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94年分税制改革扩大了中央政府的财权，也加重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负担。我国在2012年已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4%的目标，但“后4%时代”的挑战并未消失。本文利用我国200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测度视角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实际影响，揭示了可能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各相关因素，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分权；教育支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经历多次改革，财政教育制度也随之改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地方政府从教育服务代理者变为主要提供者。我国 “后4%时代”的挑战仍在，从财政制度上保障政府教育投入是我国的重要任务，本文旨在分析财政分权对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1.财政分权内涵的界定

学术界对财政分权的内涵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多数学者同意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并涉及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Lin和Liu认为中国财政分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财政分权都是指中央政府将财政控制权下放给地方政府；Bardhan将财政分权看做税收和支出安排的分权。

2.财政分权度量指标的选择

学术界在财政分权度量指标选择上的差异更明显。Oates首先选用州一级一般财政收支占州和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收支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Zhang和Zou采用地方和中央本级预算内外支出的比值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极为重要，在实证研究时要合理选择具体的度量指标。

3.财政分权与教育服务

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教育属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财政分权与教育的相关问题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傅勇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和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张军、高远等通过我国的经验数据证实了财政分权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的促进作用。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

本文参照孙群力等学者的研究思路，建立如下模型：

EDUexpit=αi+β*DCit+γXit+εit

其中，EDUexpit代表地方教育支出规模；DCit代表财政分权程度；Xit代表影响地方教育支出的一组控制变量；αi代表截距；εit代表误差；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市）和第t年。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EDUexpit代表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实际规模，以各省预算内教育支出在预算内财政支出中的占比来衡量。

（2）分权变量

本文采用“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指标。其中，支出分权DC_exp=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收入分权DC_inc=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

（3）控制变量

人均GDP（PGDP）代表各省（市）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间接衡量政府财力的积累及支出能力的强弱；人均GDP的平方（PGDP2）旨在检验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教育支出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财政自给率（EFFORT）间接代表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行为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影响，计量公式为“财政自给率=预算内收入/预算内支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PFAI）代表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而做出的努力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对外开放水平（OPENESS）代表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产生的影响，计算公式为“对外开放水平=各省（市）进出口总额（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类）/当年的GDP”；财政短缺程度（PFSD）反映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匹配状况，和政府间财权事权关系的调整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影响。计算公式为“财政短缺程度=（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地方本级财政支出）/地方GDP总额”。

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7-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除西藏自治区），所有数据均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PGDP、PGDP2和PFAI等指标均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数调整。

4.计量结果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4均适合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和3是分别在财政支出和收入两个分权维度下，引入全部控制变量的面板模型。模型2和4是将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剔除后的优化模型：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在模型1-4中，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测度指标的系数均为负，并在显著性水平5%下通过了检验，说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教育支出间呈负相关关系；在模型1和3中， OPENESS和PFSD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未通过检验，说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和政府间财权事权关系的调整对教育支出无显著影响；在模型1和3中， PGDP2的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未通过检验，PGDP的系数在模型1-4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支出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在模型1-4中，EFFORT的系数在显著性水平5%下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行为对于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存在实际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率越高，一定程度上意味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也越高，由于中央政府在配给转移支付时常常限制经费的用途，因此越高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也意味着越高的教育支出；在模型1-4中， PFAI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而做出的努力对教育支出存在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为追求高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固定资产等投资挤出了对教育的投资。

四、政策建议

上文分析表明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有实际影响，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是促进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合理增长的必经之路。

首先，提高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匹配程度，适当扩大地方财权。中央政府可适当提高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进行新的利益调整；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推进以房地产税改革为核心的地方税系建设；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税率调整权。

其次，改革以GDP为导向的官员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监督，引导地方政府和官员从单纯的经济竞争转向公共服务供给竞争，防止地方政府因过度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教育投入。

最后，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公平资金分配标准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其比例，提高地方政府对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对中央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则集中财力，突出重点，着重解决包括教育供给在内的民生问题。

参考文献：

[1]雷万鹏， 钱佳. 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教育支出行为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54（2）：148-157.

[2]林江， 孙辉， 黄亮雄.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地方政府义务教育供给[J]. 财贸经济， 2011（1）：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