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柴尔德去世50周年之际，上海三联书店将翻译出版他的系列经典著作，具有纪念和学习的双重意义。对于一般的考古学家来说，在其身后50年的遗作大概只剩下历史价值了。但是，当我们在阅读柴尔德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的著作时，仍然可以体会到其巨大的魅力和深邃的洞察力。而在国际上，虽然1960年代欧美的新考古学变革已使柴尔德所倡导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成为历史的过客，但是他的名字仍不断为当代考古学家提起，他的见解仍然被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引用和提及。柴尔德不愧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阅读和学习他的著作，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工作。我国学界一直提倡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来解释考古资料，但是能像柴尔德那样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非教条术语来阐释历史演变的实在少之又少。尽管我国学界一些学者坚持以传统的文化历史范例为导向，但是能够像柴尔德那样用考古材料来追溯区域文化历史轨迹、解读物质材料中的社会历史信息、并阐释其发展动力的著作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在世界考古学飞速发展的今天，阅读柴尔德的著作虽然在时间上显得有点滞后，但是可以让我们补上重要的一课。这就是，即使是从传统的考古学方法而言，我们仍有太多的不足有待反思，仍有许多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学习。

柴尔德于1892年4月14日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是一位英国保守的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早年在悉尼大学学习，对社会主义政治较感兴趣。1914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师从亚瑟·伊文思（A. Evans）和约翰·迈尔斯（J. Myres）。1916年，他回到澳大利亚从事一系列的左翼运动。在对政治感到幻灭之后，柴尔德又回过头来研究考古学。柴尔德在1927年至1946年间任爱丁堡大学的考古学教授，1946年至1956年间任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在1920年代，柴尔德以其对欧洲史前史的系统研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不但在材料的综合分析上开创了一种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途径，而且他采用了一种唯物论的视角来对近东和欧洲文明的起源提出了一种进化论的阐释。他对考古材料的详细掌握程度一直为学界所称道，他定期周游欧洲，造访各地博物馆和发掘地点来了解考古资料和信息。他有惊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使得他能够看出距离遥远地区出土器物之间的相似性。他以能够阅读多种欧洲语言而闻名，这使他能够从欧洲许多国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和线索，并编撰到自己的论著中。这些著作将世界各地发现的材料，和他所分析的材料和思路结合起来，为读者提供一个历史文化演变的整体阐释。柴尔德在材料掌握和理论阐释上的出色成就，为世界考古学界所公认。美国著名考古学家莫维斯称其为“我们时代一流的史前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赞誉他为“考古学极为罕见的伟大综述者”；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称他“是英国、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前学家”。他的著作被译成中文、捷克文、荷兰文、法文、德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日文、波兰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在他去世之后，许多学者专门研究柴尔德思想、工作和研究的各个方面，剖析他的思想和观点，追溯他考古学探索的心路历程{1}。欧美考古界还召开纪念柴尔德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专题论文集，缅怀他为考古学作出的贡献，以及留给我们至今仍具现实意义的历史馈赠。

柴尔德之前，也即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考古学可以被称为“进化考古学”。自丹麦史前学家汤姆森于1816到1819年间确立了以石、铜、铁三个以技术发展特点为标准的相对断代方法后，史前考古学有了最基本的方法。当时，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器物技术特点的早晚发展规律成为类型学断代法则的一个主要依据。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发表，进一步为史前考古学探究人类遥远的过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生物进化论的指导下，在地质学方法的帮助下，考古学家们把器物类型看作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中的“标准化石”一样的单位，用它来建立人类文化发展的直线发展轨迹。比如，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莫尔蒂耶就以一系列石器类型和技术命名的时期来建立和地质时代一样的相对年代单位，并认为法国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可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的过程。于是，用“阶段”和“时期”来编排人类的史前史，用典型器物来划分时代，以典型遗址作为命名时期或文化的依据，成为这个阶段史前研究的主要范例。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指出，19世纪的考古学家用他们的发现，组织起一幅完全是地质学色彩的史前史。人类的工具和器物好比地层中的化石，人类的文化遗存就好像是根据这些化石组合特点划分的时期和阶段{2}。在这一时期，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完善了考古类型学方法，将三期论的各个时代用器物类型特点及其变化做进一步细分，进而延伸到历史时期。这个以类型学建立的相对年代学框架被应用于整个欧洲，并采用交叉断代的比较延伸到了近东。而传播迁移论成为阐释文化变迁的主要依据，把新文化因素的产生归因于新人群的入侵或取代。

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矛盾和社会冲突产生了一种强调民族身份或民族认同的趋势。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首先试图从民族主义视野来研究考古材料，证明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民族。基于自己在语言学方面的训练，他试图用考古材料来追溯印欧语系各民族的起源。他提出“文化群即民族群，文化区即民族区”的观点，因此文化的差异就反映了民族的差异。科西纳声称，在地图上标出的一类器物的分布代表了某一民族群体的分布，而文化的延续反映了民族的延续，于是，考古学就能够根据器物确定的文化单位来追溯民族群体的分布和延续。他还相信，考古学家可以根据器物类型来分辨德国人和斯拉夫人，随着时间向前推移，考古证据可以用来分辨印欧语系和非印欧语系的民族群体。虽然，科西纳在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来进行阐释时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但是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人，而且是第一个用考古学文化来研究区域文化历史的人。与此同时，考古资料的积累使欧洲考古学家们意识到史前文化面貌特征的地理差异，这是用直线进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欧洲海外殖民运动中所见的全球各地土著文化的多样性，也使学者们认识到地理隔绝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于是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尝试用“文化”这个单位来分析和描述他们所见的考古学材料。而将“考古学文化”系统运用于考古学分析，从而建立起文化历史学考古范例的就是柴尔德{3}。

《欧洲文明的曙光》（下简称《曙光》）是柴尔德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在欧洲印行了12版。丹尼尔指出，《曙光》不仅是一本在考古学上造诣极深、无可匹敌的作品，而且成为史前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崭新起点{2}。《曙光》一书几乎完全根据考古学证据来探究欧洲旧石器至青铜时代中期这段史前史，尽管当时一些保守学者批评该书陌生术语太多，缺乏必要的论证并揭示要点，但是大家基本肯定该书最重要的特色是系统涵盖了区域文化的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对所见的考古证据进行阐释。这种材料收集、组织、分析和阐释的方法使该书成为一本标准的专业参考书和一种史前考古研究的模式，迅速为欧洲考古学家所采纳，并影响了整整一代考古学家。在《曙光》中，柴尔德完全放弃了以往用时代序列来编排考古材料的方式，采纳科西纳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但摒弃了其中的种族主义观点，结合蒙特柳斯的类型学，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英国考古学家认为，《曙光》一书最为突出的发明就是运用“考古学文化”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来从时空上编排考古学材料。在《曙光》一书中，柴尔德并没有给“考古学文化”给出一个定义，而是向人们展示如何运用这一单位以系统的方式来组织和安排考古资料。在《史前期的多瑙河》一书中，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下了定义：“一批总是反复共生的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式样”。他强调，每一种文化必须从其器物的组成来予以独立的表述，并认为考古学文化不但可以从年代和阶段加以划分，而且每种文化延续的时间加上其地理分布，结合地层、类型排列及共时性来加以界定。后来，考古学文化概念及其运用在1956年出版的《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4}。他指出，考古学上一种重复发生的类型集合可以称之为文化，这种重复的共存关系又要求共存物被同一个社会所使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在工具制作、狩猎、服饰和家居建筑以及葬俗等诸多方面享有共同的传统。正是这种文化，也就是重复出现的诸多类型的集合体，而非孤立的诸多类型，才是编年分类研究的对象。在《曙光》这本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经典中，柴尔德并没有停留在用纯材料的罗列和描述来介绍欧洲的史前史，也没有将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命名与区系关系的确立作为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将考古学文化作为史前人群活动的证据而加以综合性的全面陈述，将大量考古资料转变为大家易于理解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并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史前文化的发展过程提出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在《曙光》一书中，柴尔德沿用了先前民族学的习惯，将“文化”和“文明”作为可以互换的术语来表述技术上相近的简单社会。虽然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都是根据少数有鉴定意义的典型器物来定义的，在这点上考古学文化的界定留有莫尔蒂耶“标准化石”的痕迹。但是在许多具体的分析中，柴尔德赋予器物以一种物质文化功能观，认为：不同器物类型的历史意义只有在了解了它们在史前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之后才能予以确定。我们不应当将研究局限在器物的描述上，将考古学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器物和文化特征的集合体，同时也应为史前群体如何生活提供一种民族学的解释。他认为，像家庭制作的陶器、装饰品和葬俗倾向于反映人们独特的品味和传统习俗，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不易改变，因此适于用来分辨特定的民族群体。另一方面，他认为那些有明显使用价值的器物，如工具和武器，则很容易被模仿而传播，所以适于用来确定同一时期相邻区域中的文化交流和关系。柴尔德也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传播论来解释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文化变迁，他赞同蒙特柳斯的观点，认为欧洲物质文化是一种由东向西的传播过程。这一方法成为在放射性碳断代方法产生之前确定区域文化相对年代和探索文化演变最为成功的途径。但是，柴尔德在应用传播论来解释物质文化组合及其演变时并没有采取一种刻板和机械的方式。后来在1950年的《欧洲的史前迁徙》一书中，柴尔德说，分析这些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组合，一定要弄清它们怎么会相伴在一起的，是当时的人为了什么目的而生产的。没有理由认为一种文化的创造者和携带者总是同一群人，他们所有的成员必定带着相同的遗传特征。他特别强调环境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指出：“我们不能肯定一批人群的后裔在迁徙到一个不同的环境中仍然会显示与他们祖辈相同的特征。一个在地中海地区发展的文化整体迁徙到一个地方，比如英格兰时，不能不发生巨变{5}。”他认为，必须了解每个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由于环境从来都是不稳定的，它由于本身的波动和人类的改造而变化，而这种变化也一定会影响到人类的文化。而且他也指出，如果把所有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咎于外来因素，则是一种懒汉的做法。

柴尔德的《曙光》为20世纪上半叶的史前考古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范例，被认为是考古学上的一场革命，并在欧美沿用到1950年代。这个方法最大的优点是能帮助考古学家利用文化遗存来建立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为缺乏文献记载的历史提供文化发展的编年学。考古学家有了更加精致的观察方法来对考古遗存进行断代。典型器物不再是地质学“标准化石”来定义阶段，一批器物的组合成为特定人群的代表。物质文化不再是断代的依据而成为界定民族区的工具，反映了史前学中地质学观点向历史学和人类学观点的重大转变。

《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是柴尔德著作中两本阅读最为广泛的经典。虽然这两本书是为一般读者所写，但是其写作水准与学术意义远远高于一般的通俗读物。他对考古资料的全面掌握，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将这些资料变成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向人们展示考古学在了解和重建历史各方面的价值。这两本书基本上采用相同的考古学与历史学资料来阐释文化历史演变，特别他提出的两次史前革命的论断，令人耳熟能详。在对文化历史发展的阐释中，他将人口的增长看作是社会成功应对环境的衡量标志，而过于特化的社会表现为呆滞和人口下降，最后导致崩溃和灭绝。他还采用摩尔根蒙昧、野蛮和文明的进步特点来形容史前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的各地不同民族，用考古学可见的证据对这些处于不同发展层次民族之间的分布、征服、取代和交融的过程进行波澜壮阔的历史重建。柴尔德将人类控制自己的粮食供应看作是人类经济的第一次革命，由此促成了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工艺技术的改善、科学与宗教的繁荣。他进而将新石器时代革命所带来的剩余产品增加、手工艺和贸易的发展、金属的使用、战争的助长以及文字和历法的发明等因素看成是促成城市革命兴起的条件。虽然这种文明起源自发论的观点后来遭到质疑，但是它无疑是20世纪最为流行的文明起源理论。

在《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中，柴尔德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明确依靠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来解释社会结构、经济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柴尔德试图从对剩余产品不同的控制方法来解释他所观察到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结构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控制方法是在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他视埃及为一种集中和极权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是由单一河流灌溉所造成的孤立性和独立性的反映。但是，他看不出苏美尔的庙宇地产是由部落或氏族土地发展而来。他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口增长会超过当时的生产能力，以致于使社群在应对环境波动和自然灾害面前十分脆弱。这个矛盾首先在近东被克服，那里高产的河流环境能够生产较多的剩余粮食以供养自己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职人员。他相信，“工业化”像现代欧洲一样是近东青铜文明都市生活的特点，它为农业剩余人口就业找到了最终的解决办法。柴尔德强调都市革命发生的社会而非技术条件的重要意义，认为近东早期文明的政府为农业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储藏系统，以消除冲突、减少战争、增加生产，以便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但完成这些文明社会任务，用的仍是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美索不达米亚的铜与青铜不但被用来制造武器和奢侈品，也被用来加工一些生产工具，但是因为原料短缺，不可能被广泛普及。因此，青铜技术的发明对于人类控制自然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革命性作用。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柴尔德试图提出一种系统陈述，以解释推动或阻碍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对《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中所提出的解释作了补充。尽管采纳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社会演变，但是柴尔德并没有深究这些社会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对于当时考古资料分散、解读能力有限、大部分精力仍集中于器物类型学和年代学的考古学界，《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两书所作的历史阐释不但在当时具有超前的视野，而且在今天读来仍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考古学导论》是柴尔德195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曾由安志敏先生和安家瑗翻译成中文在2000年的《考古与文物》上连载。虽然这本小册子现在看来过于约略而且内容有点陈旧，但是对照我国出版的几本导论性教材，还是可以给人以较大的启发。首先，柴尔德是从学科概念、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和基本材料的阐释入手介绍这门学科的基本内涵。第二，他以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介绍枯燥的术语和概念，常常用现在身边大家比较熟悉的事情，或借用历史学和民俗学例子来说明史前期发生的情况，令人读来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第三，十分注重对考古材料的阐释。这种撰写导论性教材的风格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也是柴尔德去世前不久的1956年出版的，这本著作可以说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分析概念的运用、研究过程以及材料阐释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做了一番全面说明和详尽解释。虽然是50多年前写的文字，今天我们读来仍有点拨迷津、相见恨晚的感觉。目前类型学和地层学方法仍被我国广大学者所应用，可惜没有多少人在实践中注意过他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比如在用器物类型在文化分期和文化命名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石器分析中文化和工业的命名问题；时代命名和分期的问题；器物类型百分比意义的问题；用传播迁移来解释文化关系需要注意的问题；民族学资料类比的问题；从物质现象分析思想层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从类型变化来解释文化变迁的问题；等等。看了柴尔德这本书以后让人深感叹息，如果在类型学和地层学研究以及文化历史分析中不去注意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整个研究过程和结果可能失去了许多实质性的要素。

柴尔德对中国考古学家具有另一层意义之所在，就是他被公认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在他早期著作《曙光》中没有特别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证据，他主要受当时欧洲考古学的启发，采用经济学方法来进行考古学研究。1935年，他访问苏联，对苏联考古学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用历史唯物论来解释考古材料印象非常深刻。苏联考古学家被要求不仅要描述考古遗存，而且还要重建生产这些遗存的社会。这需要定义生产方式，并尽可能从考古材料中来确定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于是，这导致了对聚落形态、营地和作坊的发掘，以及器物功能的分析，以求了解普通平民在史前期是如何生活的。

访苏之后，柴尔德在他的著作中开始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指导考古分析和阐释。在《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两书中，就明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前者表现为用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来形容史前期两次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强调剩余产品的积累对社会分化和阶级形成的作用。后者尝试以一种非常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方式来对文化演变作出系统阐述，不再注重将技术知识看作是主动力，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机制和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促成了文化演变。但是，他并不赞同苏联考古学关于社会发展遵循单线演化的观点，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早期国家的不同政治体制归因于控制剩余产品的不同社会和政治方式。二战之后，柴尔德出于对苏联考古研究质量的失望，使他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寻找考古学理论阐释的灵感。作为该努力的一部分，他广泛阅读哲学领域的著作，以求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思考中，他特别关注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的影响。他坚持认为，考古学家必须将器物看作是人类思想和观念的具体表现。他声称，人类并非适应于他们的真实环境，而是他们对环境的看法。柴尔德指出，史前人群未必像我们一样能够在有生命和无生命之间作出区分。相反，他们视自然界和社会是相似的东西，并运用社会关系的准则在自然界行事。柴尔德用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来深入探讨真伪意识的知识概念。真正意识表现为对现实的看法与外部现实本身之间相处协调，错误意识表现为认识与外界现实之间无法予以协调。于是，史前社会会编织种种神话以掩盖并补救它们在技术上的欠缺，阶级社会则用它作为利他主义来掩饰剥削。事实上，错误意识的灵验性在于它们并没有被认识到是错的。真理的最终检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正如真实知识的根本作用是为行动提供准则。相反，错误的知识会随产生这种知识的社会一起消失，强烈信奉的宗教概念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最终成为迷信或胡诌。他指出，留在考古材料中的信仰、巫术和迷信的印迹和技术知识的印迹一样显著。但是，由于巫术和宗教信仰细节上的可能变异极大，因此考古学家如缺乏文字记载和口述传统的帮助就无法以一种可验证的方式来推断这些信仰的特定内容。相反，处理任何技术问题的各种技术决策受制于原料的约束，因此能够运用物理学和化学定理，以高度的准确性予以详细推断{6}。

柴尔德生前以他能比同时代人更为可信地解读欧洲与近东考古记录的意义而闻名。在碳十四方法诞生之后，他的对欧洲史前史的一些阐释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而在20世纪中叶的新考古学变革之后，他所倡导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以及他在解释文化关系时所常用的传播论都已变得过时。当然，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时，不应根据他当时没有做什么，而是应该根据他当时所做的贡献来加以全面考虑。柴尔德早年的理论导向是在他当时受训和工作的环境中塑造的，他的过人之处，是在考古材料的积累过程中，逐渐从了解欧洲和近东史前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转向以普遍或一般性的意义来解释文化的演变。他努力以一种整体性和功能性的方式来了解考古记录，使得他开始探究比技术更难的其他文化方面，比如经济、社会结构和科学知识。为了克服材料阐释中遇到的困难，他运用涂尔干的思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和莱斯利·怀特的观点和论述，以及他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与科学哲学中获得的知识。此外，他还系统运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柴尔德早期的民族学知识主要来自涂尔干，他与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接触来得太晚，使他无法运用民族学资料来解释考古现象。但是，他仍意识到人类学资料对考古学阐释的重要性，1946年他在一本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和美国新考古学家宾福德于1960年宣言性论文题目几乎完全一样的文章——“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考古学材料是我们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动力的基础，考古学的一个目的就是需要寻找一般性原则来解释它们。但是，我们无法离开人类的历史背景来了解这种一般性原则。

由此可见，柴尔德不仅建立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而且他的努力和探究也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因此，他被认为是为考古学带来了一场革命的学者。了解柴尔德的著作和学术思想对于中国考古学有什么启示和现实意义呢？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她的范例采纳了欧洲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今天，我们仍然用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作为我们分析的主要概念，以类型学和传播迁移论来建立年代序列和区域文化关系。对照柴尔德的思想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借鉴和引入欧洲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的过程中，缺失了许多重要和关键的内容。即使仍被我们一些学者奉为圭臬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和柴尔德的论著作一比较，我们发觉也只是掌握了其概念，并没有注意到在操作中需要注意的种种问题。还有就是如何对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重建和社会学阐释的问题，这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缺乏柴尔德那种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阐释文化演变的尝试和努力令人费解。至今，不少学者仍觉得考古学家公布材料是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只要材料分析客观全面，它们自己就能够提供结论。现在，这已成为中国考古学材料积累与知识增长不成比例的主要原因。

欧洲考古学方法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田野方法、类型学操作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的构建上。由此追根溯源，柴尔德堪称中国考古学方法最主要鼻祖之一。遗憾的是，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建国以后，我国学界对柴尔德著作和思想的直接接触甚少。国内只有一本1954年出版、周进楷翻译的《远古文化史》（《人类创造了自身》），这种封闭的学术环境显然不利于我们借鉴、吸收先进的理论方法。最近20年来，国外的理论方法不断介绍到国内来，但是这些介绍仍比较零散、而且很不系统，所以给理解和借鉴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重读柴尔德的系列经典原著，可以让我们较为全面了解20世纪上半叶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努力和成就。但是，这仅仅是补课。因为，当前考古学的发展已远远超越了柴尔德所创立的研究范例，在资料的解读和理论阐释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阅读柴尔德的论著和了解他的学术生涯，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他在建立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之后，并没有感到满足，而是不断反思这一方法的不足，努力寻造能够更好解读和阐释考古材料的理论和方法。柴尔德在他的生涯中不断修改和更新《曙光》，成为考古学史上的佳话和张光直先生效仿的楷模。苏联考古学实践使他大开眼界，把他引向后来被称为社会考古学的探索方向，并使他更加关注生产关系对文化演变的影响。但是，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思考方法，而非一套教条”。在他去世前不久，意识到碳十四测年技术所建立的长年代学有可能对他用类型学方法所建立的年代较短的欧洲史前史提出挑战，但是他非常坦然地准备应对这个棘手问题。他决不会在明确的反证面前顽固地坚持任何既成的阐释，也不会看似有理而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柴尔德的兴趣在于尝试为考古资料提供多样的、广泛的社会学解读，并认为这是考古学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也是他晚年感到比较无望的一个方面。柴尔德的强项是他对史前器物类型烂熟于胸，以及发现重要类型变化的敏锐直觉。但是在职业生涯的晚期，当他认识到需要对考古材料做出更多的社会性解释时，类型学技能反倒成了限制他创新的桎梏。柴尔德认为，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社会文化演变，尤其是长时段的演变。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自己没有能够成功找到有效的方法以克服器物和技术研究的局限而把史前考古学推向前进而感到沮丧。他认为，这种失败是由于自己能力下降，感到自己的创造性生涯已经结束，伴随着一种对日益增强的孤独、无助和衰老的恐惧，最后以跳崖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特里格认为，正是柴尔德这种不断反思、进取和探索的精神，是他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很强生命力的原因。我觉得这也是柴尔德学识和治学方面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特里格说：“柴尔德学术成就至今仍具有活力的一个证明，就是他许多著作至今仍会引起讨论和争议，特别是在一个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给杰出人物揭短的时代，几代考古学家依然能从他的过去并不显眼的著作中发现意义重大的东西。过去10年中的学术发展凸显了他工作的许多重要方面，我在1970年代研读他著作时，还曾认为它们无关紧要。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某些方面，柴尔德是一个远远超越其时代的考古学家{7}。”

注释：

{1} Trigger, B.G. Gorden Childe, Revolution in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2} （英）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安志敏校，《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

{3} Trigger, B.G.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Childe, V.G. 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New York, Fredrick A. Praeger, 1956.

{5} Childe, V.G. Prehistoric Migration in Europe.Oslo, Aschehaug, 1950.

{6} Trigger, Bruce G. 1987 V. Gordon Childe: A Marxist Archaeologist. In: L. Manzanilla ed. Studies in the Neolithic and Urban Revolutions: the V. Gordon Childe Colloquium Mexico. Oxford, BAR, 1986, 1-8.

{7} Trigger, B.G. Childe"s relevance to the 1990s. In: D. R. Harris ed. The Archaeology of V. Gordon Childe. London, UCL Press, 1994.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