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第三场朱康设计的最后一个C，讲的是教学空间与阅读的技艺，前面两场第一场是通识教育的对象，第二场是通识教育的理论家，第三场完全是通识教育的CEO或者策划人，和具体的上课老师，他们有更直接的经验分享。先请复旦大学汪涌豪老师，他在复旦有很多通识教育的策划和教学，也是全场最帅的通识教育老师。而且他也是通识教育的代言人，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通人，古今中外都通，音乐文学都可以。

汪涌豪：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但是确实我觉得人不应该被捆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面，所以我经常跨界东看西看。中国古人说君人多思，知内通达，成为一个通人，每个领域都希望有这样的人。当我们在知识边际当中寻找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新的东西。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着重谈到经典学习、经典学习的技艺问题，技艺问题就是形而下。技艺的问题契合本场的主旨，作为老师要教给学生怎么辨识经典。因为今天精神性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消费社会来了以后经典性的时代是终结的，作家很难有大时代的胸怀，或者大意识观的表达。卡尔维诺说过现代的文学将要在一个缺乏历史重量的情景下生存，他的话有点悲观，但是当代作家、诗人都在，说老实话，我看当代小说，达到历史重量的确实是还需要期待。

另一方面是阅读的介质变化。今天已经是阅读过剩的时代，一方面各类产出很多，一方面经典越来越少，即使有经典也难以存活。这导致我们有些作家仿经典，其实写的东西并不经典，但是仿经典，怎么仿呢？我一个搞古典的看起来就是引入一些民俗，引入一些不可考的荒诞传说，甚至编造历史，将寻根化为埋种。搞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人，前段时间文学寻根讲的很多，但是这个根是本来就有的根吗？未必是的，是先埋设一个东西。到底是寻根还是埋种我很怀疑。并且有一些作家无视和否认真正的经典，他们认为《战争与和平》太老套了，他们不见欧美只见拉美，不同意作家全知全能的视角写作，认为拉低了作家应该有的认识高度和作品应该有的思想力量。在我一个外行看起来有这样的问题，难免影响到课堂和学生。

借着这个机会，我说一点肺腑之言。你不能觉得《战争与和平》太长，也不能觉得《追忆似水年华》太晦涩。这个世界没有毁灭很难的东西，恰恰毁灭了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学数学、物理也是很难，你要建立一个家庭是难的，装修也是难的，为什么就要求文学是容易的呢？在我来说，越难的我越上瘾，你难我要攻克你。我们要告诉学生什么是经典，关于经典的理论一大套，布卢姆说经典就是创作上的陌生性、美学上的原创性、影响上的普遍性。卡尔维诺说得更感性，他是小说家，他说所谓的经典不是你懂的东西，而是你正在重温的东西叫经典，经典就是给人提供宝贵的经验。斯特劳斯也说经典是伟大的心灵、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书。其实在《伟大的传统》这本书里面经典讲得比较好，说对人性有足够深刻又充满同情的理解。第二点是对现代性的警觉，这一点我觉得很好，现代性的概念比较抽象、复杂，但是在学术界跨界的史学、哲学、文学都是研究现代性的，对现代性充满警觉。至少在我个人阅读经验里面，我看不出（贾平凹）作品里面有什么现代性，在我眼里就不是伟大的作家，就不是写出经典作品的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第三，语言要表达精确，我觉得莫言的语言是非常粗鄙的，我也公开说过，不仅是我说，好像海外的汉学界也有人说。第四点，有完美流畅的整体结构。这个就是比较可以操作的，就我个人感觉来说，对人的生命真切关心，对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有肯定，对人的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谅，我觉得有这样的作品，不是玩技术，玩深沉的，玩技术实验的，我覺得这样的作品就够得上经典。

还有就是讲怎样读经典，怎样教给学生读经典的技艺。我觉得也是两点，一个是克服功利阅读，你的阅读是为了涵养精神，拓展心胸，乃至于中国古人说的成己成人，这样克服了功利的阅读，我觉得就是上品的，真正的有质量的阅读。以前有这样一句话，说中国人凡事都求有用，这样下去人变得很浅薄。读书也是这样，不能仅仅为了实用。你怎么克服功利阅读，成为优质阅读，为了爱好而读书是很重要的。牛津大学的社会学家用二十年的调查说阅读对于人职场的贡献程度远远高于社交。不要以为认识马云就可以发展，阅读高于音乐、社交，也高于毛老师的电影，阅读是很重要的。

有些事情和实用无关，文学就是这样，仅仅和情绪有关。有些事情离现实很远，比如说经典文学阅读，和现实很远，但是恰恰离你的理想很近，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就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人。你要求有用，蒸汽机有用，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但是在今天蒸汽机就是一个铁疙瘩，不会佩服它，但是文学作品还在。要克服求用的功利阅读，才能做到优质阅读，这是通识教育里面核心的理念。第二要克服求快求全的粗浅阅读，你要沉浸、沉思，投入自己的眼光，使得这个作品生长出新的枝条，然后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延展和增值，增值的部分就是你的理解。或许你未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这一部分宣告给天下所有的学子，你和这本作品的原点频频联系在一起，你和伟人就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克服求快求全的粗浅阅读，目的是达到品质阅读。现在人类生活过得很仓促，像地上找钱一样，我走路也很快，你要慢，慢才见修养，快有什么意思。我记得在当代社会里面都讲过，慢是一种好处。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当中讲，说只有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者才能接收到这个世界的讯息。她讲的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难道就是通常理解的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吗？显然不是，她就讲我们今天对慢的理解。慢阅读，今天的碎片化阅读就是不慢的，就是充满着令人作呕的匆忙，这种碎片化阅读恰恰在本质上反映了碎片化的社会，我们学生应该避免。

最后讲两个个案，怎样算对文本的敬意，怎样展开合适的技艺跟文本相对应。例如大家都知道奥斯汀，她到现在为止都是伟大的作家，而人们一上来读她的作品就是觉得几个女人在舞会上比谁的钱多，似乎就是谈这样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她对当时摄政王时期英国社会的描写非常精到，如果知道摄政王时期英国社会的情况——那时才是真正的封建，当时女人地位很低，嫁妆都没有，父母死了要跟兄长，兄长死了以后就是家族里面的表兄弟，社会地位跟仆人相差无几。然后你读英国社会史，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去写当时英国社会女性的状况，不是一味挑战女性日常社会的理想，但是又非常难得，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小说里面的男人无头脑，女人有心机，今天这两句话还是通的，这难道不是奥斯汀的伟大吗？还有一个例子，以前我们说《家》的主题是反封建，当然封建史学界有另外一个解说，我就觉得这样的讲法大而化之，不细致，里面的大哥是很好的人，和他太太感情很好，但是为了家族里面老辈的安排，即使是怀孕了，又生病了，还要让她搬出去，一定要搬出去，他自己不愿意还是搬出去了，我们说这是封建礼教对人的迫害，是这么回事吗？我说这个觉新是长房和长孙，按照中国制度血缘政治的体现，以后他高家整个大宅门里面总库的钥匙要在他的裤腰带上面，如果不看重这样的钥匙，他能忍辱负重吗？如果没有看到他是觊觎这个位置带来的地位，你就太浅了。我们看出这一点，同样认为这也是封建礼教对人的迫害，这才是最深刻的迫害，要理解这一点就要理解中国的家庭制度、乡村制度，是跨文学的范围，这就是我们讲的细部，我自己在课堂上面是这样跟学生讲的。

陈恒：都是文学，基本上就我一个历史。文学统领是有一定的道理，之所以在今天我们讨论通识教育，其实我想到西方有一个词——教化，在整个西方它的影响非常巨大。“二战”前德国有一个古典学家写了三卷本的《教化》，说希腊文明在西方文明中起的作用，这本书非常经典。我马上想到其实在古典世界希腊人的这种教化是通过卑鄙的形式表达的，通过一系列的命令，不可控制的命令还唤起人们对人物的怜悯、对命运的恐惧，从而达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后来在西方世界演化成各种宗教，包括基督教，每个人会得到心灵的净化，尤其在西方一些城市，这个作用非常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识教育就是一种优雅的教育，我们在这个世界获得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或者知识的追求，你个体还是要有一种优雅的生活，这一点我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有两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1902年通过《罗马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1953年英国的丘吉尔通过《不需要战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两个人都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也说明我们是不分家，所以毛老师请我来也是对的。一方面我在想他两位一个是1902年，一个是1953年，相隔半个世纪，现在又七十年了，一个历史学家都没有了，我相信再过七十年，想以历史学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基本不可能的。

是文学拯救了历史，还是历史背叛了文学？或者另外一个说法，文学想从历史上汲取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人类所有民族的起源都有一个史事，既有历史也有文学的想象成分。文学的趣味性、普遍性，这是所有学科都不能取代的，所以说文学是带头人。但是历史不同于文学，有自己的专业属性。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网络上很热闹的一件事情，清华大学附小六年级的小学生遇到苏轼的论文，有内容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完全就是一篇学术论文。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感觉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因为人生有不同的阅读阶段，或者不同的阅读需要，在这个阶段做了成年人做的事，就意味着他成年以后做不了应该做的事，或者做的也是不正常的事情。我个人非常反对这种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谈文学阅读和通识教育非常重要。史学不同于文学，丘吉尔之后文学和史学基本上分道扬镳了，虽然文学史还是向史学方向靠拢，但是差异非常大。

另外一方面就文学的叙述，所有的叙述，包括哲学都是一种故事的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还是文学。今天三场，第一场是形而上的东西，我们这个是操作层面，我们一直在想阅读是分层次的。今天我们之所以提出要阅读经典，也就意味着跨学科的、大家公认的作品越来越少了。尤其16世纪以后，学科建设化以后，学科内部的经典作品非常多，如果我涉及面广的话，我对文学、哲学有所了解，如果我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写文章的话，可能除了我自己的专业以外我基本上不阅读别的作品。

第三个层面就是教科书，教科书也是我们通识教育重要的层面，我一直在想当代中国的教科书可能是最落后的一个环节。我一直讲我们不要提教科书的概念，应该提教科书体系的概念。我们所说的教科书基本上是給你知识框架和知识要点，它是一个单纯的知识体系。但是教科书体系不仅仅是由教科书构成的，教科书只是其中一部分。最近十多年我一直关注世界文明史，或者是人类文明史，或者是西方文明史，不管怎么说是文明史的教学。在“二战”以前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教学重镇都在英国，“二战”以后基本上在美国，现在看重要的人类文明史的教科书或者经典，比较公认的都是美国人撰写的，这和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帝国或者有全球野心是息息相关的，大英帝国已经不存在了，今天到英国发现他们研究和平权，要求和平。你说如果在19世纪这种和平权在英国会有市场吗？我想是没有任何市场的。

从这个角度就发现美国人对整个教科书体系构造得非常精细，一个是教科书本身，另外会出各种研究手册和指南。教科书是最基本的东西，研究手册和指南就告诉你本科生、研究生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哪些重要核心的问题，而且工具性的东西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准备，就为下一步读原始的文献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说告你教科书上这些知识点从哪里来的，这个知识点其实一点点演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所以它扮演的是全球知识生产的重要角色，而这一点是我们忽略的。国内大量的教科书，缺乏相配套的原始的研究文献和各种研究指南。

第四个方面，阅读的地位。我是建议毛老师搞个个人阅读史，尤其是汪老师，可以做一个口述，有这么好的口才和表达。因为个人的阅读史非常重要，其实我的个人阅读史在很大意义上来讲得益于华师大，当时华师大有很多外文史并在一起，那时候在四楼五楼六楼，我所有的外文书目录都是在那里记忆的，那时候没有人去的，我基本上每天在，很多书都是一本一本翻下来的。对整个西方学术的目录、谱系相对来讲比较熟，因为很多书都是没见到过，在这里见到，这么多好书我没有想到，不知道这些书在不在，当时没有编目，我基本上一本本翻过来。个人阅读史非常重要，按照汪老师的话，当时都是在做无用的事情，在以后恰恰有用了。这种有用和无用要放在不同的时间段来看。

另外一个问题我感觉到我们每个学科，我们都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说自己的学科非常好，会投入很多精力。但是反过来想你这个学科，对其他学科的辐射力有多少，这个很关键。你吸引不了别人，或者不能给别人开课，或者开课不吸引学生，我想你不要怨天尤人。每个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当中，在大学的课程当中，为这个大学做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讲一下文明史的阅读，毕竟我是做历史的，讲一点历史的话。我建议中文系的同学不但要读文学的经典，也要读史学的经典。比如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它会教会你很多想象力，你无法想象古代世界有这么多奇妙的事物，它的叙述和结构、文本我感觉都是值得每一个中文系学生学习的，不但要读这些书，而且要读一些比较经典的人类文明史。《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这是贡布里希晚年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思考。考虑的是人类的未来、人类的环境，只有作为智者，才会想到这些问题，因为整个人类文明史我个人概括下来还是一个尊严史，人类尊严的获得史，你怎么获得尊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这一点我们做不到，我相信我们的通识教育可能是失败的或者是不完美的。

袁筱一：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操作层面，我觉得阅读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对个人来讲是偶然的奇遇。

在我的课上，如果我跟大家分享经验，不是说我读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读，而是说你有可能会在这里碰上能够跟你发生一些关系的书或者是人。这个是我对通识最根本的理解。我尤其对19世纪中叶以来的法国文学感兴趣，在这一个半世纪里面，可能法国文学告诉我们，或者法国这块比较神奇的土地告诉我们，就在这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过程当中，艺术沦落成工业。也给我们一点启发，其实工业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又会反过去沦落成艺术。我们的通识教育，可能介于艺术和工业之间，或者说介于艺术和普及之间，如果说讲得升华一点，我们等待着工业再度沦落为艺术，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对通识的理解，完全是操作者的层面。

第二，在通识课的教育里面我们有没有理论的坚持，这里面还有一点我的坚持，因为今天的几位作家，尤其像毕飞宇和格非他们都谈到差不多这个意思。其实文学在我看来是理性，理性的反面不是感性，理性的反面是非理性。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法国文学为最，它写了那么多恶，不是写真善美的。其实它写恶，不是为了赞同恶，而是为了让我们停下来想想恶的来源。我想其实从这点上来讲，这应该是通识教育的一个理想，就是说能够回到理性的轨道，其实法国文学和我们对它的刻板认识是不太一样的，法国文学并非是一个浪漫的文学，法国文学是一个理性的文学，这也是我在整个通识教育里面最坚持的一点。

倪文尖：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和学校教育，很显然是一个公共的行为。我觉得好书是读不完的，虽然哪些会是经典有争论，但是可以公认的是好书是读不完的。

但是在一个教学情景中，课堂教学的时间是有限的，这就有一个无限性和有限性的问题。第一个矛盾是个体和公共的问题。第二个是无限广泛的阅读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课堂有限的教学情景下怎么充分利用。第三个就是文学可以教吗？我觉得今天格非老师说得很好，作家肯定还是很愿意强调文学是一体的，而且我也非常认同。但是我们之所以有教育，之所以有这个课，中文系还是一门学科，是一个系，它事实上有一个可操作的问题。这三个矛盾和困难我觉得就有一个技艺的问题，阅读的技艺事实上首先来自于所谓教学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就像我们老师其实是一个中间环节，是一个桥梁，起码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我觉得本来是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摸索，那么是不是因为有教师的存在，有大学文学教育的存在，可以缩短这个摸索的过程，上手得更快，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坦率讲，文学还是需要一些慧根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在一个核心理念上有一个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属性，我们如何帮助那些没有慧根的学生也体会到文学的魅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考虑文学教育的价值，就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我想讲两个观，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文学观。我经常教大一学生，我的感觉就是所谓的取法忽上，这也不是搞文学的人，好像说文学为中心，而是因为我觉得要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上认识文学的意义，可以有很多说法，我觉得文学是和世界观紧密相连的，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感知和认知世界的非常独到的不可或缺的方式。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有它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当然又是一种无能的力量。

第二個就说一个文学观。我们的文学教育不是要把普通读者培养成专业读者，这就违背了通识教育的思路。一个好的文学教育，要让文学爱好者变成文学科班生。按照我的体会，所谓的最好的文学是作家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新的独到的发现，而这个发现对他而言，就只能通过文学的力量、文学的方式才能够理解。如果借用一个概念，我喜欢说这是一个消极修辞观，内容等于形式。我觉得好多人搞了一辈子文学，在我看来还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文学观可能是一个天花板，你要在很短时间里面带着学生突破这个东西，这是世界观和文学观。

按照我的体会，文学当然是一种知识，文学的力量，文学的思想，但它还是在那些经典的作品里面，所以怎么来教，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选择核心文本，而把这个核心文本看作一个全新性的文本，任何一个你精选出来的文本可能承载文学的全部内容。

第三个是因为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课时里面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我觉得可能是方法上面重读、细读。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也许选择学生耳熟能详、熟视无睹的那些，他觉得已经很熟了，但是你给他带出来，而且我说了是拿那样一种世界观、文学观高度来对这个作品进行重新认知，让他获得震惊感。比如说《背影》，其实秘密在最后，在文本的最后，一下子就有一种顿悟，之所以能够这样读出来，它的背后其实是有方法的，所谓施之以法。

最后在我看来文学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种创造性的作品，人类的创造性体现在无数方面，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是用人类的自然语言创造的一个艺术品，也是一个所谓创造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阅读的过程是把作家的创造过程，以创造性的方式，想象性、动态性地还原出来，但是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教文学到最后其实也还是在教思维。

朱康：我个人希望通过对阅读方法的讨论，阅读技艺的讨论，特别是教学当中阅读方法和技艺的讨论，能够建立一个教学空间内的文学共同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是双重的危机状态，这就涉及我跟毛老师设计的课程叫“二十世纪中国爱情文学”。我在华师大的BBS上看到一个学生关于课程的讨论，给学妹学弟们指导怎么选课的时候，说这门课题目说的是爱情，但实际上谈的是文学，所以他们有的人感觉到失望。这种失望的状态正好证明了我们设计这门课的初衷，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提出这门课程。

2009年，法国一位哲学家出版了一本以爱为主题的访谈著作，中文翻译为《爱的多重奏》。这本书里面阿兰·巴迪欧特别谈到爱情危机的问题，就是在当代人的社会生活里面爱情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爱情观念，另外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爱情观念。自由主义的观念下面，有所补偿的爱情观念，通过相亲、网上交友建立的爱情模式，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爱情，因为没有风险，在你面对这样一个模式人之前，你已经确保双方建立的关系是爱情关系，不需要通过探险去建立爱情关系，把那个结果当作自己交往的前提，是一种无风险的爱情。自由放任主义的爱情观念，把爱情理解为性的放纵，是享乐主义的心态。当时我们因为这本书做这门课程。但是作为法国左翼思想家，他2009年谈论爱情危机的时候，1993年美国一个右翼保守主义的个人主义家，1993年《爱与友谊》这本书谈论的也是爱情危机的问题，而且面临的爱情问题跟前一本一模一样。说当代的性话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得到最大的满足，一个是如何免遭另外一方的伤害，正是自由主义的爱情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爱情。

他们各自开出怎样的拯救方案，一方面说需要回到爱情核心的概念，所以爱是一种坚持到底的保险。另外一个观点，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这方面强调爱情本身。另外一个阿兰界定爱情的时候把爱情联系到美丽的谚语，因此阿兰·布鲁姆对爱情的危机开了另外一个药方，对他来讲，与爱情危机同时发生的是阅读的危机，所以1987年出版了《美国精神的封闭》，他认为他所处的国家和时代阅读濒临灭绝，所以他企图通过阅读来拯救爱情，而在他的《爱与友谊》三部曲里面，一再强调我们应该阅读，而且关系爱的古典作家或者诗人通过阅读拯救爱情。这和法国的阿兰形成对比，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家那里爱意味着行动，在右翼思想家那里爱意味着言说。

但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教学生阅读，我们只能通过教学生与爱有关的作品，企图重新呼唤一种真实的爱情观念。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是如何去阅读，另一方面是如何把爱还原到爱本身的状态。这是两个同样的问题，如果可以把爱的界定还原成阅读的话，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的阅读危机是什么呢？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阅读和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自由主义的阅读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的时候总是希望免遭阅读对象的伤害，尤其害怕智商受到伤害，所以总是阅读让自己免遭伤害的文章，我们希望在安全的语境里面使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的观念处于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当中。另一方面是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是量的无边无际的阅读，阅读的结果是我们每次和文本接触会发生在一个瞬间。在这样的关系里面，这个阅读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仍然是没有阅读，这个意义上阅读的危机可以概括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阅读的过剩和阅读匮乏。阅读过剩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可以阅读的东西，每天各位打开手机刷微信都在阅读，微信里面有那么多可以供我们阅读的对象，是过剩的现象。但是问题是这种阅读并没有使我们进入阅读状态，我们仍然处在非阅读文本的观念里面，我们并没有进入到阅读之中，因为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性的。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导致了这种匮乏状态，因为我们没有发生改变，因为那些文本没有塑造我们。这种阅读的过剩和匮乏是当代最严重的阅读危机。

阿兰·布鲁姆希望通过阅读拯救爱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门课程想逆转阿兰·布鲁姆的方法，我们希望通过爱情拯救阅读。用爱情这样的跟每个人相关的话题唤起他们阅读与爱有关作品的兴趣，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同文本建立一种爱情关系。阿兰·布鲁姆在关于阅读危机方面提出的拯救方法是说我们要对文本进行细读。作为一个术语，细读变成了我们文学教育中间非常平常的概念，每一个学科都在使用这个词语，是靠近的意思，也是亲密的意思。也许我们可以把细读这个词语再做一点文青式的延伸，可以认为每一个所谓的细读其实也是一种亲密性阅读。意味着我们需要同文本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亲密关系中阅读，我们如何同文本建立亲密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设立爱情文学这样一个课程，就是想一方面通过爱情召唤阅读的兴趣，另一方面通过和文本建立亲密关系，使得阅读得以可能。这种亲密性阅读的实践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刚才倪老师也说了我想说的话，有太多的提倡阅读的人很喜欢让学生做大量的阅读，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如果大量阅读没有发生实质性阅读关系的话，那么大量阅读是没有意义的，读了一百遍的书和不读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个人没有发生改变。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课上做的努力是为每一个文本发明新的文本，就是刚才倪老师说的如何在文本上面产生震惊状态，你读了这样的小说，我也读了，但我读出的文本跟你读的文本完全不一样，在阅读的意义上，我们是超越流俗阅读的新的文本，这需要嵌入文本中，发明出新的文本形态，在已有的文本里面形成新的文本，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震惊状态，让每次阅读都是新的阅读。如果每次的阅读都是重复阅读，那么这个文本只能在阅读当中逐渐损失原有文学的内在意义和原有文学的价值。如何在阅读方法的意义上发明新的文本，是阅读里面最重要的部分，这也是同学生建立文学共同体唯一有效的方式。

如何发明文本当然没有一个稳定统一的方法，不可能有一套方法适用于所有的文本。关于细读在很多学生那里有一个误解，认为细读就是把每一个细节做延伸性的阅读，放缓阅读节奏。细读不是文本的延缓，而是文本的加速，通过对文本细节的阅读，达到的是对文本更快速的把握，对整个时代，对整个作家的精神、气质、方法有一个更高密度的、更具有完成形式的把握，如果我们的细读只是延缓阅读感受的话，也许我们的阅读就变得不再可能。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如果做延伸性的阅读，它是需要你耗费一生的时间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瞬间拉长到足够的长度。同文本建立亲密关系，在文本当中发明新的文本，也许是我们坚持的教学方法。

田雷：在通识教育语境下，人文学科现在还是在讨论或者说比较接近在讨论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或者主动或者被动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再提问最根本的问题了，也在放弃的过程中失去了提出这些最根本问题的能力和视野。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训练方式不太会提出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不是提出最根本的问题，社会科学的课、通识教育的课是比较难上的，这方面当然西学比中学更难上。

第二，我现在在法学院，法学院经常思考在法学院是不是还需要人文教育的问题。当然在现在大学里面大家都知道法学院是一个专业教育，或者说是一个职业教育，如果法学院是一个专业教育的话，我想在定义上就意味着它是对通识或者说博雅教育的一种排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学院是不是需要人文教育、博雅教育？我觉得是需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觉得法学院的专业教育事实上很多时候构成了对法律人法律信仰的，至少是一种无意识的破坏。我跟同行经常喜欢在开学或者毕业的时候，在朋友圈转一个前几年耶鲁大学法学院韩国院长做的标题，标题叫《别让你的技巧胜过品格》。还有法学院学生特别喜欢读的文集叫《政法笔记》，第一篇就说在哈佛法学院毕业以后到耶鲁法学院读博士，文章的标题叫《好律师是不是也能是一个好人》，我觉得如果具体化一点，无论是前面说的品德還是好人，可能是指一种法律的信仰，也就是法学院的学生或者毕业生是不是相信法律。专业化的法学教育实际上在我观察的范围内，有的时候确实在破坏我们学生的法律信仰。如果大家可以对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和其他文科专业的毕业生做一个调查，如果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法律有用吗？我觉得法学院学生回答否认的比例应该是高于其他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法学一定要培养法律人，要培养他们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而他们学到很多技巧，但是恰恰技巧学习的过程会让他们不再相信法律，可能四年的法学教育往往是教你怎么发现法律的漏洞。某种意义上越成功的专业教育可能最后越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可能法学院或者法学院学生的法律信仰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专业教育事实上也要考虑法律信仰的培养，否则的话法学院的毕业生往往就成了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者，或者导致社会上的职业法律人在知与行之间出现分裂。而怎么培养法律信仰，我觉得适度引入人文教育或者通识教育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