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雍正从“民间记忆”中的“残暴君主”一下子成了“视觉效应”上的“改革皇帝”，这不能不说是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功劳。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编导们对雍正形象的塑造选择的是其“正面”而非“反面”，这与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大潮是分不开的，因为改革是新时期中华民族的精神触角。

[关键词]《雍正王朝》“民间记忆”“视觉效应”精神触觉

1999年新年伊始隆重推出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是一部波澜壮阔动魄人生的历史大片。近日重看此片，顿生新意。这就是该剧主人公雍正给人的“视觉效应”是一个“改革皇帝”，这与老百姓“民间记忆”中留下的“残暴君主”确有天壤之别，这是为什么?是“视觉效应”的错，还是“民间记忆”的错?其实都不是。

这是因为，“视觉效应”是通过影视荧屏得来的，“民间记忆”是通过民间传说得到的。前者是编导们的创作宗旨所致，后者是传统文化的积淀所致。二者之差异，有时代的烙印，同时也有人为的因素。在封建时代，雍正的“反面”如对付“八爷党”等一系列残忍手段较易显现，这是传统观念所致；在改革时代，雍正的“正面”如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较易显现。这是改革大潮的趋势。所以才使得雍正在“民间记忆”中留下的“臭名”得以正身，成为“视觉效应”上的“改革皇帝”。难怪雍正的扮演者唐国强这样说：“改革皇帝”雍正是“用雷霆手段，行菩萨心肠”，[1]编剧刘和平也声称该剧的主题是“国家至上”，导演胡玫则说该剧要表现“当家难”，[2]总制片刘心武更是说《雍正王朝》“是一部浓缩了的《资治通鉴》，一部快节奏，别具一格的带悲剧意味的历史正剧”。[3]

历史上的雍正确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的长处并不少，要不也不会成就“康乾盛世”。如摊丁入亩、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等。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要不他也就不会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为“残暴君王”。如镇压对立面的凶残：知识分子敢怒不敢言；对外交往往固步自封等。

我们认为，雍正有功亦有过，且功大于过。

即便是功过各半，老百姓也不至于对雍正的评价那样低下。为什么?其实很简单，除了对臣下的态度严厉和处理对立面的手段残忍外，还有一点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这就是他的继位问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篡位是深恶痛绝的。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如果是后者，当然老百姓是不能接受他的。即使是前者，老百姓还是有疑虑的，毕竟有此说法。更何况雍正即位后，当即下诏销毁了档案，这更增加了老百姓对他的猜疑。

这种猜疑加固了老百姓对其“反面”的印记，我们把这种印记视之为“民间记忆”。这种记忆，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或感受者，经过代代相传并渗透到最底层的生活当中的记忆。然而，一部《雍正王朝》的大片，竟然改变了很多老百姓的看法，可见此片在此方面的成功。这种作用，我们称之为“视觉效应”。它是影视画面向观众直观、生动、形象地提供生活图画，从而使观众简明便捷地产生审美想像的效果。正因为有了这种效应。对过去曾有过“民间记忆”的老百姓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再加上现在人们思想的普遍解放。对雍正的看法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知识储量不足，审美判断较低，因而他们对那些“民间记忆”本来就没有多少依据，有时还在左右晃荡。所以，“视觉效应”就成了他们对历史的留言薄，他们可以随意涂改或发表感言，也可以天马行空地自由地去想象。更何况该片的叙事空间相当封闭，观众很容易被震慑住，成为偏听偏信的单面人。这样，老百姓渐渐地就忘却了存留在心中的那点“民间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们心灵产生冲击的“视觉效应”。

雍正就是这样通过“民间记忆”走进老百姓的脑海，又通过“视觉效应”改变了老百姓的看法。

那么，我们必然要谈到《雍正王朝》的创作追求。在中国古典戏剧里，主要划分为三大类型：悲剧、喜剧和正剧。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对此都有比较严格的界定。看《雍正王朝》首先没有观众敢说这是一部喜剧。说它是悲剧的肯定占大多数。西方古典艺术精神里的悲剧之核就是“崇高”，《雍正王朝》编导们很显然是本着这条路而去的。这应该是编导们的精心策划。雍正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创作宗旨下塑造出来的。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编导们创作上的一些具体手段：

为了表现文人害国、杀人有理的正统意识，硬是生生编造了“张廷璐案”。该案叙事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塑造雍正这个“菩萨心肠”的“改革皇帝”的高大形象。而且。还反复地通过剧情来表现文人多嘴多舌，考试作弊的情节，将清王朝腐败的帐算到文人身上。将雍正手上的血迹渐渐淡化。

为了烘托雍正的“能”，给他找到对手，竟然让八爷允禩的死推迟了近10年。据史料记载，八爷是在1726年雍正登基后不久就死了，但在电视剧中他的死葬却与雍正1735年的驾崩相接近，这显然是偏离史实的作法。编导们让两个同等心智的人物相互争斗的过程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与“魔”的关系，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表现“道”，就必须牺牲“魔”的史实。就是说。为了表现雍正鞠躬尽瘁的锐意改革家形象，而将原来历史中在雍正二年就去世的八爷作为贯穿始终的对手戏来写。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八爷，是一个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斡旋政坛无所不能的大能人。有这样的一个大能人在朝中，雍正就不是一个等闲的皇帝。

为了一个年羹尧，剧中虚构了年羹尧的妹妹年秋月，并且让她给雍正做了妃子。为什么要这样?自然还是为了雍正。年羹尧在西北战事上用“专横跋扈”四个字来概括确实不为过，可雍正当时却没有治他的罪。这就得找个理由。只是他门下的奴才是不够的。所以，有了年秋月这个人，就为年羹尧增添了砝码，这就顺理成章地找到了理由，进而也就体现了雍正的宽厚仁慈。

以上只是在人物的设置上，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更是下足了功夫。

首先，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来表现人物性格。如雍正表面上总给人以一副冷面、不苟言笑、言语刻薄、眼神阴沉，但电视剧并没有停留在这些表面形象的渲染，而是从不同侧面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斩杀诺敏、张廷璐，力排“朋党”之害，表现了他的嫉恶如仇、果敢刚毅：乾清宫前对天下黎民的跪拜，表现了他知错能改，以民为天的人君风度：力排众议，重用李卫、田文镜和刘墨林，表现了他任人唯能，务实求真的政治抱负：对乔引娣和曾进的态度。表现了他豁达大度，雍容宽厚，不计前嫌的君王气度等。

其次，通过丰富的细节表现人物性格。历史细节的发掘，一方面有助于更加客观地展现历史面目，另一方面也会给观众以新的历史感受。如编导者们可以通过雍正将洒落的米捡

起来吃，又用白水冲刷着喝的细节，表现了他的朴素节俭：张廷玉听康熙脚步声而知其人到的细节，显出他的谨小慎微；处决张廷璐的刑场上，为解张廷玉之难，十三爷允祥深情地喊出一声“四哥”，从一个侧面衬托出允祥重惰讲义，柔心热肠的性格。另外，剧中一些小道具的运用也显示出编导者们的匠心独运：年羹尧死前掷落于地的那串曾是雍正之物的佛珠，年羹尧死前出现的那首纯真清亮的童谣，太监秦狗儿唱的那首乡俚小曲等。都为人物性格的刻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细节是历史的血脉，它可以使历史变得血肉饱满。

再次，通过社会关系的真实来表现人物性格的真实。该剧在表现人物性格时很注重表现与主要人物雍正的性格和命运发展有重要关系的其他人物。如天真直率，任侠仗义的十三爷：足智多谋，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邬思道：谨小甚微、又能力挽狂澜的张廷玉：表面俊逸儒雅，宽厚仁慈而内心暗藏机锋、野心勃勃的八爷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正是上述人物活生生个性的总体凝聚，构成了雍正性格得以生成、发展与变化的具体历史环境。

有了以上这些，这就决定了《雍正王朝》的创作宗旨。这样就必然使老百姓从“民间记忆”中的“残暴君王”转变为“视觉效应”上的“改革皇帝”。

我们仔细地想想就不难理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雍正有功亦有过。雍正在该片中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这就看编导们去选择何种角度审视他了。

显然，编导们选择了雍正的功，当然这是他们的事。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略时代精神，电视剧的创作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编剧刘和平就说：“我们有一个创作观点，就是把历史题材当现代题材写，把现代题材当历史题材写，这可以说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创作原则。”[4]

电视剧作为被大多数人接触的叙事艺术形态，理所当然地要与它所处的时代保持一种一致的表象内涵。这与马克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因此，电视剧作为一种时代的表象，不可能不反映社会生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极其复杂的多元结构中。市场经济全面启动，社会进入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时代。人们从原先的精神化生存坠入了激烈的物欲竞争。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社会心理问题随之纷纷出现：迷惘、焦躁、道德沦丧、价值失范……与此同时，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自觉的西化失败后又一次不得不向西方看齐，国人本已焦躁不堪、迷乱不已的心理越发脆薄：一方面不知所措，一方面又本能地滋生出反抗和拒绝。因而，人们开始讲目光开始投向中国的历史深处，企图从过去的辉煌里寻找到自我。如果该片中雍正不是一个“国家至上”的英主，不是一个“锐意改革”的明君。那么在中国改革的今天。老百姓能从中得到滋养吗?能和时代同步吗?

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康熙王朝》的归宿点。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民族从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到新中国的成立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实质上就是我们的民族在精神上受奴役的历史。为什么会受奴役?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的一段话道出了“受奴役“的精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的话其实是指国民的一种精神状态。正因此，我们的先驱者才一次一次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启蒙运动。1861年的洋务运动是启蒙：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启蒙：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启蒙。难道新时期的这场更伟大的改革大潮就不需要精神启蒙了吗?我们的答案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改革就是新时期中华民族的精神触角。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讲不要看经典片，只要看娱乐片。我们说。那除非我们设想：我们都失去了灵魂，我们都没有了精神，如果设想成立，那么，改革就可以不存在。如果我们的头脑有灵魂。我们还需要精神触角，那我们就还需要改革。如果是这样，艺术家的创作(当然也包括影视剧的编导)，有时候就应该抛弃那些不利于人们精神需求的“民间记忆”，添加那些有利于人们精神需求的“视觉效应”。当然。这也必须建立在尽可能的一定的历史真实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