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上海此轮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元年”。一年来，上海市以“混改”为龙头，在国企分类监管、国资流动平台建设、国企走向海外、国企员工持股等关键方向持续发力、有序推进。在具体改革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方向明确、方法多元、首战告捷，成果可圈可点。

经笔者盘点梳理，其主要亮点如下：

其一，21家上市公司实施重组。争取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是上海国资国企推进“混改”的“第一关键词”。截至2014年11月，21家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实施重组，累计募资或重组资产1457.59亿元。

其二，出台上海历史上首份国企国资分类监管实施意见，根据国企国资不同的市场与社会定位，确立了明确的监管目标。

其三，初步形成实物性国资和金融资产类国资的两大国资流动平台。2014年前11个月，累计盘活存量国有资产约800亿元。

其四，“走出去战略”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前11个月国际并购额度超过千亿元人民币。 上海国资委旗下的13家集团公司，在境外共实施了58项投资型并购项目，投资并购总额约1586亿元人民币。

上海“国企国资改革二十条”要求，初步构建起“形成5家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及8家全国布局、海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的企业集团之框架雏形。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在共性的背后，上海每一个已展开本轮国企国资改革的案例，均有其独特的个性，都有值得单独剖析介绍之价值。受本文篇幅所限，本文只能挂一漏万，选取如下案例略作剖析。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第一单

去年12月17日，上海某媒体在头版头条刊登一则《上港集团七成员工当股东》的新闻报道。报道称，上海深化国企国资改革首个员工持股激励方案落地，认购金额18亿元。

作为历次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最敏感的内容，这则国企试水员工持股的新闻出乎预料地未引起舆论的抨击。一度盛行的“国企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出卖国有股权苟延残喘”的论调并未出现。

历史上各地国企无数员工持股方案“竞折腰”，皆因触及到了三大敏感神经：其一，管理层持股比例过高，普通员工成为“持股陪衬”，引发“内部先摆不平”；其二，曾经，不少国企的员工持股方案名为让员工享有企业发展红利，其实是为企业经营失败而向员工分摊“失败成本”，带有“向员工圈钱救企业”的隐蔽目的，往往遭致员工集体反对而被迫流产；其三，涉嫌私分国有资产遭致社会舆论强烈反弹流产。

上港集团员工持股激励方案公开报道却出奇的“平静”，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三条：其一，方案的“幅度”很小；其二，舆论生态大环境今非昔比；其三，方案拒绝管理层“一股独大”且员工受益面较大，表明决策层（市级）和推进层（市国资委）在实施此项改革前，考虑相对周全，体现了决策层和推进层施行此项试点的审慎加智慧。

“上港方案”堪称历次全国性国企国资改革涉及员工持股认购金额最大的一次“混改实验”。“在此之前，无论是央企央资改革还是省级地方国企国资改革，似乎未有同类案例之公开报道。

“上港方案”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拒绝管理层“一股独大”。按已生效并具有法定效力的《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上港集团向公司员工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2亿股股票，总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19亿元。其中上港董事长等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累计持股占1%，其余99%的股份由1.6万多名员工认购。按此认购方案，集团管理层12名高管共持股420万股，每个高管平均持股35万股，每个持股高管平均须出资151.55万元。1.6万名员工平均每人持股约26000股，每个持股员工平均须出资11.16万元。共有16082名员工成为上港集团员工持股激励方案的受益对象，受益面占到上港集团公司员工总人数的70%，或许创下历史上同类改革个案的受益面之最。

按持股方案，持股计划完成后4.2亿股员工股票的日常管理，与以往同类改革通常由企业工会或组建专设的“员工持股委员会”进行“内部不透明管理”完全不同，改由“长江养老”（市场化保险机构）受上港委托作为4.2亿股员工股票的法定管理机构和市场运营主体。

上港集团已于2006年整体上市，总股本约为227.55亿股。员工持股计划完成后，上港集团1.6万名持股员工所持上港集团公司股本大体相当于集团公司总股本的2%，在集团90%的国资总股本中占比“微不足道”。因此，约2%的员工持股试点对上港集团的国资控股大格局尚不至于对上港集团的股权所有制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就算此项改革最终被认定为“试错”，其为“试错”所支付的成本亦可控制在最小范围，所引发的“阵痛”也易为上港集团及全体持股员工所承受。

当然，上述持股方案只是“2014年度方案"，未来根据企业发展态势，仍然有可能继续推出“20XX年”的员工持股方案，30%的上港集团公司员工，同样有机会参加员工持股计划，合法与国家、企业、社会共同分享做大做强上港集团的红利。

站在本身并不缺钱的上港集团考量，此举还有哪些战略性考虑？

实际上，仅就上海而言，等待试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市级竞争性国企还有数十家（譬如拟施行员工持股计划放风更早，但迄今鲜有进展消息跟进的东浩兰生集团）。很显然置于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角度，上港集团的员工持股试点，具有为全上海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其他市级国企（也包换全市十七个区县国企），最终实施员工持股激励计划进行趟路的意味。

上港集团自2006年整体上市后经营业绩十分抢眼，年利润均以20%以上的两位数增长至2012年。2013年上港集团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达到52亿元，这样的利润对于以港口运营为主、年经营额不超过300亿元的上港集团而言，堪称全球港口同行之骄傲。然而，正是在这一年，上港集团年利润增幅同比只上涨了4.6%。上港集团要保持原有业绩必须向服务空间更大、服务附加值更高的全能型“服务商”转型。转型需要拥有雄厚的可使用资金。通过信贷当然也可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但会增加企业负债率，压缩企业腾挪转身空间。而若能引进战略投资者，将国资与海内外社会资本进行利益捆绑，无疑是上港集团实现尽快转型升级的、成本最低、时间可能最短的路径依赖。

上海电气：“混合海外”

上海电气集团麾下拥有上柴股份、电器股份、自仪股份、上海电气四家A股上市公司。其在中国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地位或许与通用电气（GE）在美国的地位抑或西门子在德国的地位相当。

此轮上海国企“混改”中，上海电气主动“混改”的第一拳打得掷地有声：2014年5月8日，上海电气出资4亿欧元，收购意大利安萨尔多燃机公司40%的股权。

非局内人对安萨尔多十分生疏。就是部分对国之重器有感觉、对其中的短板深以为痛的业界人士，说到大型燃气轮机的设计制造商，嘴里往往只有美国GE和德国西门子。没错，这是世界燃气轮机制造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则有法国阿尔斯通、意大利安萨尔多、日本三菱、英国罗罗共同组成。上海电气则位居世界燃气轮机设计制造的第三梯队。第三梯队只有中国在独家支撑，堪称“独立大队”。

欲从第三梯队跃进至第二梯队，上海电气各项软硬件条件皆已具备，唯一缺乏的就是时间，以及必须由时间作为基础积累的核心技术工艺和核心实验数据包。4 亿欧元入股安萨尔多，为上海电气乃至整个国家大型燃气轮机制造业“买”回来30年的追赶时间。

燃气轮机被誉为工业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又是制造业领域典型的“国之重器”。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GE、西门子进行技术合作，合作方式是中国以市场换技术。如果说美国GE和西门子卖一套大型燃气轮机给中国能赚1个单位的利润，那么人员培训能赚2，每年维保能赚3，控制软件升级能赚4，零部件供给能赚5，大修级保养能赚6……综合测算下来，我国进口一套大型燃气轮机组，在其全寿命工作周期内（一般20年），美国GE或西门子要从我国身上赚取至少8个单位的暴利。以至于国内所有使用进口大型燃气轮机组的企业，只能长期集体抱怨“买得起而用不起”。

缺乏用时间堆积起来的试验数据，上海电气作为国内最大的燃机制造商就是“硬”不起来，以至于愣生生让对方同时控制了出口我国燃气轮机的定价权和维保服务价格权。

上海电气早有向意大利安萨尔多、法国阿尔斯通注资换取“时间”与实验数据积累之意愿。但若花4亿美元买设备，好歹大伙都感到有实打实的一大堆机器摆在那儿，可若谁说花4亿欧元买回来30年的追赶时间，又该拿怎样的标尺来度量这“时间”买得值与不值，以证明这笔买卖做得不亏呢？诸如4亿欧元“买时间”这样的“虚拟买卖”，无论是上海市还是商务部，谁敢轻易拍板？

当然，30年间，我国为攻克燃气轮机设计制造技术瓶颈也做过各种尝试。其中最令人宽慰的，要数2000年开始的“一对一捆绑式合作”。具体是上海电气与德国西门子捆绑，哈尔滨电气与美国GE捆绑，四川东方电气与日本三菱捆绑，通过市场换取技术——国内中档燃气轮机设计制造技术在10年间日臻成熟。更可喜的是国内以工科见长的著名高校，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出了燃机专业，形成了本、硕、博、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眼下，我国燃气轮机组设计研发团队的年龄结构和知识新鲜程度在国际燃机界均处于领先水平。

不过，进入2010年后，“三对捆绑式合作”皆处于停滞状态。原因是，西门子、GE和三菱都感受到了中国燃气轮机设计制造技术的快速进步。此时此刻，又恰逢始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2010年引爆了欧债危机，导致体量小于西门子、GE的阿尔斯通、罗罗、安萨尔多均因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于是，西门子不惜出高价吞食了英国的罗罗燃机，并与GE火拼吞食阿尔斯通燃机业务。安萨尔多也是西门子的并吞对象。为了使安萨尔多燃机彻底消失，以避免其向资金充沛的中国同行求援，西门子对安萨尔多的开价是上海电气的6倍，唯一条件是全资收购、百分之百吃掉安萨尔多。

西门子的如意算盘有三。第一，消灭意大利燃机品牌；第二，永远中止安萨尔多与中国同行的技术合作；第三挤对美国GE。资本家永远抱定“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而无视跨国并购背后的“大国政治”，以及品牌所冀希的民族感情——结果，西门子方案不但遭到安萨尔多全体股东的一致反对，而且意大利政府亦强烈反对。

上海电气开出的条件是“合作”而非“并吞”更非“消灭”。第一，上海电气的确渴望全资收购安萨尔多，退其次是成为大股东，再不成参股也行；第二，入股价格可以商量，但技术必须全面共享是上海电气之底线；第三，若由中方控股，安萨尔多原有管理团队可继续留任，原有燃机品牌继续使用，员工可以一个不裁；第四，上海电气必须是安萨尔多唯一的“产业股东”而非“资本股东”；第五，上海电气与安萨尔多一起共享中国与全球市场，并共同出资研发世界最先进燃气轮机组且共享知识产权。

此前，安萨尔多因资金链断裂，由意大利国家产业基金（FSI）暂时接管。上海电气的收购方案不以消灭对方品牌为出发点，而以寻求合作共赢为落脚点，不但令安萨尔多全体“资本股东”大为感动，还即被FSI总裁报告给意大利政府。于是，中意两国政府就促成这宗收购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政治合作”。

数月后，上海电气与安萨尔多正式签署“混改”合同，在上海闵行和上海浦东临港令人惊叹的两座世界级工厂里，安萨尔多的管理层非常激动——开拓巨大的中国市场和亚太市场，对于意大利的这家“国宝级”企业，无疑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上海电气的“混改”适才起步，并非高不可攀的“混改”有三个清晰目的：其一，设置高门槛，挑选国内外对中国高端制造和高端创造充满信心的战略性机构投资者“混合”发展，最终实现上海电气集团的整体上市，以把上海电气集体打造为面向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超级投融资集团；其二，拥有更雄厚的资金，就能培育更优秀的设计研发团队，拥有最先进的试验研发软硬件，最终将上海电气打造成名副其实的“中国GE”！其三，为上海实体经济领域内的其他国企改革趟出一条新路。

“银信保券”：资本大腾挪

“银信保券”中的“银”指浦发银行和上海银行，“信”指上海信托，“保”指中国太保，“券”指海通证券、上海证券和国泰君安。

旧上海，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成世界公认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新上海的前三十年，中国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中国只需要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既是管理机构亦是商业银行，故而，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已没有也没必要设置或保留金融中心。

改革开放头十年，上海依然是计划经济之堡垒。由于国有经济比重实在太大，且上海人性格中过分的孤芳自赏心态作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乡镇企业强势崛起为代表的城乡经济开放搞活之“增量改革”，整个就没有上海的份。“六四风波”改革停滞，邓小平南巡，江泽民进入中央，浦东开发开放，民国时期的上海股市经朱镕基力排众议恢复交易……在追赶式“上海改革”之密集的鼓点声中，上海遂提出要构建金融、贸易、航运、经济四个“国际中心”。

随后若干年间，由于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前后四任市委书记皆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乃至更高的领导层，数年间，仅为支持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项，上海所获得的额外关照着实令兄弟省份羡慕加嫉妒。

“额外关照”形成了上海金融的“四个最”：金融机构在全国最多；金融机构品种最全；金融机构允许经营的行政牌照最全；金融从业人员在常住人员中的占比全国最高。何况，但凡推出金融交易新品种，一定归上海率先试点尝鲜。如此情势下，普通上海人以为，北京只不过是个中国金融的“总部中心”加“行政中心”，别看“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前四大行总部以及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全部设在北京，但上海才是中国金融真正的“业务中心”。

的确，若论机构数量、牌照数量、从业人员数量，上海的确是个中国目前最大的金融“胖子”。

可惜，上海金融之“胖”实乃“虚胖”，是因“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浮肿”。

不妨先看两组对比数据，其一，2013年中国工商银行继续蝉联全球最赚钱银行称号，实现税后净利润3385亿元人民币。同年，上海全部市属金融机构（含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债券、信托、典当等所有金融和准金融业务及金融衍生业务）实现的年度利润则只有区区992亿元，不到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利润的1/3。其二，2013年，全国排名前50家商业银行中，上海只有两家银行入围（浦发银行列第8位，上海银行列14位），无论是入围银行数量还是经营规模，以及净利润占比，深圳、江苏、浙江、广东皆排在上海之前——那么，上海能称得上是当下中国的金融中心吗？很可能没有一个省能在内心真正对上海服气。

上海是中国地方国资国企重镇，存量规模仅次于央资央企。上海也是全国金融国资重镇。截至2013年底，上海市属金融机构企业总资产高达6.28万亿元，挤干水分后属于市国资委作为权益所有者的净国资有1800亿元，分散于14家市属正厅级金融企业。正因为分散持股、交叉持股到如此程度，2013年拥有总资产高达6.28万亿元的上海金融业，当年实现的营收只有区区3600亿元，简直难以启口。

上海市属金融机构布局于银行、证券、保险、典当、信托、金融租赁、基金、期货、公募投资、金融地产等诸多方面，可一多半资产归市政府的金融投融资平台“上海国际集团”以控股、参股方式持有，而这位“婆婆”自身既不懂金融和投资，亦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之资质。如此外行对市级金融机构进行“管理”、“指导”并承担“出资人”“监督”责任，在兄弟省区看来几乎不可理喻，但在上海人的算计中自以为聪明绝伦……

原委是，现如今的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是股份制企业，可上海人不愿意就某家金融机构的股权构成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最有实力和最恰当的投资性股东，热衷于在市级金融机构中实施大量的“兄弟式持股”、“交叉式持股”、“系统内互相持股”。这样做表面上避免了“肥水浇灌了外人田”（避免机构做大后让非上海市的股东们分食投资红利），却导致人际关系复杂、内耗严重、资金分散，管理团队近亲繁殖……如此这般“不争气”，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自我封号成为笑柄。

上海金融国资大而不强，胖而不壮，业务经营牌照一多半浪费搁置，抑或利用率极低，兄弟省区却对牌照求之无门。面对兄弟省市金融业在起点远低于上海的条件下迅猛发展，说上海领导层不焦急、不脸红那不符合事实，但历届班子谁也下不了铲除臃肿病灶之决心。

借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之东风吹来的“胆气”，上海金融“混改”终于开始了。

例一，浦发银行收购上海信托。收购前，上海国际集团既是浦发银行的股东，亦是上海信托的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持股66.33%）。浦发银行和上海依托亦互相持股。在上海国际集团麾下，浦发银行与上海信托是内部小兄弟关系；收购后，原先与浦发银行“平级”的上海信托成了浦发银行的控股子公司。眼下，归银行持有的信托牌照全国只有三张，浦发银行因购入上海信托成为第四家。

此案的市场价值有二。其一，上海国际集团与上海信托脱钩，业务干预层级减掉一层；第二，为上海信托更加刺手的“股权清理”抽掉了一个常常打横炮的“行政婆婆”——眼下上海信托交叉持股十分复杂，持有陆家嘴、爱建等上市公司的股份，持有上投摩根基金51%的股权、上信资管100%的股权，华安基金20的股权，上海证券33.33%的股权……这些股权资产日后如何盘活，实现优化配置和高效运营，令浦发“混改”之复杂性远超人们之想象。

例二，西班牙桑坦斯德银行成为上海银行第二大股东。西班牙是欧债危机的重灾国，但桑坦斯德银行不但资产质量良好，而且是欧元区市场最大的上市银行。上海银行总资产规模已冲破万亿元台阶，但年盈利尚停留在百亿元档次。这样的业绩显然在全国同类银行中拿不出手。此前，上海银行是家立足本土的综合性经营银行，跨境经营一直是上海银行之空白。引桑坦斯德银行入股，上海银行拥有了跨境经营资格和渠道。

例三，国泰君安收购上海证券51%的股权。国泰君安和上海证券的第一大股东依然是上海国际集团。当年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在本次收购前，上海国际集团分别实际控股国泰君安46.74%的股权，其中约35%的股权又归上海国际集团麾下的二级公司持有。与此同时，上海国际又系上海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66.67%）。

本次收购的要义是，国泰君安出资35.71亿元，向上海国际集团收购上海证券51%的股权，从而成为上海证券的控股股东。此举旨在解决国泰君安不能上市之难题，亦是上海人精明过度反被精明误之经典案例。当年，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国泰君安与上海证券的大股东都由上海国际集团出任。可是，谁也没想到，为了避免股市关联交易，证监会后来下了一条市场机构投资者（譬如上海国际集团）不能同时成为两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规定，导致上海证券和国泰君安时至今天都未能上市。

国泰君安、海通、申银万国，乃朱镕基恢复上海股市后起步最早的证券公司。然而，时至今日，除了海通外，国泰君安乃至上海证券、东方证券之类，在国内股市皆处于尴尬不已之窘状。尤其是国泰君安，因上海国际集团做不到“一控一参”而不能上市，导致其一次又一次错失发展机会。以至于业界同行一次次感慨，当年国泰君安风光无限时，如今证券界最牛皮的诸如中信证券之类，连孕育它们的“母亲”都还没有结婚！

例四，“保险教父”入股大众保险。大众保险的控股股东还是上海国际集团及集团下辖的资管公司，“父子”合计持有大众34%的股权。大众保险2003年起连续亏损，到去年才扭亏为赢，当年为使大众保险起死回升，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曾引进有“保险教父”之称的美国国际集团（AIG）20%的股权。

在上海方面看来，由于国内保险市场尤其是上海保险市场的传统业务已被市场瓜分干净，若不能开拓全新保险业务，大众保险就纯属鸡肋。但在AIG眼里，其有能力将大众保险包装后上市，然后再行脱手赚它个盆满钵满。于是，作价7亿元人民币，AIG从上海国际集团和上海城投（占股5%）公司手中购得39%的股权，令AIG实际控股达到59%，成为大众保险的实质性经营主体。此乃国内金融国资史首次出现国企被外资控股之第一案例，没有“混改”之大气候，就是上海敢卖，保监会也未必敢轻率批准。

例五，出售安信农保和长江养老。上海至今没有大型保险公司，能勉强够上“大”之称谓的也就是太平洋保险（太保）。太保因缺乏农保、养老保等业务项，迄今不是家全业务综合保险公司。而上海国际集团控股的安信农保和长江养老保险却始终在那儿小打小闹惨淡经营。这一回，安信农保与长江养老保险打包出售给了太保，再加上大众保险归美国人经营，上海4家市属保险公司只保留一家太保。

本轮上海金融“混改”之前，上海前20余年的金融改革皆为“应急式改革”，头痛医头和“占坑备拉屎”之需是改革的出发点的着力点。而本轮上海金融“混改”有望成为战略性改革。上海国际集团这一行政不像行政、企业不像企业的市场“怪胎”是改革的第一个对象。通过“清壳+转型”，剥离上海国际集团的企业经营者角色，承担单一的出资人角色，将上海国际集团打造成专业的国资投融资运营平台，并在条件合适时整体上市，已被成为改革设计者绘制为一张令人憧憬之蓝图。

上海城投“变阵”

2014年11月，上海城投集团改名为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还是集团，但此前的集团是企业法人，如今的集团则是公司法人。企业法人承担无限责任，公司法人承担有限责任。企业法人生产、经营、建设、运营、管理一肩挑，公司法人只抓管理履行出资人有限责任。

每个城市都有政府旗下的城投公司，但上海城投集团肯定是全中国最牛的城投集团。别的先不说，单单集团注册资本一项就达到500亿元人民币，员工数量超过1.7万人。

改革前，每个大城市皆有水务、路桥、市政工程等若干个基础设施管理、运营公司。改革进行到半道，政府发现这类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公司家家面临资金短缺，若引进市场资金又与公司定位和身份直接冲突，不引进资金对地方政府则犹如投入无底洞。

恰在地方政府左右为难时股市在国内被恢复，且上市指标先分到各省市，然而归地方政府做指定性分配。于是地方政府眼睛一亮：何不将传统的市政公司包装成一个个靓女俊男上市圈钱去？

可是，上市总要有点优质资产装点门面让投资者相信其股票投资物有所值。由于，单个市政公司优质资产肯定有限，得把每座城市的公共用品的公共服务类公司的优质资产做适当整合到一起……于是，就有一系列大小城投公司应运而生。

城投公司成立后的发育路径大体如下。第一步，先集中包装城投下辖的某块优质资产上市。圈到钱后用于购买土地，拿着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将譬如水务的特许经营权，路桥的收费权再行抵押信贷，或干脆将特许经营权和收费权打包出售等等。以此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整为一盘活棋。第二步，但凡哪座城市上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地方政府皆会上向多报工程建设用地。这样每到工程开工时，实际用地指标已多出了一大截，工程结束后，用地指标转变为实打实的可用土地。政府拿着这些地或用于银行抵押信贷，把信贷盘子做成更大，或用来作为政府信用抵押物，用来发行城投债，同样使地方举债盘子膨胀再膨胀。第三步，将投融资收益用于参股其他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譬如上海城投，目前就直接拥有上海绿地、光明、申通、国泰君安等超级大公司之股权。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第一”、“第二”与“第二”并不是固定的前后顺序，而只是为了叙事之方便简略而已，实际运营时彼此是互交互融交叉存在和实现的。

没有改制前，上海城投虽说系国有独资公司，但又系资产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用产品提供者，若说它集政府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基础设施于一体，那是因为其投融资能力、建设技术、运营能力、管理水平，的确在国内首屈一指，在国际同行面前乃有口皆碑。如此这般的好公司，为什么要改制，是主动改制还是应景式的为改制而改制？人们疑虑重重。

令人信服的答案是，这是上海公益类国资国企集团主动谋求角色转变的积极尝试。按照上海城投变阵设想，其旗下以水务、路桥为首的各大专门业务板块，均改制为经营独立的专业性公司。而剥离直接经营后的母公司，则向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用品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作角色转变。这一转变并非抽象叙事，在此只举两条说明。

第一，上海城投替上海市民提供公共用品时系公益类国有独资集团角色，但走出上海乃至走向世界承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时，就是一家能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的超级专业化和技术化，高度市场化的现代化国企集团。可以肯定，随着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在部分“点、线、面”上启动，变阵后的上海城投，肯定是走出国门的第一梯队。而变阵之效果亦将在海外“一带一路”建设运营中得到初始之检验。

第二，上海城投在剥离生产经营后的投融资业务，有望切割此前的“关联交易”的“瓜田李下”之嫌疑，令其干干净净从事投融资，并又可将自身扮演成一个为民资与国资合资参与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娘”。

表面上看，上海城投的变阵改革没有如上海金融国资国企改革那样伤筋动骨。可在懂行者看来，公司内部业务整合、流程再造、资源整合、运营创新、人员配置等可绝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更不是如上海城投这般因“上海城市超大”而干惯了超级市政工程，就天然拥有比别的城市更好的重组整合能力。公司架构之变阵，只为上海城投拿捏公共服务与市场盈利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提供发新的契机。

结语

上海“混改”元年取得了一系列齐头并进式的进展，但令人更感欣然的，是上海国企国资领域广大干部职工对待本轮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的热情，对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渴）望，上海社会各界对参与本轮上海国企国资“混改”和积极态度与行动，以及上海全社会对本轮上海国企国资“混改”所持有的的舆论认可度。相关企业案例，仅是上海国企改革序幕之一角，这一轮国企混改好戏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