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艺术形态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建构历史文学形态理论是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历史文学是通过描绘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真实和发展趋势，使人们认识历史并因之获得某种启悟，其描绘对象构成它的主要内容和基础，不能采取主观随意态度；历史文学家的艺术创造是形象的固有逻辑和作家合目的的理性意识相统一的过程，理性意识愈深广，形象逻辑愈遵循辩证法的普遍规律而展开，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就愈有可能对生活进行集中、概括地反映，强调历史性，并不排斥历史文学的文学性，也不会妨碍历史文学家艺术创造性的发挥；由于“当代性”与社会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以及与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刻联系而成为我们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历史性、文学性、当代性是历史文学的三大要素，三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哲学上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历史文学历史性文学性当代性

作者简介雍文华，1938年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新时期以来，历史文学在当代文学总体的发展中占据了令人瞩目的地位，产生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产生着持续和热烈的反响，《李自成》（第二部）、《少年天子》、《金瓯缺》荣获“茅盾文学奖”，显示了八十年代历史文学的繁荣和达到的水准。进入九十年代，历史文学更显出璀璨的光芒，大批优秀之作涌现出来，形成异军突起的态势，《曾国藩》、《雍正皇帝》、《汴京风骚》、《林则徐》、《白门柳·秋露危城》、《孔子》、《孙武》、《戊戌喋血记》（修订本）等等，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文学界的好评。历史文学的写作禁区继续被突破，其所表现的历史生活内容，具有极大的丰富性、丰厚性，以往人们鲜见的历史生活场景色彩斑斓地再现，多向度的审美取向已成为历史文学的自觉追求；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和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愈来愈采取宏观文化和历史哲学的视角，既写出历史的崇高、壮烈，也写出历史的冷峻、沉重与苍凉；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生活进行重新认识、阐释和评价，试图以此来表达当代人因历史而引发的现实感慨、渴望、企求和行动。一方面，历史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了很多新的极有价值的艺术探索；另一方面，也把历史文学创作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十分鲜明地凸现出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认识、判断、评价历史，以指导历史文学的创作？如何把握史实的可靠性与文学的虚构性的关系，从而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如何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历史精神与当代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在历史文学创作的选择向度上，不仅要表现“融汇当代人复杂情感的千古人生、丰富多姿的文化底蕴和难以尽述的历史风流”(注1)，而且充满着对历史的哲学观照和人类精神境界的追求？这些都是历史文学创作现状给我们提出的理论课题。

如果我们作一下历史的追问，那么，历史文学中所包含的种种理论课题，则更显示出它的独特分量。可以说，历史与文学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西方，《荷马史诗》就是一部通过神话和史诗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古希腊“英雄时代”的历史。在中国，《史记》被人们既看成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看成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表》、《书》及部分《本纪》、《世家》除外）。我国最早的历史文学就是从传记文学开始产生的。即使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国历史文学从宋代的话本“讲史”（如《新编五代史平话》等）就已经产生，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西方，即使从莎士比亚算起（他的《约翰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二世》、《理查三世》、《亨利八世》等，几乎就是一部英国宫廷政治史），也已经历了五六百年。所以，历史文学，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艺术形态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产生了许多世界级的历史文学家和历史文学作品。但对它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以致早在一百多年前，面对司各特历史小说的辉煌成就，巴尔扎克就不无遗憾地惋惜司各特“没有想象出一套理论”。(注2)今天有学者提出建构历史文学形态理论的学术课题，(注3)我们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文艺理论工作者花心血去构筑的一座科学艺术的殿堂。本文拟就历史文学的历史性、文学性、当代性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历史性

历史文学是借具体、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来显示人类的历史创造活动及其思想的形成，并表达作者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认知、阐释和价值评判。它必须反映历史生活的真实，具有历史性，这是没有分歧的。但什么是历史生活的真实，历史性的科学内涵是什么，这就涉及到对历史的理解。这是一个歧义最多、纷争不已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历史文学的定性，关系极大。

可以说，有多少个历史学派，就有多少种对历史的解释。

西方史学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人类的功业，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注4)

西方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兰克反对传统史学中的传奇因素，强调搜集和考订史料，如实记述，“不折不扣地描绘出这些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完全真实地再现历史。(注5)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认为，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注6)又说：“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注7)

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说：“我的方法是……通过研究历史和通过写作而获得对历史的熟悉，使自己的记忆习惯于接受和记住最好和最高尚的人物的典型。这样我能够在幸福平和的心境中把思绪转向这些崇高典范作为补救，使自己从所有的卑鄙无耻或罪恶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并避开可能会不可避免要陷入的坏伙伴的约束。”(注8)

我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而他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

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乃以提供政治、道德的教训为目的，历史是道德与伦理政治相辅相依，从而伴之以兴亡治乱的记录和经验教训的总结。

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认为，历史的过程是人类由以建立起语言、习俗、法律、政府等等体系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历史决不重演它自身，而是用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呈螺旋运动。历史学家能够在自己的头脑里重新构造出人们在过去所借之以创造这些事物的那个过程。历史学家必须神游于古代的精神世界，重现古人的精神，但不应该把今人的思想认识强加于古人(注9)。

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里，重建过去并不是目的本身，相反，在这种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主动，它受到现实利益的推动，具有一个现实利益的目的。(注10)

新康德主义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历史只是研究过去的同我们有利害关系的东西，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按照自己的价值取舍去选择他所感兴趣的问题来加以回答，去建构事实，选定概念，把历史事件安排在配景之内，从而使科学的实际从属于价值体系的实际。(注11)

法国当代历史批判哲学学派的倡导人雷蒙·阿隆认为，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它是由能够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发现了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注12)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历史提到哲学的高度，称为历史哲学，认为除了人类生活的历史而外，就不存在什么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知道人们都做了些什么，而是要了解他们都想了些什么；历史发展的动力乃是理性；一切历史都展现为理性的自我发展，历史的过程在根本上就是一个逻辑过程。历史中所出现的那些发展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注13)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就是表现在个别历史现象中的精神的自我发展，“精神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精神也是以前一切历史的结果”，精神即历史。同时又认为，历史的“活的现实”是不受任何规律束缚的，历史必须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历史学家在使死亡的历史复活的同时，也就使过去的历史变成了现在：“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注14)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武德认为：“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体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心灵科学（笔者按：指历史科学）则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对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却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必须看透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没有思想，历史现象则不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史学是过去思想的重演，史学的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思想组织为一套发展体系。惟有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才是史学的生命与灵魂。“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史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是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一切过去的历史都必须联系到当前才能加以理解(注15)。

上述这些对于历史的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希罗多德、兰克就属于这一类。黑格尔将这称为“原始的历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原始的历史”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历史家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第二，历史家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精神观念的领域里，使外在的现象演变成内在的观念；第三，历史资料是一种组合的元素，历史家的著作只是史料的汇集和编纂；第四，史学家的精神和他们记叙的那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们所描绘的只是短促的时期、人物和事变的个别形态，单独的、无反省的各种特点，作者生活在他的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也无反省的必要。“原始的历史”，又被称为客观的历史。

（二）历史是道德与伦理政治相辅相依、从而伴之以兴亡治乱的记录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历史所研究的不是对象自身中的灵魂，而是当代人的实际利益。塔西佗、普鲁塔克、司马迁、司马光、维科、尼采、马克斯·韦伯、雷蒙·阿隆属于这一类。黑格尔将这称为“反省的历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反省的历史”的根本特点是：第一，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地，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历史学家用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史料的整理工作，他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记叙，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由“思想”来概括一切，用自己的精神来对以往的历史记叙进行批判；第二，它们使“过去”的叙述富有“现在”的生气，它们属于现在，其中特别注重道德反省——历史学家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借以灌输善良的品质，提高人类的心灵，这就要求对于历史有彻底的、广泛的眼光和对于观念有深刻的意识；第三，历史学家必须具有锐利的眼光，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对各种历史记叙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检查，并予以批判；第四，有些历史是一种局部的东西，但它的观点却是普遍的。而一种历史进展到以普遍的观点为观点时，它就构成一个民族之历史中各种事变和行动的内部指导的灵魂，而“精神”则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具有上述四个特点的历史，又分别叫普遍的历史、实验的历史、批评的历史和生活与思想各专门部分的历史。它们都属于“反省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又被称为主观的历史。

（三）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发展过程，它存在规律，存在思想，存在理性，精神是历史的创造者，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黑格尔、克罗齐、柯林武德属于这一类。黑格尔将这称为“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是黑格尔提出的，其特点是企图通过哲学的引导来揭示历史进程的某种规律，展现历史发展的动因，探索历史本身的哲学意义，从而解释现实并预测未来。“哲学的历史”，又被称为“主客观统一之历史”。

我们认为，以上三大类关于历史的定义，都从各自方面接近对历史的科学阐释，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对历史的不同理解，无疑对后世，特别是对当前历史文学创作中所具备的历史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各种各样的看法中，我们能清楚地找到它的思想源头。这些看法有：

1．在处理历史文学中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偏重于文学。《林则徐》作者穆陶认为，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历史需要历史的真实，而小说需要文学的真实……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经过虚构，可以表现作者自己的意图。(注16)张志忠认为，历史事实及其价值评判，既为作家从事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材料和前提，却也无形地造成一种屏障，阻止了作家向艺术深处开掘。文学和史学在面对同一历史对象时的取舍和偏重，是文学和史学的目的的分野。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的因果关系和时事变迁，文学家所要展示的，是特定环境下的人，是人的命运和情感，是直接创造一个可以让读者介入、参与、体验的心灵世界。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例，“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更显出对人心和人生的关切。(注17)

2．在处理历史文学中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偏重于历史。朱寨认为，应该注意对历史和文学持双重尊重的态度。虽然在基本的史实和反映历史题材的小说之间是有区别的，但就历史小说创作而言，应更强调历史的真实。(注18)《曾国藩》作者唐浩明认为，历史小说写的是历史人物的故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大多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历史小说在大的方面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即书中的主要人物的经历、重大事件的梗概应该与历史相吻合。(注19)《白门柳》作者刘斯奋认为，历史小说就是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大至主要的历史事件，小至人物的性格言行，都力求书必有据。就连一些具体情节，也是在确实于史无稽，而艺术上又十分需要的情况下，才凭借虚构的手段。(注20)吴秀明要求，历史小说对基本事实和基本史实的描写应具有一定的规范。(注21)

3．怀疑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可靠性，因而要求历史文学家去想象、去推测、去认识、去判断历史，以期尽量接近历史真实。《括苍山恩仇记》作者吴越认为，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构筑的历史，一种是文字记载的历史。但文字记载的并不是可靠的历史，历史小说家要恢复历史的真实不仅要以信史为根据，也要通过常识做判断。(注22)《汴京风骚》作者颜廷瑞认为，历史虽然经过多年沉淀，为我们留下大量的史料，但是必须看到那是经过历代文人根据当时政治和时代的需要，带着当时人的观点和见解写就的。因此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是对这些史料进行重新认识。(注23)评论家陈晓明认为，说到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历史小说不仅与历史接轨，而且与当前的文化同构。(注24)评论家张颐武认为，历史小说的繁荣与人们尝试重写历史，重新创造中国的本质有关，强调重述历史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式，而应该重视交织杂糅的当下状态，不应仅仅关注“大历史”，而且也要注意边缘的、普通人的“小历史”，从而让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与历史沟通，寻求创造新的生命共同体。(注25)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对于历史、对于历史文学中历史与文学的关系的理解，均有各自的道理。问题在于：第一，不能各自强调一面：或者只强调叙述历史事实，而于事实背后隐藏的思想，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认知和评判则不屑一顾；或者不顾历史事实，只凭自己的功利目的、价值取向描绘甚至重构历史。第二，有些观点需要予以论辩澄清：例如，因为文字记载的历史渗透了记叙者的主观因素和价值取向就一笔抹煞其历史真实性。我们承认，历史记叙者不可能丝毫不影响历史的真实性，但因古今中外，对历史的记叙大都以秉笔直写、不虚美、不隐恶、不为尊者讳为原则，因而它基本上是接近历史真实的。至少，它比抛开文字记叙而由创作者去主观想象、推测要接近历史真实。又如，尊重史实，并不排斥、妨碍历史文学的艺术创造，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历史文学是通过描绘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真实和发展趋势，使人们认识历史并因之获得某种启悟。它的描绘对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构成它的主要内容和基础。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其特定的属性，历史文学必须严格遵守基本历史事实，不能不顾及原型对象的属性，而对其采取“取其一端，生发开去”的主观随意态度。这既不排斥历史文学的想象、虚构等艺术创造，也不妨碍对历史事实深藏的思想进行发掘和给予认知、阐释和价值评判。

坚持历史文学的历史性，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1．历史精神、时代精神。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过程。一定的历史时期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分配和交换方式所决定，形成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产生独特的历史精神、时代精神，这是不能也不会混淆的。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忠君观念与南宋理学盛行之后就大不相同，因而历史文学在塑造诸如苏秦、张仪、范睢、伍子胥这类人物的形象时就与文天祥、洪承畴、曾国藩等大不一样。2．时代环境、历史氛围。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生活形成特定的社会物质形态、社会风俗、特定的心理习惯、精神气质和语言风格。历史文学家对此不能随意移易和敷衍。3．事件的组织和时空的结构。历史上一定时空发生的事件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它的“真实性”具有极大的权威，因此，历史文学家在虚构情节时，要万分小心，稍有不慎，则“真实”全无，彻底失去读者。4．人物的精神气质、内心世界。人物的气质、心理均是时代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状态下形成的。把握人物形象的历史内涵乃是历史文学历史性的最重要的标志。穿着古人的衣服，戴着古人的帽子，却说着现代人的话，表述着现代人的观念，是历史文学人物塑造的大忌。5．语言。语言也是社会的产物，它既有超时空稳态结构的一面，也有受社会制约的一面。它叙述描绘历史，具有一种历史形态，蕴含着历史的真实，不能太现代化；同时，当代历史文学是写给当代人看的，太历史化的语言，又会造成接受的困难。但对于当代历史文学家来说，把握语言的历史感、历史韵味尤为重要。

二、文学性

对于“历史文学”，最传统的理解就是“历史”+“文学”。姚雪垠说：“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作家所努力追求的不是历史著作，而是艺术成果，即历史小说。”(注26)历史文学所要求的历史内容，实际上，既是“人的历史”，也是“历史的人”。历史文学家的艺术创造，是形象的固有逻辑和作家合目的的理性意识相统一的过程。这种理性意识愈深广，形象逻辑愈遵循辩证法的普遍规律而展开，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就愈有可能对生活进行集中、概括的反映。所以，我们强调历史文学的历史性，绝不排斥历史文学的文学性，也绝不会妨碍历史文学家艺术创造性的发挥。历史文学如果只有历史性，没有或缺少文学性，那它就不是历史文学或者不是优秀的历史文学。前引张志忠的话，说得十分精当。他说：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的因果关系和时事变迁，文学家所要展示的，是特定环境下的人，是人的命运和情感，是直接创造一个可以让读者介入、参与、体验的心灵世界。我们持异议之处只在于，历史文学家不应也不必牺牲历史性来满足文学性，应该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历史文学强调历史性，仍然给历史文学家的艺术创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一）被史家记载的历史，往往非常简约，只是梗概，留下大片空白，需要历史文学家充分运用想象、悬想历史内容予以补充。我国历史著作《春秋》，对史实的记叙就十分简约，如“郑伯克段于鄢”，如同今日报纸的标题。而另一历史著作《左传》，就展开描写，创造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历史散文。再以三国时期赤壁之战为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记载十分简单：“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检阅《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从刘表死至曹公败退只147字。《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记载最为详尽，从刘表卒，曹公南征，徐庶归魏，诸葛亮游说孙权，至曹公赤壁败北，统共也只561字。而《三国演义》从刘表死到曹操败退华容道，写了十一回，计五万余字（徐庶归魏、刘备据有江南诸郡除外），把赤壁大战具体形象地再现于读者之前。（二）历史记载中某些模糊、不确定的内容，一些真假难辨的传说，给历史文学家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一些优秀的历史文学家往往于此做出最漂亮的文章。姚雪垠将李自成到谷城会见张献忠的传说采入《李自成》第一卷，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据姚雪垠介绍，这件事，吴伟业是作为一个未必可信的传说，用双行小字夹注在《绥寇纪略》的正文里边，从来不为史学家所重视。但姚雪垠通过精心营造，写出了表现明末农民战争波澜壮阔、错综复杂，极富传奇色彩，极富艺术魅力的“双雄会”，作者的艺术想象获得了广泛驰骋的天地。（三）历史记载中免不了混有芜杂、错误甚至荒谬的东西，需要历史文学家以科学的历史观念和艺术的审美理想去予以取舍和裁剪。记得有一次笔者和雪垠老讨论《李自成》时问他有两个材料为什么不用。一个是有书上说，李自成被围于鱼腹大山，穷蹙冻饿，十分困难，久而久之，军心动摇，无计可施。这时李自成就把一切付诸上苍，同他的将士们到一座野庙中求签问卦，约定，吉，则破釜沉舟再干；不吉，则请将士们割下他的头颅去投降官军，从此解甲归农。连求三签，签签大吉。于是将士们决心重整旗鼓，冲出鱼腹大山，进军河南。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将士们纷纷将自己的妻子儿女杀了，情形十分悲壮。应该说是上好的小说材料。姚老说，这是一个伪造的、恶毒歪曲和诬蔑李自成及其将领的故事，非抛弃不可。还有一个是有书上说，石砫宣抚司使女将秦良玉所率白杆兵，全国闻名。为了围剿农民军，朝廷极力拉拢这些土司军事力量。崇祯皇帝曾平台召见，并赐给她四首褒美的御制诗。其中一首说：“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为了阻遏张献忠西出夔州，四川巡抚邵春捷派一文官去联络秦良玉。此人见秦良玉年轻貌美、文武全才，又独居守寡，便动了贪香窃玉之情，酒席之上，眉目传情，秦良玉碍于情面，隐忍未发。待宴后送客，这人佯作不经意，牵住秦良玉的袖子。秦良玉勃然大怒，拔出配刀，剁将下去，把袖子斩断，吓得这个文官目瞪口呆。这也是上好的小说材料。姚老说，崇祯的诗写得很艳丽，给人造成了误会。张献忠入蜀，秦良玉已是将近七十的老妪，何由有酒席上的活剧。姚老忠于史实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从文学的角度看，也未始不可以改造使用。（四）由记叙历史人物的事功深入到建构心灵世界。史册记载历史人物的事功，往往有声有色，但对历史人物建立事功过程中的苦乐忧思，对人生的体味，对历史的感悟，却常常付予阙如，这就需要历史文学家去精心建构一个幽深隐秘的感情王国。只有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我们从唐浩明的笔下，不仅看到曾国藩这个清代中兴名臣的形象，同时更看到一个理学名臣的悲剧心灵。他服膺儒学，忠公体国，却处处感到挤压，在异族皇帝和王公大臣的虎视眈眈之下，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草拟奏折，一词一句，都要费尽思谋，如以“屡败屡战”置换“屡战屡败”；驰书报捷，总要把对自己的赞誉之词删去，唯恐功高震主。然而，他的忠诚，最终打不破最高统治者对他的提防与猜忌；他所效死扶持的王朝大厦，最终免不了倾危倒塌。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深刻的悲剧。又如二月河笔下的雍正，经过长期谋划，骨肉相残，夺得皇位；又相继处死权臣隆科多和悍将年羹尧，巩固了皇权，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他却深深依恋于一个弱女子乔引娣的情怀而不能自拔。历史再次告诉人们：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人，往往也就是人世间最孤独的人，最缺乏感情慰藉的人。读者参与、体验这样的心灵世界，会大大加深对历史人生的认知和感悟。（五）营造历史氛围，建构典型环境。要把历史人物活动的场景，历史事件发生的氛围，具体、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是最见历史文学家的艺术功力的。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举凡政治、经济、军旅、天文、地理、民情风俗、医药卜卦、猜枚博戏、棋琴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而且对于世道人心的体验，更要比常人深切。这是还骨架以血肉。骨架是历史，血肉是文学。凡优秀的历史文学无一不是一幅鲜明、生动、形象的当时社会生活的图画。（六）具象的描绘，将僵硬的历史记叙化成可视的图画。如“春去冬来”，十分干瘪，换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不独形象宛然在目，有如图画，而且情思韵味无穷。又如，“舞到月落，歌到人困”，此种记述，情趣索然，若换成“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韵味就大不相同。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文学家的艺术创造。

三、当代性

历史文学不仅存在历史与文学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存在历史与当代的对立统一关系。当代人创作、阅读、研究历史文学，总要从历史中陈述、抒发、吸取一些什么：或者出于了解、认识历史，或者对历史进行反思，或者将现实的渴望和感慨投射于历史之中。

“当代性”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别林斯基在《论巴拉廷斯基的诗》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说：“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事实上，由于“当代性”与社会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以及与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刻联系，它已成为我们考察作家、衡量作品的一杆标尺，成为我们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

当代性的内涵，无疑首先是指它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其次则是与时代和人民相适应的审美理想、审美心理的艺术创造，作品饱含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渗透了当代审美意识和艺术观念。

历史文学的当代性，首先表现于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重新认识、阐释、评判历史。历史的记叙是前人所为，必然会受到当时政治与时代的制约、功利目的和价值取向的渗透，以及个人是非好恶的影响，因之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识、阐释和评判。例如，提起王安石变法，对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过去往往以政治倾向为标准，把他们分别判为改革家和保守派，人物显得单面化，阉割了人物的丰富性。颜廷瑞在《汴京风骚》中对此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他不独写他们的政见，写他们之间复杂尖锐的斗争，写他们个人的悲剧命运，而且写他们的人品、学识和道德文章，写他们之间的友谊。这就写出了具体、真实的历史人物，也使人看到历史的法则，感到历史的沉重与苍凉。又如，穆陶写《林则徐》，对鸦片战争，明显地持有与麦天枢、王先明的长篇历史报告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历史文学的当代性，其次表现于“以史为鉴”上。黑格尔曾对“以史为鉴”的“反省的历史”作过深刻的批评。他说：“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纭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的自由。”(注27)从宏观上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不可能从历史上找到现成的解决办法，黑格尔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历史毫无借鉴作用。前引塔西佗、普鲁塔克、司马迁、司马光的话，都肯定了历史的借鉴作用。整个“反省的历史”学派都注重从历史中找到道德和政治的经验教训。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自己历史传统的民族，从三皇五帝到秦汉唐宋元明清，到当代均有完备的史册；除正史之外，还有地方志、家谱，乃至个人的行状、墓志铭等等，它的浩繁、严密、系统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为后世提供道德和政治的经验教训。众多描写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文学作品难道不给世界各国人民提供经验教训吗？众多描写日本侵华历史的文学作品难道不给中日两国人民提供经验教训吗？众多描写五四时期向西方开放的历史的文学作品难道不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教训吗？历史文学在描绘这类题材时，它所蕴含的当代性，谁又能够置疑呢？

历史文学的当代性，再次表现于借历史表达对现实的渴望、诉求和感慨。前引马克斯·韦伯“历史只是研究过去的同我们有利害关系的东西”及克罗齐“历史必须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论断，都包含了极其可贵的合理因素，它们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人们在现实中的渴望、诉求和感慨往往会借助于历史表现出来。徐兴业于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酝酿《金瓯缺》，写北宋末年到南宋偏安江左二十多年的历史，塑造了马扩这位英勇抗金以图救亡的英雄人物，难道不是一种现实的渴望和感慨吗？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写满清上层的除旧布新，难道与当前的改革开放没有精神上的联系吗？颜廷瑞的《汴京风骚》写“熙宁变法”和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写改革自身的艰难，它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难道不是现实生活引发的思考与诉求吗？

当然，我们讲求历史文学的当代性，前提是保持历史的真实性。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历史真实是历史文学的生命，不要企图脱离历史的真实，侈谈历史文学的当代性。讲求历史文学的当代性，还要避免陷入实用主义的误区或以“六经注我”的方式，用历史去衍绎浅近、功利的当代观念。更不要将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推到极处，将其变成认识、研究历史的最高标尺，而忽视历史的客观存在，凭当代的价值取向去重构历史。

大致可以论定，历史性、文学性、当代性是历史文学的三大要素。它们构成历史与文学、历史与现实两组对立统一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而文学是人学，以人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注28)这种自觉的意图，这种预期的目的，就贯穿在人类的历史和当代的创造之中。所以，历史文学的历史性、文学性、当代性之间，有着深刻的、哲学上的内在联系。

(注1)(注16)(注18)(注21)(注22)(注23)(注24)(注25)董之琳：《叩问历史面向未来——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述要》，《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注2)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注3) 吴秀明：《历史文学审美属性与独特形态理论的建构》，《文艺研究》，1996年第4期。

(注4)(注5)(注7)(注10)(注11)(注12)(注14)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注6)(注8)《西方思想宝库·历史》。

(注9)(注13)(注1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74—77、131—133、9—18页。

(注17)张志忠：《当代性、文学观、人物图——当代历史小说三题》，《文艺研究》，1996年第4期。

(注19)唐浩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注20)刘斯奋：《一孔之见》，同上。

(注26)姚雪垠：《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注27)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4页。

(注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