中国现代化运动长期陷于政治沼泽本身也证明了这种难度。

西方历史表明：社会全方位转型是军事现代化转型成功的基础；而清王朝出于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辉煌的古代华夏文明留恋，以“中体西用”观念为指导，希望在尽可能不触动传统社会极权政治体制的前提下，以“单骑突进”的方式在封建传统国家里建立一支现代化国防力量。于是，西方以社会全方位转型为前提的军事现代化，在中国“精英们”的实际操作中，蜕变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建立现代军事子系统。由于得不到其它社会子系统的支撑，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一定是畸形的、极其缓慢的，其性质是把一根生机勃勃的绿枝嫁接在即将枯萎的老树上，想以此挽救老树的生命，结果是绿枝与老树同归于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就是自以为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在近代国防领域的彻底破产。

从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军事现代化主要受阻于政治体制的“瓶颈”，为落后的政治体制所严重制约，由于政治在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体制能否满足现代化的要求是关键性的问题。因此，政治转型是事关社会转型全局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包括海权在内的现代国防建设的决定性因素。

上述六大错位决定了中国国防和海军现代化决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解决。如果没有国内腐败和动乱及外部入侵的干扰因素，社会转型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话，大约需要半个世纪左右时间才能跟上欧洲国家，这种判断的依据是近代日本国家的转型。从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率4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迫使日本开国，到1905年打败俄国确立其强国地位为止，日本用了52年时间才勉强跻身世界列强。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同西方直接军事对抗为起点，以日本为参照，励精图治顺利的话，似应在1890年左右完成国家近现代化的转型，应建立完全能抵抗列强入侵的近代化国防力量，包括近代化海军。

然而，事与愿违，直到进入20世纪，在某一段时期，中国追赶中却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鸦片战争”后170多年的今天，和西方还有不小的差距。寻其原因，还在于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起步时，遇到了日本社会转型时不曾出现的“中国特色”的重大干扰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是四大因素：外交失误、毁灭性内外战争、地缘政治天然缺陷、极权专制制度与社会精英缺陷。以下将对其分别阐述。

三、“大国尊严”导致外交强硬和毁灭性军事冲突

孙子说过：“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意思是弱小的力量硬顶，就会成为强大力量的俘获物。在近代西方国家面前，中国徒有大国的外表，实际上是个力量弱小的落后国家。弱者外交处理不慎、一味同强者硬顶不知妥协和让步，则自取其辱，甚至自取灭亡。这时就需要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历史上不乏“知趣”者，如汉高祖白登城被围领教了匈奴强大后，立刻与之和解，并采取“和亲政策”。经文帝、景帝两代韬光养晦、养精蓄锐后，直到汉武帝时才发动对匈奴的反击。再如日本被美国佩里叩开国门后，自知国力不敌列强，便竭力避免过早与西方国家冲突，以妨碍自身的近代化进程，而是主动积极“脱亚入欧”，待近代化羽毛丰满后，一反长期“低眉顺眼”，旋即与西方国家一一清算。

中国古代为亚洲的泱泱大国，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扮演“大爷”的角色，尽管扮演“孙子”的韬光养晦之计是正确的选择，但过去的辉煌、大国的尊严、“大爷”的心态始终无法进入韬光养晦的“孙子”角色。举国上下大国臣民皆一派“威武不能屈”的气势，实际上是以脆弱之力与强大之西方硬碰，虽产生某些正面效果，但以长远崛起之计，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两次鸦片战争都与外交谋略不足有直接关系。若能像日本那样在半个世纪的韬光养晦期，忍辱负重，极力避免与西方列强直接在军事上硬碰硬，近代化速度也许更快些。因此，历来聚讼纷纭的“主战派”与“主和派”谁是谁非的问题应置于这种长远利益的视野给予评估，而不能用“投降派”、“卖国贼”对“主和派”以简单否定。

外交失误导致中国羽毛未丰之际即同强敌搏击，惨遭军事失败。与英国对抗的军事失败，对晚清社会动荡又极具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清廷的战败激化了官民对立的社会矛盾，清廷统治的威信和合法性遭到破坏，民间反叛势力蠢蠢欲动。鸦片战争十年后，1851年1月爆发太平天国武装反叛。

四、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国防近代化的延误

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产生了朝野上下仁人志士励精图治、献计献策、共御外侮的激励作用。但战败的负面效应却大大出乎意料，民间反叛力量见清廷政治统治如此低效、军事上如此不堪一击，遂受到鼓舞。1851年1月，太平天国武装反叛爆发，清廷原本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而全面对付外部威胁的计划只得暂缓，集中全力来应付内乱，以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太平天国兴起之际，英法在1857年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天主教神父马赖被杀事件乘机于1857年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清廷被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沙俄也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赔偿大量赔款、损失大片领土主权。中国陷于内战和外战相互引发、互动不断，形成恶性循环局面，严重阻碍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国防近代化建设。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表明：清政府内政外交全面失误，这种失误被某种逻辑所支配：为了对内证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对外强硬而导致战争冲突；为对外证明政治统治的稳定，就必须坚决镇压民众反抗；从而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采取最愚蠢的处理方式，这种社会状况不仅妨碍了近代化转型，而且加速了社会传统危机的到来。与日本近代化的成本、速度、成效相比，日本社会转型过程所付代价极小，只经历了时间极短的“戊辰战争”和“西南战争”。中国经此浩劫而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已处于“跛脚鸭”的状态。

五、“塞防”与“海防”——地缘战略的困境

从地理环境而论，中国呈现巨大的半岛型。东南属滨海地区，海岸线长1.8万公里；西北接近中亚腹地，但其农耕生存方式决定了国防上的陆权性质，并不因为东南部沿海而属于海权性质。近代中国一方面遭遇来自西方和日本崛起的海上严重威胁，另一方面遭受来自西北方向俄罗斯的陆上威胁。由于19世纪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成份无法兼容，海陆两军各司其职，不能相互配合策应，加上国家财政有限，国防投入在海陆两个方向同时并举于国力上捉襟见肘，因而出现王文韶“塞防论”与李鸿章“海防论”之争。前者主张：“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至构衅于东南。”后者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而左宗棠“海陆并重论”看似面面俱到，所谓“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实际上也难以兼顾。

近代中国因地缘战略位置的先天缺陷，不能陆海兼顾的情形颇似欧洲的法国，一方面要应对海上强权英国，另一方面要应对陆上强权俄罗斯和德国。而海军强大不等于陆军强大；同样，陆军强盛不等于海军强盛。拿破仑战争失败后，欧洲处于英国和俄国支配的“维也纳体系”下，法国被迫采取与英国结盟以减轻海权方面的压力，集中力量对付陆权暴发户德国。这也注定了法国不可能成为一流强国的命运。而近代中国在面临海、陆两面威胁时，被迫“丢卒保车”，选择了与陆权国家沙俄妥协，集中力量对付海权暴发户日本。由于中国之弱连“丢卒保车”都做不到，结果是中国大片领土被俄国巧取、被日本豪夺。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被“塞防”、“海防”的弱势和矛盾的历史阴影所笼罩。直到今天，借助21世纪以导弹精确攻击为核心的军事高科技，海陆空武器装备已经能够高度兼容，空中打击系统不仅能决定制空权、而且能够决定海陆两方面胜负，天然的传统地缘战略困境才有可能被摆脱，“塞防”与“海防”的矛盾才有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六、极权体制与政治精英的局限性

西方走在时代前列的富强国家，其社会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转型成功都以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为根本基础，政治民主化保证其社会在自由、平等、公正环境下，社会各种创新能力得到最大保障。此种社会虽有贫富差距，却有个性解放获得发展，人人摆脱贫困之机会，因而能减少内部消耗而一致对外。极权专制国家人为地将人们分为压迫与被压迫的等级，权贵者世袭各种社会特权，广大底层民众永远承受生活的艰辛，社会内部始终处于尖锐冲突状态中。民主国家的民众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国家”，极权专制国家的人们把国家看作是“他们的国家”（权贵阶层）。一如著名社会学教授麦尼尔所说：“……而且在许多国家里，他们连可信赖的广大公民都没有，不能保证他们不去打他们的统治者，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极权专制国内外一有风吹草动，底层反叛势力就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因而在对付外患时，极权专制国家注定是虚弱的；在社会转型时，必然是缓慢的；在追求军事近代化时，一定是低效的。

许多学者已指出，清王朝于民族危亡之际镇压内部反抗更甚于对付外患。有人认为这“不仅是国防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端反动。”这种解释并不彻底。对内凶神恶煞镇压、对外软弱退让是一切极权专制政府的本质特征。极权专制者持“家天下”意识，把国家看成私人财产，近代外部入侵者多是要些钱财而已，不要其“性命”；而内部反叛是要改朝换代，要钱又要命。

历史的进化逻辑是：军事近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近代化转型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军事近代化必须得到其它社会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支撑，才能发挥其应有之功能。海军近代化更是涉及几千年农耕生存模式向依赖海洋的商业生存模式的转变。然而，中国近代大部分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集体认识的误区是，追求不触动极权专制体制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近代化甚至现代化转型，愚蠢而徒劳地在传统极权社会系统建立现代化军事子系统。结果是军事子系统因没有其它现代化子系统支持，而产生种种障碍，导致军事子系统——北洋海军低效率运转，最终在同外部碰撞中毁灭。

在中国社会最初转型中，中国社会精英的见识、思想解放程度、境界、气魄和日本精英相比，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日本的社会精英是用整体眼光把握西方文明体系，他们没有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历史优越感支配下充满主观臆想的口号，因此没有将国家现代化煮成“夹生饭”，而是实事求是，正视西方文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视西方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一整体知识结构，提出“脱亚入欧”，并从政治制度上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避免了中国为维持传统极权体制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挫折。

（作者简介：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教授，上海，201207）

收稿日期：2012年11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