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道守礼见闻广 收徒传理开一先

10月24日凌晨在电话中听到恩师高玉琮病逝的消息后，我整个人瞬间就像被掏空一般，内感无物，外凭无依，仿佛下一秒就要飘走，随恩师而去。

我木然地挂断电话，机械地套上衣物出门，执拗地买到从济南到天津发车最早的高铁票。这一切做完之后，我才开始回魂，明明几个小时前才和恩师通过电话，他怎么就忍心倏然撒手，離我们而去呢？

无常。

恩师的谆谆教诲不断闪现，我的泪水开始止不住地流淌。

我和恩师相识是在2011年，那时他正在负责《相声大词典》，我编写了几个词条，他很满意，我们爷俩就此结缘。之后两年里，我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曲艺理论方面的问题，他都耐心他为我解答。恩师极重视礼节，逢年过节我有些孝敬，他都会回礼。我有一件漂亮的衬衣，是敬奉他我们当地特产的山药后他的谢礼。这件衬衣到今天我也没舍得穿，一直珍藏在我的衣柜里。

2013年1月，恩师将我和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的刘雷正式收入门下。他这次收徒与传统的颇有不同，是要着重传授曲艺理论的。

恩师知道我对不同地方的曲种特别感兴趣，所以在负责《中国曲艺大辞典》时，经常带我到全国各地去增长见闻，我跟着他去到重庆学习荷叶、四川盘子、四川竹琴，去苏州学习弹词，去上海学习上海说唱。他老人家的工作态度认真严谨，经常不辞辛苦去实地考察，寻访老艺人，对文字更是精益求精。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宝贵财富。

那段时间，恩师的精神非常好，他在忙碌了一天后，回到宾馆也不多休息，沏杯茶水点颗香烟就开始给我上课。曲艺的历史、相声的发展、鼓曲的变迁、理论的构建、其他曲种艺术特点等，不借外物，都能张口就来。那段时间很累，但我很快乐，也很充实。

与恩师相处的日子，是我最宝贵的记忆。

爱才惜才勤授业 毫无保留为传承

我最常翻阅的书就是《相声大词典》，书出版虽已有些时日，但上面恩师留下的字迹依然清晰。

我与恩师的相识过程颇有戏剧性。2014年第3期《曲艺》杂志刊载了我的《底蕴绵长 生机乍现——沈阳小剧场相声现状调查与研究》一文，不久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的电话。

“喂，是张天来吗？我是高玉琮。”

高先生太有名气了，我从没想过他会主动打电话，顿时有些手足无措。“我在《曲艺》杂志上看到了你写的文章，有思考，也很有深度，看你在辽宁省艺术研究所工作，有想法跟着我学习吗？”

其实那段时间我正处于事业的迷茫期——刚开始从事曲艺研究，真的有些摸不到头脑。而恩师的一个电话，就给了我做好新工作的信心。

从那以后，我和恩师的联系更密切了，有不懂的问题就向他请教。恩师从不保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口传的同时也注重实践。他带着我撰写《相声大词典》和《中国评书评话大词典》，手把手地教我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我的业务能力随之大有增强，在岗位上站稳了脚跟，在工作上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域。2015年，我和刘宪廷、秦珂华、刘文赟、朱健铭四人正式拜在了他的门下。

恩师是我事业上的引路人，也是我工作的支持者。他多次带我去参加各种曲艺理论研讨会，时刻鼓励我多研究多创作。2018年9月，我在沈阳收徒，恩师当时身体不是很好，也特意从天津赶来见证。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不由得让我的思念涌上心头。

恩师是一位曲艺理论家，更是一位温暖无私的大家长，他知识广博，爱才、惜才，对徒弟视如己出。课徒授业毫无保留，用高尚的品德和无私的爱温暖着我们“高家门”的每一个人。我们作为他的徒弟，一定要肩负起恩师未尽的事业，让他老人家放心。

斯人已逝，我们将永远怀念您。

无私温暖长者风 呕心沥血代代承

师爷离开我们已经快一个月了，本以为会随着生活的继续，我能将想念变成纪念，但这太难了。

大万儿没有大脾气，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师爷就有这种风范。我最喜欢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床上，听他“讲古”：老先生、老艺人的逸闻，曲艺界的趣事，曲艺研究的方式方法以及个人的未来发展等。每天晚上不重样，我们爷儿俩无所不聊。只是当时年龄还小，很多东西我都当成故事听，如今再想了解，师爷已经不在了。

最后一次去看师爷的时候，他把付出了40年心血、13余万字的“春典”研究资料给了我，他说：“小路子，这个活儿你来替爷爷完成吧，条目我都给了你的师叔师伯们，供他们查用。但研究资料我只给你了，济南有很多老先生，有问题你去请教他们……”

落笔成文泪满襟，写到此时我已经泪如雨下。作为后辈，我能做的唯有将师爷遗志尽力传承，不负师爷的一番嘱托。

师爷，我想念您。

提携后辈不余力 桃李无言自成蹊

2019年9月，我所在的单位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成立了聚欢曲艺社，我的师爷高玉琮先生为此付出许多。

6月，我和师父曲庆涛去看望师爷，在谈话中不经意提到想在学校创立曲艺社团，也说了一些困难。师爷听到后很重视，他支持我的想法，鼓励我要顶住压力，在学校扎好曲艺的“根”。我半打趣半认真地问：“要不师爷，您给这个社团取个名字吧？”师爷仰头想了想：“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几天后我接到了师爷的电话，“纹印，社团名字叫‘聚欢’吧，通俗又达意。”我太高兴了。紧接着师爷又说：“我帮你联系了崔琦老师，他的字好，请他给社团题个社名。”我更是受宠若惊，当时就只知道一个劲儿说谢谢。

后来我和师父去天津参加王勇、李壮、王建忠、贾后行、范志强五位师叔的拜师仪式。师爷专门把我叫到书房，对我说：“纹印，你在江西发展，我把這些年整理的江西省内的曲种资料给你，你多了解了解江西曲艺，以后搞研究有用。”回家后我就收到了师爷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里面包括江西道情、瑞昌渔鼓、南昌清音等20个文档，文档里面详细记载了该曲种历史源流、表演形式、代表人物等信息，累计有10余万字。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也是一份最真挚的期望。只是我还没有真真做出事迹给您看，您就走了。作为徒孙，唯有继承您的品德，沿着您的足迹，用更新更好的成绩，来回报您对我的教诲。

附：高玉琮生平

高玉琮（1944-2019），笔名高川雯、川雯、高瞻，天津人。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一级编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曾任《相声大词典》《中国曲艺大词典》执行副主编，《中国评书评话大词典》主编。

1960年入伍，任文书、宣传队创作员。1966年退伍后在天津海河中学任物理教师。1979年调入《天津演唱》编辑部任曲艺编辑。1989年调入天津市艺术研究所，专职从事曲艺研究工作，2005年退休。

自幼酷爱曲艺艺术，1956年曲艺处女作快板《我戴上红领巾》发表在《中国少年报》上。1961年在部队期间，创作相声《我的营房》《连长》和快板《淘气的兵》等，发表在北京军区《战友报》上。

近半个世纪以来坚持曲艺创作，有相声代表作《卖鱼》《园丁曲》《嫉妒狂》《坠楼》《并非报复》等。1987年，刘亚津、王馥荔参加央视春节联欢，表演《卖鱼》。其他作品还被高英培、范振钰、魏文亮、孟祥光、王谦祥、李增瑞、侯长喜、王佩元等京津相声名家演绎。1987年，天津市文联为高玉琮举办“个人曲艺作品演出专场”。

1978年在进行曲艺创作的同时，高玉琮开始进行曲艺理论研究。同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相声的本质——讽刺》。此后撰写曲艺论文百余篇。其中《论相声“说学逗唱”之关系》《论相声的讽刺性》《论相声的文学性》《中国曲艺忧思录》《曲艺艺术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等均公开发表。论文《传统相声的回归与相声发展》在文化部杂志《文艺研究》发表后，由《北京日报》以大半版篇幅刊载。

与鲍震培编著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之《中国曲艺发展简史》，201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