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真实在戏仿小说的质疑中走向戏谑，在戏谑中指向当代精神或现实生存，当剥离戏仿小说的历史外壳时，抖落给我们的却是一种熟悉的、贴近当代现实的话语和观念，体现了作家们对生命中的一切美好、理想、崇高、激情，在市场化年代面临的价值多元与利益崇拜时，所遭遇的溃败与坍塌的现实思考，并企图在历史戏仿与叙事游戏的艺术方式中表达对这一现实的关怀。

【关键词】戏仿 历史真实 当代生存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1）10－0010－03

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出现了一种对古典历史、神话传说进行重写和戏仿的创作潮流。例如，王小波的《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李冯的《另一种声音》；李洱的《遗忘》；潘军的《重瞳》；毕飞宇的《武松打虎》；荆歌的《民间传说》；叶兆言的《碧奴》；李锐的《人间》；苏童的《后羿》；阿来的《格萨尔王》等，本文暂用“戏仿小说”来命名这些作品。哈特在《讽刺论》中认为，戏仿是“讽刺家取用一部现成的作品——这部作品原是以严肃的目的创作出来的，……把一些不一致、不协调的观念掺和进作品，或者把它的美学技巧加以夸张，使这部作品和这种文学形式看起来滑稽可笑。或者通过把一些观念置入不相称的形式中，使这些观念看起来愚不可及。”20世纪90年代文学以来出现的戏仿小说融合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手法，大量运用戏谑、模仿、反讽、调侃等手法，对古典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进行改写，使文本中的历史与神话呈现出不为人知的另一种面貌。

一 历史真实的多种可能

戏仿小说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叙事，坚持以个人化的主观视角观照历史，拆解被话语权力叙述出来的历史经典和神话传说，把历史真实从某种特定立场或叙述成规中释放出来，置于个人化的叙述和想象中，挖掘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并使种种历史可能在个人化的叙述中获得合法性。因此，贯穿于市场化年代戏仿小说文本世界中的是一种对权威叙事、经典叙事的怀疑情绪，对某种经典历史故事和已然历史结局的彻底怀疑和颠覆，这正是戏仿小说叙事层面呈现出来的最明显的创作态度，重写和戏仿则是作家们质疑经典叙事的艺术手段，更是作家想象历史的一种艺术方式。这类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某种已知历史进行重新的诗化演绎和浪漫想象，在个人化想象中肢解经典历史故事，使历史碎片在戏仿中重组成另一种或多种历史真相的可能。

这种怀疑情绪首先是作家对历史真相与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怀疑，把一切已然秩序置于怀疑眼光中，必然导致权威的坍塌。戏仿小说使一切理性规范或话语权力下的历史真实跳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心理定势，呈现面目全非与骇人惊俗的面貌，正如我们无法完全相信史书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一样，我们也同样缺乏足够的理由去相信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所再现的历史。当史学家或文学家为我们记录了历史真相时，却把历史的无数个可能性，永远地埋葬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权威之下。在戏仿小说看来，这无疑是一个谎言，一个用权力与意识形态共同构筑的历史谎言，戏仿小说正是以对这种历史谎言的怀疑为出发点，进行个人化的历史叙事。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小说中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民国初年、20世纪40年代抗日时期、1949年土改时期、“文革”时期，都被一种想象的主观性与意识的断裂性统摄着，把历史的过去转化为个人的表述，成为话语中的历史，成为个人化的历史叙事。小说所展现的历史时期中似曾相识的历史情态和生存状态，正是刘震云对历史的想象化理解。那种不同历史时期之间惊人的相似，正是历史受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对自我的连续复制。因此，文本在最大限度上怀疑和颠覆了传统历史观关于进步和整体的神话，没有进步，亦不指向终极，历史仅仅是权力之间的更替轮回。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指出：“人类无法接触终极意义上的历史，只能把历史文本化、寓言化，并通过对历史寓言的反复阐释来接触历史。”戏仿小说作家们用想象和虚构，取代意识形态而成为历史阐释的话语依据，努力在文本世界中使历史成为一种寓言性存在，并在反复阐释中重建历史的无限可能。潘军的《重瞳》，让楚汉相争的历史在“羽生重瞳”的灵异记载中进入诗意的言说，成为作家心目中诗话般的历史寓言。在乌江边悠扬渺远的箫声中，在北方草原广袤辽远的绿色遐想中，在江心底沉着的漂亮画戟的召唤下，项羽，这太史公笔下“气盖世”的帝王英雄，却成了天真、率性、美好人性的象征与希冀，没有相互争夺的血腥厮杀和野心膨胀，没有穷兵黩武的征战和流离，只有一片天真的生命品质和诗性情怀。“我对所谓的江山与生俱来就没有兴趣，我忘不掉的是北方的那片绿色。”不是叱咤沙场的英雄豪情与皇帝之气，而是孩童般纯洁率真的生命理想，这是我们所陌生和讶异的历史，却是作家想象与诗情的自由呈现，对记载中的历史真实做出另外一种主观化的阐释，并在诗意盎然的艺术世界里赋予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同时，作家还将这种怀疑的情绪植入故事中人物的生命体验，让人物对历史或传说中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体验表示怀疑，对由经典历史故事所赋予的生命品质和生命经验表示怀疑，以此来达到对已然历史权威的解构和嘲讽，并在戏谑中为历史生出更多的可能性。李冯的《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中，将打虎的传说置放于武松的梦幻中，武松醉梦中怀疑自己的梦是真实的，酒醒后又怀疑自己打虎的真实性。武松打虎是一个用话语权力建构起来的历史传说，话语权力为这个传说本身和传说中的英雄确立了某种合法性，并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定势积淀，可以说，打虎传说是构成武松英雄本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在这个戏仿文本中，当打虎的真实性遭到武松自身怀疑的时候，武松作为一个打虎英雄的真实性也必定被质疑，从而解构了经典历史故事的唯一真实性，合法性的根基在一连串的现实和梦幻的交织中被瓦解，剩下凌乱的历史碎片，并随意地组合拼贴，生成历史多种真实性的可能。

二 虚构中求真愿望的延宕

戏仿小说用个人化的方式重写历史、戏拟历史，虚构确定的历史真实以外的可能性，却在重构和解释过程中，表明了历史真相本身的不可靠，宣布了追求历史真实种种努力的徒劳。这点不同于先锋历史小说的个人化历史叙事。先锋历史小说总努力在个人化的艺术世界里建构想象的历史真实，对追寻想象中的历史真实有种近乎信仰的执著，对探寻历史秘密，发现被意识形态遮蔽的历史多样性更有着天生的痴迷；戏仿小说进行的历史叙事，如果说最初的创作动机里，有一种在怀疑和解构中追寻历史真实的求真愿望的话，那么，这一求真的努力在游戏般调侃、戏谑的叙述话语中将永远被搁置起来，并越走越远。

历史有它真实、客观的一面，但那是永远属于历史本身的秘密，人类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只能以想象的方式去接近。然而，想象却是一种充满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的艺术手法，这就决定了历史真实的想象和虚构品格，也就进一步表明了用想象的方式追求历史真实的徒劳，历史真实永远只能是一种可能。戏仿小说正是带着这种瓦解历史故事唯一真实性的创作动机，在追寻历史真实另一种可能性的同时，却遭到了自身革命性颠覆的放逐，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也否定了历史真实的客观性，历史真实便落入虚无当中。李洱的《遗忘》，沉浸在一片讽刺而荒诞的叙述基调中，“嫦娥奔月”的传说被戏拟为“嫦娥下凡”的当代事件，导师侯后羿自称是夷羿转世，为了使下凡的嫦娥相信并成功与其奔月，让“我”（冯蒙）把嫦娥下凡与论证其是夷羿转世作为博士论文来写，将其当做“真实”事件来论证，所有的证据取舍都是为了得出这一人为捏造的事件结果，正如李洱在小说中说：“历史是一条长在嘴巴之外的舌头和一块石头没什么两样。它无法言说，它需要借助别人的嘴巴确证自身。”历史的客观性被消弭了，历史就成了可以任意言说、任人摆布的不确定迷雾。

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都是在一定话语权力中建构起来，并赋予其相对稳定的历史的内涵，戏仿小说所要改写的正是被这种叙述的合法性规定的历史真实，对这种历史真实的虚构性和文本性进行昭示和重新演绎，对相应的历史内涵的质疑或重新赋予。李冯的《16世纪的卖油郎》，用一种故事结局预先设定的结构方式，让人物带着对命运与未来的既定安排重新回到过程，在命运的演绎中填充种种对既定历史的反抗与违逆的心理和情绪，并以调侃玩笑的叙述基调，对历史既定结局的虚假真实进行冷峻的嘲讽。卖油郎的故事被历史安排为对杜十娘的痴情，但“这不符合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每天都卖掉点儿油”，然而，当人们对故事的结局朝着已设定的唯一的历史迈进而沾沾自喜时，卖油郎却把最终让历代人神往的浪漫而美丽的幻想都击碎了。“那只传说中的百宝箱，根本就没有人们描述的那么神奇，它不过只有三层。第一层，是一些首饰；第二层，是几件古玩；第三层，有一些珠子，只是人们安了一些好听的名称罢了，诸如猫儿眼、祖母绿什么的。”历史的神话性在这轻松的戏谑中自行放逐，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随着杜十娘的百宝箱一起沉入了历史的海底。

当历史的真实性可以在想象中任意创造的时候，真实就不是唯一的真实，而是充满不确定的多种可能性的真实，然而，当多种可能性的真实被置于同一叙述时空的时候，真相的多种可能性并置和寻求历史真相的努力之间必定造成相互抵牾，使历史真相遭到最大限度的抛弃。王小波的《万寿寺》是对《红线传》的戏拟，在这个戏仿文本中，经常出现的“这故事还有另一种讲法”，“对以上故事，又可以重述如下”等，薛蒿抢红线有各种可能，薛嵩被刺经过有多种说法，老妓女杀小妓女又有几种讲法并置，刺客来犯有几种说法，重写的行刺过程在一个梗概下又有多样可能……作者好像努力要在想象中尽一切历史真相的可能性，王小波说：“这种说法我虽然不喜欢，但它也是一种待穷尽的可能性。”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手法中，王小波醉心于语言文字的操作游戏，使文本内部情节、语言因素互相颠覆、互相拆解，没有终极意义和深度结构，最终必然使寻找历史真相的愿望在寻找过程中被延宕，愿望与努力在文本世界的想象中背道而驰，历史真实也迷失在寻找的途中，进而产生了在某种程度上把玩历史意义的游戏当做写作。

三 历史外衣与现实声音

所有对历史的兴趣或多或少是对当代的兴趣。当戏仿小说在一片充满各种历史意象和历史符号的天地中，任意而轻松地戏谑调侃时，它本身并没有具备多少历史意味，或者说这些历史意象并没有承载相应的历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古典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仅仅是某些当代情绪、现实意识的承载体或书写符号。在这些历史符号身上，贯穿着作家的某种当代精神，用当代的精神、价值去改写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让人物在历史情景中，演绎着属于当代的心理、情感、生命状态、生存价值的复杂与多元化。可以说，戏仿小说表现了一种由历史指向当代的艺术精神和生命意向，这构成了戏仿小说艺术追求的核心价值。

这些戏仿小说重新讲述了人们最熟悉、最通俗的古典故事或神话传说，如武松、项羽、嫦娥、风尘三侠等，这些几千年在民间流传或史书记载的故事，被作家们用现代书写的方式将它们重新捣碎、组装，使故事蕴藏着一种当代意识和现实精神，展示了理想、人格、感情、金钱、学术等，这是当代人的各种生存难题和精神危机。用颠覆古典生存和古典人性的方式，表达古典生存和古典人性在当代现实境遇中遭到的尴尬和漠视，用一种游戏调侃戏谑的方式，表达严肃的现实思考和人性反思。

对经典历史的拆解，只是戏仿小说进行艺术建构的技巧，其创作意旨是历史被拆解后，剥落出各种隐藏在历史理性中的丑陋和阴暗，象征着当代人的生存现实和情感投向。荆歌的《民间故事》，“我”收集采访到各种关于孟姜女的传说，孟姜女的传说不再是那个流传几千年、人们所熟知的为夫君哭倒长城的凄美传说，而是包含了偷情、告密、仇恨、谋杀等因素在内，它们构成对古典孟姜女爱情故事的拆解，古典爱情的坚贞不渝，孟姜女的执著刚烈，都被一连串的考证彻底推翻，而“我”的现实爱情也在猜忌、背叛和怀疑中走向崩溃。荆歌在改写古典历史时，在历史中填塞进各种非理性、混乱的无序状态，以历史中人性的阴暗，影射当代生存的艰难和情感的复杂。李冯的《另一种声音》中，根植于民族心理的深度神话被置换成轻松戏谑的讽刺和调侃，“一路上，最大的问题是小腿抽筋和肚子饿，另一个问题是人心不齐。”他们享受桑拿浴、芭蕾舞、通宵狂欢蒙面大Party等，孙行者在花果山称王和去西天取经，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惊天动地，而是平庸无聊到只剩下睡觉等，李冯天马行空的想象把历史神话英雄的民族寓意，戏拟为当代普通人的生存现状与性格缺陷，在一个没有英雄、没有理想的时代，英雄品质以及那种人格化的理想主义就失去了往日的光环。

戏仿小说不仅指向当代普通人的生存和情感危机，还指向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和学术良知问题。李洱的《遗忘》，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在当代性戏拟中，演变为嫦娥下凡、后羿转世的求证，以超现实的历史内容，具体化为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态度的关注和思考。在一连串的历史轮回与错位，现实的忤逆与荒谬中，历史只是一个假托，而由故事构架所蕴含的或呈现的才是小说的精神内核。导师侯后羿与“我”（冯蒙）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严谨学术态度，精神文化立场，生命价值关怀都在“嫦娥下凡”这一现实事故中，走向生存的无深度感，对知识文化的嬉戏和随便，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和践踏，都被一种无赖式的戏谑侵蚀着，并启迪着人们在戏谑中严肃，在调侃中思考，思考当代知识分子如何拒绝平庸与利益，如何秉承学术传统、如何保持社会良知与价值使命。

这样，历史真实在质疑中走向戏谑，在戏谑中指向当代精神或现实生存，当剥离戏仿小说的历史外壳时，抖落给我们的却是一种熟悉的、贴近当代现实的话语和观念，体现了作家们对生命中的一切美好、理想、崇高、激情，在市场化年代面临的价值多元与利益崇拜时，所遭遇的溃败与坍塌的现实思考，并企图在历史戏仿与叙事游戏的艺术方式中表达对这一现实的关怀。

〔责任编辑：王以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