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学术职业是西方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专门术语，但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其历史发展形态，即：学术职业的官学形态、宗师形态和专业化形态。本文对这三种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当前专业化形态是学术职业存在的主要形态，但官学形态、宗师形态仍然对各国的学术职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学术职业历史形态的研究主要是为解决渊源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学术职业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术职业；历史形态；官学形态；宗师形态；专业化形态

[中国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1－0073－04

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是西方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专门术语，在狭义上它特指大学教师这一职业群体。马克思·韦伯认为，学术职业是“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这个定义广泛地被国内学界所引用，因此，关于学术职业的研究也大多以中世纪欧洲大学为起点。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尽管中国的当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源自现代西方(包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但高等教育的主体——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脱离历史的影响。要研究当今学术职业的诸多问题，就必须研究其历史形态，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学术职业的内在逻辑。职业是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分工的产物。学术职业作为职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传承者和创造者，学术职业的性质受到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变迁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文明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职业形态和发展过程。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学术职业有三种历史发展形态。

一、学术职业的官学形态

学术是知识活动的高层表现，它当然与任何知识活动一样是人类认识水平高度发展的产物。而在普通知识的基础上能够提炼出“学术”，则首先有赖于社会分工造就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和知识活动的阶层，这就是学术职业的雏形。从世界文明历程来看，觋和巫可以被认为是学术职业的典型萌芽状态。远古时代，人类知识浅陋，以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神为之主宰，人们可以借助动物或植物赖于这种神秘力量沟通，这就是巫术。不少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人都可以为巫觋。但是，这种情况在文明时代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原始氏族公社制后期，“社会分工引起的社会分化已经形成，‘士’和‘庶’之分已经确立。《国语·楚语》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虽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这一民神异业——家为巫史的过程，在各地区文明历程中有着类似的过程。巫术逐步成为少数具有较高道德水平和聪明智圣的人，特别是王室指定的人员才能进行的活动。巫觋成为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与生产劳动脱离，凭借掌握的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术数，完成人与神交流的特殊使命，成为了首领的顾问、助手。巫觋既是巫术的使用者，也是巫术的研究者和传承者。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高深学问研究和应用为内容的职业：巫觋。

知识活动的专门化使知识者的抽象思维水平日益提高，研究的内容逐步实现了“天人分离”，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见解日益系统化，并通过思辨、传习和文字记载来表达或保存这种系统性的见解，这就形成了早期的学术。同时，“劳心”的脑力工作者内部进一步分工，形成了专门从事学术活动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贵族阶层，担任着世俗政府或教会的行政职务。比如在中国西周时代官制中，文化官员包括祝、宗、卜、史等。他们掌管存于官府的“书”与“器”，并且具有运用它们的知识和技能。例如“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辞的人，他们掌握有关神灵的宗教知识，并且善于文章词令。这些知识技能，正是“学在官府”之“学”。这种官学一体的学术形态，在中国延续直至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至今尚存。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学术活动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世俗或者宗教的权力牢牢控制。在古埃及，法老是教育的最高决策者，祭司、官吏是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当时一切水利、建筑、数学、天文、几何、医学等知识都掌握在僧侣手中，僧侣又是当时文化的保存者和学术的发展者，寺庙内的僧侣一般都是一身三任，他们既是祭司又是政府官员，也是学校主管人和教师，向学生传授职神学、巫术、占星术、法律、医学、建筑、数学历法等比较高深、比较专门学科的知识，规模宏大的寺庙就是当时传授高深知识的学府。

从历史学的观点看，与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大学中的学术职业相比，官学形态的学术职业更是一种常态。由于学术职业的从业人员本身就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他们的学术研究对社会乃至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正是因为官学一体，官学形态的学术职业并不能专注于学术工作，从学术研究人员转变为地方行政人员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此，严格地说，他们是从事学术研究和应用的特殊群体，但并不以学术为其谋生的职业。传授知识通常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但并不是必须以此为谋生手段。因为受到身份、职责的限制，他们对学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依据统治阶层的需要不断地对经典进行阐释和运用，而不是进行创新。从积极的方面看，他们为人类的学术活动完成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但从消极的方面看，对学术活动的桎梏也是明显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甚至会成为阻碍真理探索的反动力量。

二、学术职业的宗师形态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之后，随着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理性思维迅猛发展。因为文字载体的出现，使学术这种精神活动的结果以物化的形式展现，呈现出一种类似产品的形态，因而社会地位与影响大为增强，正如清人钱大昕所言：“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学术在其发展中，不仅最初因统治阶级夸大脑力劳动作用而使之凌驾实际生产、生活之上，而且由于具备逻辑思维的理性特征，更进一步以附庸蔚为大国，与它所服务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分离开来，取得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表现为建构在实际社会活动之上予以指导或者超脱于功利目的之上的姿态。学术职业一经产生，即使某种学术与某种社会利益密切关联，其逻辑表现也是阐发其主张之确当性，显示为一种理性的自觉和自立精神，而不是盲从与附庸性地朝三暮四或随波逐流。自觉地追求和阐明理念的创新、正确与合理，尽力摆脱盲从与直接功利的桎梏，是学术研究自然而生的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学者从统治阶级分裂出来，成为上层建筑的独立组成部分。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文明时代，产生了孔子、墨

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这些伟大的宗师，他们就如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中的哲学王，那个唯一见过太阳的智者，致力于了解生存的世界，探询现象背后的真谛，完善人类物种生存境况的功用诉求，引领人类的发展；同时对现状和既定秩序秉持理性批判和怀疑精神以及对更为理想境况坚持不懈追求的信念，引导人类的文明走向光明。

学术职业的宗师形态是学术职业化进程中的关键形态。这些伟大的学者，是独立学术职业人的先驱，与担任着官职的学者相比，更加能够专注于学术的研究，往往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就更大一些。总体上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们是高深学问的研究者和重要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说，孔子整理了殷周以来的文化，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创立了儒家学派，对推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奠基人。在吕克昂，亚里士多德亲自从事研究，他在《动物自然史》一书中，描述了540种动物，并将它们分类，从而创建了动物学。第二，他们是私学产生和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力量。孔子是中国私学的首创者，他所创办的私学，有教学活动能“堂”，有学生居住的“内”，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实行分科教学。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雅典开办了学园(Akademie)·亚里士多德一生多半在他所创办的吕克昂(Lyceum)度过，而这些雅典的哲学学校及其模仿者，对中世纪的大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他们塑造了学术职业的基本伦理。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法人的性质、自己的章程和共同的印记，即使形成了有限规模的学者团体，学术职业的宗师形态并不是专业化、持久化的学术职业者群体，但是这些宗师塑造了学术职业里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孔子的治学思想所包括的“由博返约的治学门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偏重人文的治学内容，叩其两端的治学方法，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由学而思而行的治学过程，好学乐学、不耻下问的治学精神”对今天的学术职业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古希腊学者“由于缺少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控制而得到鼓励的自由的沉思”，对后来的学者团体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也成为学术职业精神内涵的根源。

三、学术职业的专业化形态

无论是学术职业的官学形态，还是宗师形态，都已经成为学术职业的历史的和非主流的形态。与许多专业类似，学术职业最终完成了从半职业性行业(semi－profession)向职业性行业(profession)转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的出现，是学术职业专业化的标志。“大学”是拉丁文“universitas”一词的译名，原意是行会，是在巴黎、博洛尼亚等地，最初传授知识的学者或学生为了保障自身权利、利益和提供法律保护，仿照手工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教师或学生的行会。19世纪初，伴随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大学教师成为职业学者的主体。大学为学者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社会身份或社会标识范畴。学者在大学制度化的环境中得到了就业和经济保障，免受捉摸不定的市场的影响，职业的相对稳定可以使学者把大部分工作时间用于独立思考和自主研究。学术职业进入了专业化阶段。

学术职业的专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的分化与制度化促使学术职业的学术性、独立性得到进一步增强。在专业化阶段，地域分散的学者通过各种形式的专业组织相互连接，构建了分布广泛、跨越时空的交流网络，知识在其中不断酝酿和产生，最终形成了规模化、专业化的知识“生产线”。这种专业化的知识生产通过“学科”——分离的专业空间形成垄断性的制度，即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规训制度的执业者们通过赞助学科规训活动和颁布学科规训价值的专业组织、出版学科和专门研究的期刊、支持学科规训研究和教学的基金管理机构以及评价学科内的研究成果，控制了培训将来的学术执业者以及接纳他们人行的机制，使学科内的学者沿着一条学术职业化的路径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学术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而且，总的来看，当代的学术职业专业化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和多元化(Polymorphism)是一种发展趋势。分化的高教系统结构越是成熟就越能推动各学科或专业领域寻求独立身份的尝试，因而就越能够推进专业自主程度的提高。当高教系统从应付规模扩展转变为迎接一个“契约式”的合作与控制的新时代的时候，由于“专业中的专业固有的离心性，尤其是每一个亚专业都是由科研的必要性所驱动的，这种科研不断地扩大其自身的知识基础。多元化于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趋势，分化比共性(Commonality)更受鼓励。”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期，在现在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学术职业的专业化阶段将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学术职业的专业化还通过严格的高校教师准入机制得以进一步强化。最初，“由于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数增多，对教师的要求也提高了，故而教师相约组成教师会，符合一定的资格和水平的人才能当教师。一般是要有必要的学历，并且经过考试，合格者，再通过隆重的仪式才能接纳入教师会，被授予教师执照。”到了现代，世界各国基本上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高校教师的资格。在美国各州，绝大多数高校明确规定教师要有硕士以上的学位。在德国，高等学校教师有着规范严格的任用制度，有博士学位是高校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学术职业进入专业化阶段以后，形成了职业自身独有的价值伦理体系——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如美国学者米利特在《学术共同体》一书中指出：“至少可以这么说，只有完全献身于理念的世界，具有极强的愿望去保存、传播和发展知识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学术生活。学术职业要求它的从业者痴迷于学问．并且深刻信任理性的力量”。而这种价值伦理与教师传统的自我牺牲、奉献和服务精神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学术职业作为一种“志业”的精神感召力量，使得学术职业拥有了较高的职业社会声望。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963年的调查发现，大学教授的职业声望仅排在最高法院法官、医生、核物理学家、科学家、联邦政府的内阁官员之后，而在律师、工程师之前。

尽管专业化形态是当前学术职业的主要存在形式，但学术职业的官学形态、宗师形态仍然对各国的学术职业有着深刻影响。以当代的中国学术职业为例，形式上模仿西方，而其精神实质上均打上中国历史传统的烙印，与西方国家的学术职业相比，学术职业官学形态的遗留特征也更加明显。譬如说，我们的学者很难做到学术与政治、经济无涉，甚至也从来没有认可过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理念。事实上，中国的学术职业一直处在社会的中心。明朝东林书院的士人们，“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等，都显示出中国的学术职业有着强烈的社会服务精神，或者说，从消极的层面看，更加容易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此外，学术职业的宗师形态也仍然对当代的学术职业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学术权威近乎迷信的尊崇使学科领域的专家拥有了广泛领域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也使得人们在一些涉及权威的学术腐败案件中更加愤怒，甚至影响到对学术职业整体的印象。学术职业的专业化形态，是人类在步入现代理性社会后的产物，而其历史的官学形态和宗师形态，却有着太多神秘的、非理性的因素，而正是这些来自历史的混合物，使得学术职业的发展多姿多彩。而对学术职业的历史形态研究，目的就是通过历史分析，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学术职业的基本特性以及其原因和后果，从而为解决当前学术职业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渊源于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问题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