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保障三个方面。相关数据来源于2006-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引入代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水平的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GTP）、人均专项转移支付（STP）和人均税收返还（TR），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PCG），代表地方政府收入能力的人均财政收入（PCR），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政府财政投入偏好（PF），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D）以及各省人口密度（PM），其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并进行相关整理。

本文所获取的原始数据均为名义值，这就需要我们通过GDP平减指数把名义值转换为实际值，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实际应用时以2005年作为基期，对各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处理。为最大限度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对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

2.计量模型的设定

面板数据是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的结合，为了避免非平稳序列所造成的“伪回归”问题，应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面板数据各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通过LLC检验，显示模型中各变量在取对数后，除了PM在5%的水平显著外，其余变量均在1%水平下显著，所以不存在单位根，数据平稳。

GMM估计是基于模型参数满足一定的矩条件所形成的一种估计方法，更具有一般性，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考虑到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对各省级行政区域上一年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反应，本研究将对代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三个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模型将各地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作为因变量，将中央对各地的人均转移支付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将可能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投入偏好、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口密度，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3.检验过程与结果

鉴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中央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会有所不同，以及转移支付对各地区内部均等化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本文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GMM估计，以全面分析转移支付的有效性。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Pesaran检验和修正的Wald检验表明，各方程存在组间截面相关和异方差，表明本文选择GMM估计是恰当的。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4.结果分析

就全国范围来看，核心解释变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在1%水平显著，且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这两项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产生了正向的效果。而税收返还并不显著，没有体现出其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同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收入水平以及政府财政的投资偏好也表现为比较显著，尤其是政府财政的投资偏好，体现出地方政府投资决策会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重要影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检验结果表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均在10%水平显著，而专项转移支付并不显著，同时政府财政收入水平和投资偏好也表现非常显著。中部地区更加侧重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其在1%水平显著，而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并不显著。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在1%水平显著，税收返还也不显著。

结合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应该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和总量，细化应得转移支付的测量标准，对专项转移支付进一步限制，调整税收返还分配结构，降低经济发达地区的增量返还，增加贫困地区的返还。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的标准和总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 任强.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 谷成，周大鹏.基于财政均等的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优化.预测[J].2011，30（3）.

[3] 卢洪友.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2.

[4] 吴胜泽.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效率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5] 李万慧.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 J.M.Buchanan.Federalism and fiscal equ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5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