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秋原是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理论是在对近代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史学观的继承中发展起来的。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胡秋原对于夏曾佑史学理论的承继：历史“三段式”分期论；历史因果论；同时比较法。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夏曾佑的史学思想更为朴素，尚不足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胡秋原在夏氏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吸收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精神，史学理论自成体系。

关键词：胡秋原；夏曾佑；史学理论；承继关系

胡秋原，湖北黄陂人，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被郑学稼先生称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他的史学理论自成一家，但其最终的形成并非胡氏一人独创的结果，而是深深受到夏曾佑①史学观的影响。胡秋原在其《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屡次引用到了夏曾佑的观点，作者对其有赞同亦有补充，细究夏氏之史学思想，竟与胡氏多有相似。夏氏乃晚清人，可以判定，胡氏的史学理论，必是在继承夏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

夏氏早年受到严复的影响，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其代表作《中国古代史》开篇，夏曾佑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擅之故”。夏氏将此观点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便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进化史观。以下，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研究胡秋原对于夏曾佑史学理论的承继。

一、历史“三段式”分期论

夏曾佑通过對历史的深入观察，根据中国历史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将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中国历史，可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1]夏氏对于中国历史的“三段式”划分，所依据的是社会形态、国势强弱、文化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等，这种分期方式改变了以往以朝代更替为标准的史书传统，其思想基础正是进化论思想，“由于他做到对东西方进化观点加以扬弃、吸收，所以能够提出崭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看法”[2]

然而，这种迥异于前人的分期方式，绝非夏氏一人之独创。事实上，这种历史“三段式”在夏氏所处的晚清时代很是流行，当时很多史学家，均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梁启超在《中国史绪论》中以黄帝至秦为上世史，秦至清乾隆末年为中世史，乾隆末年至今为近世史。陈惫治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将三皇五帝到战国为上古史，秦至唐为中古史，五代至宋明为近古史，清为近世史。虽然不同的人所划分的每个时期所包含的历史阶段略有不同，但是整体的大框架是一致的，可见“三段式”分期亦是时代的产物。

胡秋原显然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将远古至汉分为上古期，三国至宋末分为中古期，元明清到目前历史分为近世期，这种历史分期方式与夏氏一脉相承的。然而胡氏自己却认为此三分法乃一己独思之成果：“此三分法，是我在抗战后期慢慢想出来的。直到我写完本书上卷时，才发现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早有类似分期。”[3]或许胡氏确实未刻意模仿夏氏乃至晚清诸人，然而从他对夏氏史学思想了解之深来看，其分期思路必定受到夏氏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历史因果论

夏曾佑认为社会现实的发展源于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是过去的“因”造成了现在的“果”，“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环而相见，各持携其固有文化，以相为上下，其为胜为负，岂尽今人之责哉？各食古人之报而已矣”。[1]441因此，他主张从过去寻求历史的因果关系：“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可见，史学据往知来的功能正是通过历史的因果关系而实现的。

此说肯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揭示了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无疑是合理的，然夏氏对其推崇太过，未免呆滞守旧，甚至使其成为某些不合理现实的遮蔽之所。如将中国未能早日建立立宪制的原因归于中国历史之漫长古旧，“盖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

此外，夏氏考察历史因果关系，多从学术角度入手，而忽略政治、经济等其它因素对历史演化的影响。如在《战国之变古》中说：“春秋之际，老子、孔子、墨子兴，新理大明，天下始晓然于旧俗之未善。至战国时，社会一切情状，无不与古相离，而进入于今日世局焉。”[1]202显然，夏氏认为春秋时的学术思想变化造成了战国之社会变革，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将社会变革仅仅归因于思想，未免太过片面。

而历史因果论亦是胡秋原史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胡氏从历史的性质出发，认为历史具有科学的性质，“史学之最大用处，毕竟在求一般人民生活方式之变动，即文化兴衰，国家治乱之法则，借以鉴往知来。故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3]3科学以改变概括事实，研究概念间之因果关系，以预见事实之因果关系，因此，史学必须要探究因果关系，“史学为鉴往知来之学，可由社会之过去、现在及结构、进化、兴衰之法则以推论将来，人力则可变更速度。”[3]19胡氏对于史学鉴往知来的认识与夏氏是一致的，但是相较于夏氏“因——果”机械对应的思路，胡氏的观点更为灵活客观。他肯定夏氏的历史因果观，但又批评其有机械的宿命论之嫌，胡氏理想的历史因果观应该更进一步：“我们应在前人历史之基础上，面对世界与将来，重为因革损益，即继续改革，和创造”[3]216。这便充分体现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人可以在认识历史因果关系规律的基础上，去改变历史演化的速度，甚至可以去改造历史。

胡氏不仅提出了更为成熟的历史因果观，更进一步在具体的史学方法层面说明如何去发现历史规律。具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史料的收集、批评和考证，确定个别事实；第二层是借助各种补助科学及社会科学之解释，将个别之事实连结为事态，看出事态之关联、构造与变化；第三层是对一时代一社会内部构造（社会之道德知识状态、技术、制度）与外部构造（地理、国际），内部、外部各种因素及其作用，加以考察和联络，理解其先后因果关系及一定时期之总结果。

从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正是历史研究由点到面、由基础到复杂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对史料的收集考证乃是孤立地研究历史事件，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待到将个别事实连接为事态，则是由点到线，观察不同历史时期内整个事态的发展趋势，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历史规律；而连接一个社会之内部构造与外部构造，则已经由线到面，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共同入手，全面展现历史全貌和规律。

如果说夏曾佑的看法尚处于较为初级零散的层面，胡秋原的观点无疑更系统深入。他从历史的性质出发来论述历史因果观，带有更多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思辨色彩和逻辑性。而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提出，尤其是对史学方法做出理论上的不同层次的说明，则使其史学观更为系统科学，这一点正是对夏氏史学思想的深化。

三、同时比较法

同时比较法是指在历史研究中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将同一时期的中外历史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说明中国历史的特点。夏曾佑多次使用此法，如在《中国古代史》中，以中国先秦的原始儒学和子学的开创和复兴与希腊文化作比较。

胡秋原亦十分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法：“比较方法在生物学上，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上之重要人所共知。我甚至以为无比較即无史学。”[4]胡氏将比较法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各个维度都不能离开比较：“史料之鉴别需比较，事实之关联、变动，及其因果关系之判断须比较，文化之评价亦须比较。”[3]221史料之比较是史学研究中基础工作，事实之关联、因果关系、文化之评价的比较则属于更高的维度，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比较中考察。

具体到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上，胡氏认为须用同时比较法，“要真正判别东西文化，须用同时比较法”[3]226。他特别强调“同时”，因为只有在相同的时代，不同民族才有可比性，“如果只是随意比较，尤其是近人常只将蒸汽机以后的西方，与蒸汽机以前的中国或东方相比，不仅在学术上为轻率，实际上尤为误人与自误”[3]605。这体现了胡氏在史学研究上的缜密之处。

胡秋原反复申明：“史学是知己知彼之学，必须经由中国史，西洋史，俄国史以及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才能判断中西文化之价值，看出中国可能而必要的出路。”[3]11“欲了解中国史特点，必须要了解世界史，不仅要深入研究中国，也要研究世界。”[3]14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个更大的世界背景下，各民族的兴衰、成败、治乱，均会影响到世界历史，因此，史学研究不仅要对个体国家进行微观分析，更要对包含此国家世界历史作宏观分析，只有把国家历史放在世界史构造中，才能判断此国家的文化独特性。

同为运用同时比较法，夏曾佑的比较多为浅层的、外在的文化层面的比较，多泛泛而谈，缺乏深入专业的比较分析。而胡秋原则是对于中外不同文化构造的整体比较，这种比较涵盖了技术、制度、学艺等多方面，通过这种严谨而科学的比较，可以得出许多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结果。

通观夏曾佑与胡秋原的史学观，发现二者很有一脉相承之迹象。夏氏作为近代早期的历史学家，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引入史学研究中，使其史学思想多有创新之处，但总体较为朴素，尚不足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胡秋原对夏曾佑的观点在批判中继承，进一步深化拓展，并且更多的吸收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精神，史学理论自成体系，较之夏曾佑更为缜密全面。

注释：

①夏曾佑，浙江钱塘人，近代著名历史学家。

参考文献：

[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M].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6：6.

[2]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257.

[3]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M].台北：学术出版社，1987：5.

[4]胡秋原.历史学及其方法论[J].中华杂志，19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