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1936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56年移居美国。1968年参与创建英特尔公司，1979年被任命为公司总裁，1987年成为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脑芯片公司，并入选美国《财富》杂志500家最赚钱的公司。安迪·格鲁夫现已卸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政府在美国汽车业投入了巨资。它应该如何利用这种影响力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汽车业正处于彻底的转型过程之中。对于企业如何应对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有许多信息可以获得，但有关整个行业转型的信息却少得可怜。

历史表明，大多数企业对转型的处理都不够好。原因之一与高级经理有关，他们往往“搞不明白”，也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未来将与现在大不相同。这些高级经理人都是在旧的企业环境下上台掌权的。他们在旧的环境下出类拔萃，却没有具备新环境所需的经营技能。高级经理们还难以区分一家企业竞争地位的衰落和一个行业本质上的变革间的区别。明白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最困难的事之一，尽管这也是最重要的事之一。

整个行业的转型不会经常发生，只有在一系列因素都具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行业的转型。这些因素包括消费需求的变化、主要供应链的某些部分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以及关键技术变革的出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脑业就是如此。在那之前，各个企业利用自有的软硬件技术生产自己的大型机，企业的销售团队随后销售这些结构复杂、价格不菲的产品。个人电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在短短几年间，电脑业就实现了突破——再重组的过程。整个行业开始依靠常用硬件元素(微处理器)和软件包；销售则外包给第三方。在企业中，我们称之为从“垂直”结构转向“水平”结构——垂直结构指的是企业负责自己的开发、制造和分销：水平结构则指的是一些企业专门从事元件生产，而其他企业则负责组装和分销任务。结果是，随着Burroughs和Digital Equipment等旧参与者逐渐消失，以及康柏和戴尔等新型企业的出现，电脑业变得更具活力。

通常来讲，一个企业无法左右行业的转型。不过，当一个政府像美国政府参与汽车业转型一样参与一个行业的转型时，政府最终能作出转型决策。

想象一下，如果在电脑业转型的过程中，里根政府担心行业的动荡，并试图通过向主要大型机企业投入巨资而拯救这个重要行业的话，情况会怎样?这样的投资本来是为了保护这些企业的可存续，结果却会使转型戛然而止，使美国失去其领导电脑行业的地位。如果汽车业只需要应付衰退而已，那么政府投资通用汽车或许会带来直接帮助。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汽车业面临着一系列因素的联合作用：全球性的衰退、油价上涨、环保需求、制造业全球化，最重要的是涉及汽车业本质的技术变革。

电动汽车已经变得可行，未来很可能只会变得更强大。对电动汽车性能至关重要的组件——电池和电子控制系统的技术都在迅速发展。这些新技术可以在投资持续小幅增加的情况下迅速改进。与此相反，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技术享受了几十年的发展，进一步改进的潜力有限，比如内燃机引擎以及相应的燃料和驱动系统。

结果是，多个因素正在累加在一起，即将引发汽车业的结构变革。电动汽车可能会更好地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需求，人们对电动汽车的喜爱可能会超过依靠内燃机引擎的汽车。现在的汽车业就像个人电脑出现之前电脑业的情况一样，也是“垂直”结构。不过，电动汽车的简单，再加上某些组件的标准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汽车业转向“水平”结构。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汽车营销媒介，能很容易地适应水平结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汽车生产商的成功将取决于它利用新结构的能力高下，它是否能对电池等组件的规模化生产和成本下降比竞争对手更好地加以利用。

美国政府正在投资汽车业，希望藉此防止就业岗位的丧失。这可能会改善通用汽车在现有结构内的运营能力。不过，在开发该公司应对新的电动汽车时代的运营能力上，政府并没有投入同等规模的投资。

中国似乎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还不清楚中国政府如何影响产业战略，不过，中国正在大力开发和制造电池。实际上，中国政府断定，在开发可能成为汽车业新结构的基础技术方面，中国能够领先。

哪种投资战略更胜一筹?现在作出判断为时尚早。美国的战略在短期内很可能会挽救就业岗位。长远来看，则有更多的问题。我们还不知道汽车业是否以及何时会转向水平结构。不过这非常重要，各国进行的战略决策，可能会决定谁最终将成为世界汽车技术和制造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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