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其功绩早已载入史册。本世纪伊始，新华通讯社将南昌起义评为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20件大事之一。

1981年7月1日，直接反映这一光辉历史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南昌起义》，作为向中国共产党60周岁生日的献礼片，开始在全国各地上映。此前在银幕上，还没有聚焦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片。

这部革命历史题材大片，从酝酿拍摄到正式上映，历时4年。该片不仅首次在银幕上全景式再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果敢打响第一枪的伟大壮举，而且也为中国影坛如何真实、准确、艺术地反映和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鸣放”了成功的“第一枪”。

值此电影《南昌起义》问世35周年之际，笔者根据自己的亲历见闻和采访所得，披露和介绍该片创作拍摄的一些内情。

电影艺术家赵丹最先参与《南昌起义》筹备

谈电影《南昌起义》，必先从话剧《八一风暴》说起。因为这部影片，是以话剧《八一风暴》为基础进行电影化再创作的。

《八一风暴》是由江西省话剧团演出并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出经典剧目。1958年8月1日，《八一风暴》在英雄城南昌正式公演，反响相当热烈，经过打磨之后，被定为进京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剧目。

1959年9月10日，《八一风暴》在北京献礼演出后，得到首都文艺界的高度评价，成为人民群众和文艺界公认的优秀话剧剧目。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上海戏剧学院，全国许多省话剧团、京剧团、评剧团等纷纷演出或移植演出《八一风暴》，使历史上的八一南昌起义更加深入人心。

在“文化大革命”中，话剧《八一风暴》被江青一伙诬蔑为“大毒草”，被打入“冷宫”达10年之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与观众久违的《八一风暴》才得以重新活跃于舞台之上。江西省话剧团复排《八一风暴》，又先后对剧本做了两次重大修改，在省内外巡演一路火爆。

该剧在上海演出期间，吸引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目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不少知名艺术家观看了《八一风暴》的演出，并萌发了将其改编成电影的想法。这其中便有电影艺术家赵丹。作为这部影片的最早参与筹备者，他为此付出了较多的心血。

赵丹在20世纪30年代即从事电影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银幕上首屈一指的实力派男星，也是60年代初文化部评出的“22大电影明星”之一。赵丹与周恩来交往甚笃，他对周恩来非常有感情。粉碎“四人帮”后，舞台上相继出现一批反映和歌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形象的戏剧作品，这也激发起赵丹在银幕上塑造周恩来形象的追求与热望。

1977年春夏，赵丹受组织指派，带着创作反映八一南昌起义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的使命，沿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自南昌到九江，登庐山，下安源，转武昌及湖南，瞻韶山，直至广州黄埔后，又上井冈山，一路采访调查，广泛搜集创作素材，为影片做着精心的准备。行程中，收获甚丰、激情四溢的赵丹于国庆之日，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老兵行》的诗篇，刊登在当年第10期的《人民电影》杂志上，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等闲磨难淬筋骨，抖擞须眉绘英雄。”然而，十年“文革”中经受的磨难和摧残，使赵丹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南昌采风期间，他曾因病不得不住进江西省人民医院治疗。

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黄泛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大型彩色故事片《大河奔流》，准备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根据剧情，影片下集结束部分，将首次出现由演员扮演的周恩来形象。赵丹为此多方奔走，希望在影片中扮演周恩来，并精心准备，请专人为他设计了定装照。影片正式开拍时，赵丹却接到了不让他演周恩来的通知，原因是有领导同志认为赵丹不适合演周恩来。这给他以沉重的打击，至死都难以释怀。

1980年10月10日，正当电影《南昌起义》在南昌轰轰烈烈地拍摄时，赵丹带着诸多未了的心愿，在北京医院离开人世。出师未捷，给梦寐以求拍“八一”、渴望在银幕上塑造周恩来形象的一代影帝，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江西方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就电影拍摄多次商谈

中共江西省委对在银幕上反映南昌起义的革命史实非常重视，特别是时任省委书记的白栋材对此专门做过指示。据当时在省文化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张涛回忆，白栋材书记曾对他说：“我们在革命摇篮井冈山和八一起义所在地的省份工作，连这些重大革命题材的电影都搞不出来，怎么对得起无数牺牲的烈士和江西父老。”他还叮嘱张涛：“省文化部门一定要下大力气抓出来，省委将大力支持！”

为此，江西省文化局专门召开会议传达和具体研究落实省委的指示，并于1979年上半年决定由省话剧团抽调创作人员吴安萍、徐海秋等，组成八一起义电影创作组，以话剧《八一风暴》为基础，重新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剧本写出并几经修改和补充后，初稿送交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文学编辑部审阅。白栋材和省委几次听取张涛搜集到的上影厂对剧本的编审意见。

经白栋材同意，张涛还专程赴上影厂会见该厂领导丁一、石方禹、李则吾等，当面转达中共江西省委的意见，希望对拍摄电影《南昌起义》给予大力支持。几次商谈，终于就这一电影的拍摄达成了合作意见。

上海电影制片厂对拍摄反映南昌起义史实的故事片认真对待并高度重视。该厂颇有文才的专业编剧李洪辛，被厂领导指定负责电影《南昌起义》的剧本创作。

李洪辛是一位有着丰富舞台和电影剧作实践经验的资深编剧。1960年，他曾与江西作者彭永辉合作，创作反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剧本《燎原》，它被看作其代表作。1964年，李洪辛还创作了与江西有关的电影剧本《景德镇传奇》。创作剧本《南昌起义》之后，李洪辛又与彭永辉合作，创作出了《燎原》的续集《大泽龙蛇》，并投入拍摄。

尽管对江西题材比较熟悉，但李洪辛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接受《南昌起义》剧本创作任务后，年逾花甲的他阅读了100多万字的文献资料和历史人物的著作，并深入到南昌、武汉、庐山、九江等地，访问纪念馆、党史专家和南昌起义的亲历者。在吴安萍、徐海秋、周大功的电影剧本初稿基础上，严格按照电影的手法和特点进行再创作，写出了电影《南昌起义》最新剧本，其一大突破是直接反映历史事件本身，并将重要历史人物真名实姓地写进剧本之中。

1980年5月，上影厂为电影《南昌起义》的拍摄配备了强大阵容：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副厂长韩尚义任总美术师，摄影师是沈西林，作曲者是吕其明。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几位都是当时享誉影坛的重量级人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从事电影或革命工作，创作经验颇为老到，足见上影厂对该片的重视程度。

根据厂领导的要求，电影《南昌起义》必须在1981年4月出标准拷贝，以向建党60周年献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拍摄，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抢时间，汤晓丹和十来个主创人员坐在一起，对剧本初稿逐场讨论，进行修改和精简，将原剧本中近60个人物压缩为三十几个，而真正与南昌起义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只保留了十几个，其余十几个人物则是虚构的艺术形象。编剧李洪辛立即根据集体讨论的结果写分场提纲，写出一场就交导演分镜头。汤晓丹后来形容说“是用流水作业的方法在搞这次突击任务的创作”。

在安排一名副导演去全国各地挑选特型演员的同时，汤晓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和制片主任沈锡元、摄影师沈西林、总美术师韩尚义、录音师周恒良等一道，带着手抄复印的分镜头剧本到武昌、汉口、九江、南昌、庐山等当年八一起义经过的路线和有关人物居住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并找景。

各项工作准备完毕，1980年9月19日，电影《南昌起义》正式出外景开机拍摄。已满70岁的老导演汤晓丹率摄制组奔赴江西，辗转于庐山、九江、星子和南昌等地实景拍摄。星子县城南部的百年老街西宁街，年代久远，古色古香，曾是当地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因保存完好，风物依旧，《南昌起义》在此拍摄时，几乎没有搭设什么场景，只是挂了几个招牌做了少许点缀，就启动了摄录设备。剧中周恩来与贺龙见面的戏就是在西宁街旁一栋白色楼房前拍摄的。

南昌实地取景拍摄留下闪光足迹

1980年，对于南昌来说称得上是电影之年，半年间先后有两部对江西比较重要、与南昌密不可分的故事片在这里摆开了“战场”，这在此前或之后都不曾有过。4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反映方志敏烈士狱中斗争故事的电影《血沃中华》来南昌拍摄；10月，英雄城人民又迎来了在银幕和胶片上演绎英雄业绩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南昌起义》摄制组。

当时笔者是一个酷爱电影的青年，有幸亲历这两部电影相隔半年前后在同一街道的取景拍摄，印象深刻。10月11日，在经过一番紧张的选点、排练后，“铁军进城受到市民欢迎”一场戏在今天的胜利路步行街拍摄。6个月前，同样是在这条街道上，《血沃中华》摄制组拍摄了方志敏被押游街示众的戏。只不过此次《南昌起义》的复古还原，规模更为庞大，人员更为众多，场面更为壮观，情景更为细致。

思想感情，从精神世界去表现周恩来，深得导演汤晓丹的认可，“体现出了周恩来既稳重又敏捷、既多思又果敢的性格特征”。当电影样片在北京送审时，曾在黄埔军校见过周恩来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大为感叹：“片子上出现的周恩来就像我几十年前看到的周恩来，可以说是形神兼备。”之后，邓颖超看了《南昌起义》，对孔祥玉所塑造的周恩来形象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南昌起义》是孔祥玉初登银幕，在全国观众面前的首次亮相。自此之后，孔祥玉相继在《走出西柏坡》《肝胆相照》《中国命运的决战》《任弼时》《张学良》等影视剧中扮演周恩来。而他本人也不断在现实生活中磨炼和发展，从一位普通的青年演员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并且在1985年到1995年间当了10年的天津人艺院长，后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

与其他几位特型演员相比，孔祥玉塑造的周恩来形象并不多，而他在电影《南昌起义》中塑造的青年周恩来形象，可以说是最成功、最有魅力的，堪称银幕上的经典。

打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第一枪”

经过电影艺术家的艰辛创作和忘我工作，电影《南昌起义》外景拍摄仅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便停机进入后期制作。1981年2月中旬，汤晓丹一行将样片带到北京送审，电影局和文化部有关领导看后，一致同意“不补戏，通过”。在给出的评价中说：“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再现，难度很大。《南昌起义》导演组织得很好，生活真实，演员不错。周恩来、贺龙、朱德……都有历史人物青年时的影子，其他人物，印象也好，到底是老导演的作品，场面调度、气魄，战争场景、抒情戏都处理得相当精彩。”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拄着手杖走进放映室，看完影片，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拉着汤晓丹的手热情地说：“姜还是老的辣！”

在一向严谨的党史专家眼里，电影《南昌起义》“基本与党史符合，处理基本事实全过程的描写比较准确”，“整部影片都好，拍成这样很不容易”，“导演的基本功很过硬”。

1981年7月1日，《南昌起义》作为向党的60周岁生日献礼之作同全国观众见面，受到热烈欢迎。影片以真实的人物、宏伟的气势、富有历史特征的情节，把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画卷再现于一部故事片之中，反响巨大，好评如潮。

专家评论认为，影片“创作人员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严谨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通过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历史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特别是着重塑造了周恩来、贺龙的光辉形象。严格的历史考证、生活细节的推敲使许多场景逼真感人。这在电影艺术创作上是一次重要的实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编发的观众反应摘编中，汇集全国各地观众对《南昌起义》的观感。广西观众称赞“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画卷，气魄雄伟。人物众多而主次分明，头绪繁杂而不零乱，场面壮阔而不空泛”；“较好地解决了重大革命事件与塑造领袖人物的关系，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艺术虚构人物的关系”，“导演以大手笔功力通过复杂的斗争表现人物，使观众身临其境”。辽宁观众评价“导演善于把大事件和小场景有机结合，有纵有横，纵横交错。既有全局性的布局，又有局部性的特写，让历史和生活全貌有如实再现的感觉”。

《南昌起义》片长110分钟，与话剧《八一风暴》相比，电影在典型环境的选择、矛盾冲突的安排上更加集中，许多场景做了较大的电影化处理，最大的改动是影片大胆地将重要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都真名实姓地搬上银幕。影片中除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蔡和森和周逸群这些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领导人，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如陈独秀、张国焘、汪精卫，以及朱培德、张发奎等都出现了。一部故事片出现如此众多的历史知名人物，这在当时中国故事片创作中前所未有，是一重大突破。在有的大学，这部影片被作为历史教学辅导材料来学习观摩。

《南昌起义》获得了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其真实、准确、艺术地在银幕上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堪称中国电影领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开山之作。它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故事片中直接反映南昌起义这一光辉历史的空白，更重要的是打响了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第一枪”。由于有了《南昌起义》的成功和经验，一大批反映和表现党史、军史和国史的影片，如《开天辟地》《秋收起义》《长征》《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大决战》《开国大典》等随之纷纷出现。1987年，专门负责审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也宣告成立。

因为电影《南昌起义》的成功，汤晓丹再次被组织委以重任。不久便被派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担任大型历史人物传记故事片《廖仲恺》的导演，该片又将他的艺术创作提升了一步。1984年，他因此而获得第4届中国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在2004年第1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年届95岁高龄的汤晓丹荣获“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2005年，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活动中，汤晓丹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2012年1月21日晚10时，汤晓丹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