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贸易冲突重要根源是两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博弈，核心在于人力资本的竞争，新人力资本研究学者认为，技能而非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对衡量人力资本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在介绍高端制造国际背景、内涵和现状基础上，从“技能”这一人力资本核心要素出发，提出了技能形成和技能匹配两个概念框架，并通过英、德、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围绕早期教育滞后和后期教育超前发展这一现象，探讨了制造业高端化过程中技能演化的基本逻辑。教育“相对”超前发展是产业结构调整下技能匹配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一隐藏的逻辑，就会陷入人力资本追赶的怪圈，与高端制造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

关键词：高端制造； 技能形成； 技能匹配； 技能型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9-0009-07

一、我国高端制造及面临的机遇和困境

（一）中美贸易战的背后

自18世纪60年代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纵观世界大国崛起，无一不是以强大的制造业为支撑，一个工业化国家放弃制造业，就可能会完全丧失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力[1]，制造强国已取得世界各国共识。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2011—2015年期间，美、德、英、法、日、韩等国家纷纷出台“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工业4.0战略计划”“工业2050战略”“新工业法国”“社会5.0战略”“制造业创新3.0计划”等战略文件，中国也随之推出“中国制造2025”，继而成为引发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的重要导火线，已是不争的事实[2]。美国学者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提出，“中国制造 2025”在“301调查报告”中出現高达116次，显然，这才是美国瞄准中国的最主要目标[3]。“中国制造2025”核心可概括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十个高端制造领域，可见“中美贸易战”背后实际上是中美两国在新时期结构转型的较量。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体量世界第一，根据美国301调查报告，美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全球所占份额为29%，中国紧随其后占27%；另一方面，制造业大而不强是一直以来横亘在国人面前的难题，制造业高端化是强国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面对美国的围堵，专家学者莫衷一是，韬光养晦者与迎头反击者兼而有之，不论这场“战争”是否必将步入“修昔底德陷阱”，有一点毋庸置疑，正如经济学家马光远所言，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制造业竞争力的下滑，根子在人口，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高端制造的本质与现状

高端制造在狭义上是与中、低端制造相对的概念，不但表现在技术含量上的知识、技术密集性，还体现在多学科（领域）高精尖技术的集成，而且处于价值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的特征，同时占据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其发展水平决定了产业链甚至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广义上来说，我国处于后工业化后半阶段[4]、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5]，在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5个指标衡量体系背后，高端制造水平是最直观的观测器和决定要素，关系到整个工业化进程、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实现以及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方式的转变。从竞争力上来说，高端制造是品牌优势的集中体现，品牌优势决定了整体核心竞争力。目前，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企业几乎没有[6]，中国出口商品已连续多年居于欧盟、美国通报召回之首，2013年10月，国际权威商业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遴选出全球100强创新企业，美国多达45家，日本28家，欧洲22家，中国大陆及香港企业无一家跻身其中。2017年，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了“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美国有51 家企业上榜居首，德国有10个品牌位列第2位，日本6 家企业居第 4 位，中国制造业品牌只占有两席[7]。种种差距表明，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然很弱，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大多仍集中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附加值很低，离高端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切入问题的视角

从教育的视角审视这场中美世纪冲突以及高端制造困境，其背后的逻辑一定是提升人力资本的质和量，1949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仅有2.1万人，职业教育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多层次人才培养”课题组提供的分析数据来看[8]，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便达到727万人，其中工科毕业生113万人，占当年本科总数的33%。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普通高校制造业相关专业占比10%左右。2014年中职毕业生达578万人，1.36 万个各类职业院校开设了108个制造业相关专业，数字远高于2015 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前三位国家（俄罗斯、美国、韩国）的工程、制造和建筑专业毕业生数，培养规模居世界首位。一方面，我国人力资本提升的速度加快，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对比高端制造和品牌制造领域的现状，显然与如此庞大的“高端”人力资本不成比例。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口质量的提高，然而，由于人力资本很难被直接测量，于是人们普遍的做法是把受教育年限作为其代理变量，据统计，发达国家高中和高等学校入学率在本世纪初便分别达到了80%和50% 以上，我国同期只有35%和11%[9]，但从数字的对比中我们依然只能读出数量而非质量上的差距，减小这一差距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教育“扩招”，我国在1999—2005年进行了连续七年大幅度扩招后，毕业生规模在2009年达到拐点，解决就业成了关键任务，就业难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热点并受到广泛关注。显然用受教育年限这一简单的处理方法在教育高度普及的今天已经不再适用，于是，基于技能的新人力资本研究正在形成。埃里克·A·哈努什克（Eric A. Hanushek）、詹姆斯·J·海克曼（James J.Heckman）等国际知名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均认为，基于技能的新人力资本研究是一片崭新的、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