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产业转移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资源配置形式，是人类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必然-结果，在其本质上是人本身的活动。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国际产业转移孜孜以求的最高价值。但是，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已经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国际产业转移这种资源配置形式始终囿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价值精神的固有局限，在加剧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的同时更凸显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最终偏离了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伦理；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指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产业由某些国家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共发生了四次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第一次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产业由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产业由美国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转移；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产业由日本向东亚“四小龙”转移；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产业由日本、“四小龙”、美国等转移至东盟和中国内陆地区。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国际产业转移迅速波及全球，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强了各国和各地区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增强了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度，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发展进程，对于促进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效应。然而，国际产业转移在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凸显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以及对人的剥削。本文拟就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伦理问题作一思考。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产生及其价值诉求

国际产业转移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资源配置形式，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满足了人类对效率最大化的追逐，推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马克思在对人类劳动本质特征的考察中逐步认识到劳动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并就物质资料生产对推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地位给予了精辟的阐述。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三种基本要素成为人以其类活动改造自然界必不可少的要素条件。要实现生产满足人类的发展需要，这三种要素条件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有机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又必然发生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均表现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式与之相适应。在原始社会，人类通过个体或群体的组织形式以粗糙的生产工具实现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随着铜、铁工具的使用及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的社会形式逐渐变成了以手工技术和雇佣工人分工为基础的家庭手工工场，这一生产形式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传统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形式逐步让位于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各种类型的企业。企业相较于过去的家庭或工厂生产形式在对土地、资本、劳动者等各种生产要素配置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自由市场竞争格局下，同一区域内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不断涌入，出现了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系统，即产业，如农业、工业、运输业等。随着现代技术水平的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发达国家企业对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逐步优化，国内自然资源短缺、人力成本上升等已经不能满足资本家追逐超额利润的需要。鉴于区域间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平衡，资本的扩张逻辑以及产业级差的存在，发达地区劣势产业会选择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具有优势的地区进行再生产，在低产业级差地区形成新的生产力，带动经济发展，由此开启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国际产业转移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本质是人自身的活动，是人类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一种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国际产业转移有其内在独特的价值意蕴。马克思从人的本质特征出发系统诠释了劳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最根本的推动力。人类通过劳动把自身与对象世界原始地连接起来，在劳动中建立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完善了人本身，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最终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国际产业转移是人类劳动的高级形式，也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找寻的一条通往自由幸福生活的路径，它把人类与对象世界有机地联系起来，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使人性得以丰富和发展，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国际产业转移归根结底是为了人、实现人的活动，建立起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最高价值诉求。

二、国际产业转移暴露的问题

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剧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严重不平等。

国际产业转移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是以牺牲自然资源环境为代价的。首先，国际产业转移伴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从早期国际产业转移实践来看，国际产业转移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资源密集型产业是指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中需要使用较多的自然资源才能进行生产的产业。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机的发明，纺织业、钢铁业、冶炼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煤炭成为了主要能源。为了满足这些产业日益增长的煤炭需求，大量的煤炭工厂林立在森林周围，直接导致了对森林的大肆砍伐、对矿山的无序开采，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英国率先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环保法案，迫使英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向美国、德国等国转移，美国、德国等国利用其国内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迅速承接了纺织、钢铁、冶金等大量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当这些产业进驻之后，又开始了对当地自然资源进行大肆开发和消耗。到1900年，世界先进国家英、美、德、法、日五国煤炭产量总和已达6.641亿吨，之后随着内燃机的燃料由煤过渡到石油制成品——汽油和柴油，地下开采和石油炼制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整个20世纪人类共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 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1938年美国全国汽车拥有量达到2 944.3万辆，无节制开发和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引发了能源危机。同时，煤炭和石油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大量烟尘、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致使环境事件频发。日本在明治时期因开采铜矿所排出的毒屑、毒水，危害了农田、森林，并酿成田园荒芜、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足尾事件。其次，国际产业转移伴随着严重的污染转移。一是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进出口渠道向欠发达国家输出“洋垃圾”。洋垃圾主要是指进口固体废物，有时又特指以走私、夹带等方式进口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或未经许可擅自进口属于限制进口的固体废物。据专家预计，1998年美国有2 000万台电子计算机被丢弃，电子废物的总量约在500万吨到700万吨，并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由于填埋、回收利用成本较高，越来越多的电子废弃物流向亚洲。1993年，韩国7家公司以虚假报关的方式将1 000多吨腐蚀性化学废弃物出口到中国；1995年，江西查获一次性进口德国生活废弃物678吨；2002年浙江一次性查获洋垃圾800吨。2005年，荷兰截获运往中国的54个集装箱的食品垃圾。同年，英国向中国出口垃圾多达190万吨。2001年12月，中国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在处理电子废物方面的工人总数在100 000人左右，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拆卸电子废物，燃烧掉没用的部分，电子废弃物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大气、水体、土壤污染，许多人因此患上了呼吸道疾病、皮肤病、胃病等，身体每况愈下。除了电子废物外，还有医疗垃圾的转移也让人触目惊心。例如在2006年，美国一家名为AGAPE的基金会，向湖南邵阳市和湖北武汉市捐赠了一些物资，却把使用过的医疗用品和药品输入到中国，还有被污染了的针剂和手术衣等，这些过期的注射器和手术用具有很大传染性，对病人身体有严重的伤害。二是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欠发达国家转移高能耗、高污染产业。高耗能产业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耗费大量不可再生能源——如煤、电、油、天然气等——的产业；高污染产业主要是指生产过程中若不加以治理则会直接或间接产生大量污染物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公认的安全和健康受到威胁或明显受到影响的那些产业。从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历程来看，美国在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中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承接了英国的钢铁、纺织制造、冶金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国的爆发，美国迅速调整了国内产业结构，将钢铁、冶金等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又转移至日本和德国。20世纪90年代，这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又一次被转移至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统计资料表明，1991年外商在我国设立的生产企业11511家，协议投资额为87.71亿美元。其中属污染产业的企业高达3 353家，占生产企业总数的29.12%，其协议投资额为32.27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6.80%。这些污染产业包括橡塑、化工、印染、制革、电镀、电池、制药、化纤、化妆品、造纸等。1995年这一比重达到39%，1999年后比重仍维持在30%以上。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外商的污染产业逐步内移，据有关部门统计，内地有47%的外资企业属于高污染产业，其中中西部18省区约有10%的外资企业为高污染企业。

国际产业转移伴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以及严重的污染转移远远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突出。但是，国际产业转移所暴露的环境问题不单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更凸显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发达国家借由国际产业转移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实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殖民主义是西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保全自身狭隘的生态安全而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生态侵略的行为，是新形势下资本主义殖民手段在生态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伴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进程的加快，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表现得极为隐蔽，主要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服务外包等多种经济贸易方式来实现。首先，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维持国内的经济繁荣以及人们永无止境的欲望，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大肆进口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资源，保护本国生态资源。据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却为70%。其次，发达国家或地区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急于发展的契机，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等多种方式将污染产业、衰退产业以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环节转移至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使它们沦为原料仓库、加工厂、垃圾场和污染工业聚集地。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P2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第三，发达国家或地区打着“共同发展”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污染转移，却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和产品设置了从市场准入、绿色技术标准、绿色包装、绿色卫生检疫到绿色环境标志等一系列环境壁垒，损害了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利益。美国拒绝进口委内瑞拉的汽油，因为含铅（Pb）量超过了本国规定；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严禁进口含氟利昂冰箱，导致中国的冰箱出口由此下降了59%。如日本对中国菠菜的农药“毒死蜱”残留限量为0.01ppm，这项规定大大超出美国、欧盟及国际组织的0.05ppm最严限量标准。一般来说，某种产品的人均日摄入量越大，其残留标准规定就越严。日本国民对萝卜的日摄取量为47.3克，对菠菜的日摄取量仅为22.8克。这些看似正常且合理的经济贸易往来方式却蕴藏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严重不平等。

三、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度思考

国际产业转移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发展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因。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决定着与之相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时，就会催生出新的生产关系形式和上层建筑；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前进步伐。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因而，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国际产业转移所暴露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不平等根源于人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始终囿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精神的固有局限，资本的扩张逻辑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张扬、现代工具理性的膨胀不仅解除了自然对人类的桎梏，而且还加速了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最终使国际产业转移偏离了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

1.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催生出的生产关系形式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国际产业转移这种资源配置形式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外在表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关系中，首先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指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其实质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关系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社会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又屈从于资本的扩张逻辑，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支配和控制的社会。资本的扩张逻辑使资本家无视社会生活中其他要素运行和评价的标准，仅把资本的获利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和“普遍价值”。由于资本自身并不能实现赚钱的目的，必须同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结合起来，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又为其提供了组织条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企业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产出”的资源消耗型生产方式。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工业生产过程中只有20%～35%的原材料和能源转化为最终产品，其余则转化为废气、废渣、废水。资本的扩张逻辑必然导致生产的扩张和消费主义盛行。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社会对财富和利润的无限追求，资本主义企业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不断扩大生产和再生产，无限度地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力图把自然界变成商品，变成能赚钱的机器和奴役的对象，致使自然界完全受控于资本，其自身价值被资本剥夺。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然资源条件无法满足产业生存和发展需要时，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企业主向外寻找新的发展资源追逐利润最大化提供了前提条件。由资本主义制度催生出的国际产业转移是资本主义企业追逐利润扩展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掠夺开辟了道路，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来维持高额利润的扩张逻辑，无疑会加速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掠夺，进一步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的扩张与消费主义盛行是一对孪生兄弟。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广告等多种媒体手段不断宣扬和提倡消费主义价值观，刺激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引导人们超前消费，以此来扩大消费需求，实现超额利润。消费主义盛行不仅会使在生产过程中大量的自然资源被消耗掉，而且在消费的过程中还会使大量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中去，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正如福斯特指出：“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显然，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扩张逻辑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不可避免。

资本的扩张逻辑不仅导致国际产业转移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无限度开发和占有，还加剧了国际产业转移对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剥削和奴役。资本主义内部对资本主义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引发的环境问题早已有所警醒，遂利用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绝对经济优势向欠发达国家进行资本输出，转移污染产业和低附加值产业，使欠发达国家沦为原料加工地和世界加工厂。在加工厂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主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肆意延长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作强度，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价值，这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榨取欠发达国家劳动人民剩余价值的真相。此外，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全球宣扬的消费主义和倡导的消费方式，在有限的劳动收入和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之间，欠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始终囿于对金钱的追逐，人们的劳动始终受到其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奴役，脱离了人的劳动本质特征，成为了单向度的人。

2.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的张扬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价值精神对生态的破坏也难辞其咎。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觉醒。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人是万物之主”到洛克“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康德“人是目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人类逐步摆脱了对自然的盲目崇拜，确立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或中心地位。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支配力量，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界以及自然界其他存在物之间关系时的价值尺度和最大的善，形成了完备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理论体系。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至理名言，找到了征服自然的路径，将人类中心主义推向实践。随着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主体性的张扬，激起了人类征服、奴役自然的野心，“控制自然”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普遍信念，并将一切有助于征服自然的行为视为正当和善的，使以往人类对待自然的那种虔诚和敬畏态度荡然无存。在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人类利用自己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手段不断向自然进军，掠夺式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出了比以往社会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的财富。但随着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行，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国际产业转移正是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将本国或本阶级的“善良意志”凌驾于其他欠发达国家和人民之上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的真实写照。

3.现代工具理性的膨胀

在人类中心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前进摇旗呐喊时，人们自然也不会忘记现代工具理性价值的膨胀。倘若没有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价值的助威，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远不如今天这么严重！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人类用于评判自身行为的两种不同标准。价值理性意在追求人类行为所固有的“绝对价值”，即合乎人本身的终极目的。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在于为了追求人的幸福。工具理性看重行为能否成为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是西方理性主义与科学技术联姻的结果，在工业文明中尤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功利目标为本质特征。由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在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资源配置形式下，为追求更高额利润，推动国际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新格局的形成，将欠发达国家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带动和促进了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增进了全球福利。实践证明，国际产业转移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在实现生产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功利目标方面具有无比优越性和有用性，其内在蕴含的工具理性彰显得淋漓尽致。以效率最大化为理性原则的产业转移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理性被挤压和替代，它以其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为了实现对最大化利润的追逐不断加速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占有和掠夺和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剥削和奴役，以无序掠夺代替了平衡发展，以无限膨胀的私欲代替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经济效益代替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以欠发达国家遭受贫困和资源环境短缺的双重困境为代价换取发达国家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和良好的人居环境，最终偏离了人类自由幸福生活的价值理性。

国际产业转移所暴露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突出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奉行的价值精神从对自然到对人的剥削和奴役过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价值精神，重塑自然价值，使人性向社会自觉、完全的复归。

（责任编校：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