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张清华

《圣经·创世纪》中载，上帝创造了最初的人类之后，将他们置于东方伊甸园里。伊甸园长满了果实供人享用，人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就在这里过着天堂的生活。但后来，他们禁不住撒旦化身为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树上能够辨善恶的果子，遂懂得了害羞和男女之事，被上帝逐出了园子。

仁慈的他说道：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

自此人类失却了天堂，而不得不面对人间的辛苦。很显然，这是人类在与自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之时，自然对于人的惩罚的一种隐喻式的表达。事实上也许并不存在所谓的“初始的乐园”，人在作为动物的早期时代，必定也面临着丛林规则的诸般危险和困苦。因此与自然争斗，是人类脱离动物界而走上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但这一过程中人类所付出的，无论是自身，还是人的生存环境本身的破坏性代价，都是无法弥补的，充满了失落与悲情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失乐园”早已成为了一个神话，一个古老隐喻;与此对等的“复乐园”的希冀，也成为一个两相对照的永恒故事，一个无法实现却又永在做着的梦。

“失乐园”和“复乐园”两个原型主题的再度彰显，要归功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弥尔顿，他创作的同名史诗《失乐园》与《复乐园》，是《圣经》中原型叙述的一个再度展开。其中，前者取材于《创世纪》故事。弥尔顿依靠其非凡的想象，将《圣经》中简约的描述，铺陈为史诗般的磅礴叙事。同时，他的故事性的描述，将“失乐园”这一神话中的隐喻含义也悉数敞开，并注入了丰富的内容：人类的童年经验、女性的悲剧意识、“荒原”意象，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文明逻辑与历史文化精神的重建，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丰富的隐喻系统，如此多杂的人类经验，个体的创伤与集体的命运，个人成长与种族记忆，人类的共同经验在这里被整合和投射为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古老传说最终成为了一个共有象征，一个集体无意识的隐喻。

如同美国人海登·怀特所说，所谓“隐喻”，是“告诉我们在文化编码的经验中寻求哪些意象，以便确定如何感知被再现的事物”。“失乐园”这一隐喻系统，便是人类所获得的最典型的意象，它构成了一种诗意的编码，透过一种悲剧性的叙事，记录下人类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共同的创伤性回忆。

很显然，从个体无意识的角度看，“失乐园”的故事也包含了人对于童年的一去不返的悲伤与回忆。无须面对个体的成长与必死的现实，童年因此成为个体生命记忆中幸福而安宁的伊甸园。甚至于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最大的创伤，就是出生。”胎儿的降生本身就意味着记忆中原始的创伤经历，离开母体的庇护成为一个最初的悲剧性事件，现代医学中有一个术语即为“分娩创伤（birth trauma）”，指婴儿潜意识中与母体分离时经历的机械性困难和心理性恐惧等体验。哲学家海德格尔将之描述为“被抛掷”的处境，由此生出生命的“烦”与“畏”的心理。

上述是西方原型的梳理，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似乎没有一个完整独立的“失乐园”叙事，但在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伏羲女娲（兄妹交尾）神话、女娲补天神话、后羿嫦娥神话等等的纠结交杂中，我们也依稀可以看出一个原始的类似谱系：家园创建（开天辟地）、危机显现（天柱倾倒，洪水泛滥）、修复努力（女娲造人、炼石补天、大禹治水）、人性缺陷（嫦娥偷吃后羿靈药，至孤身飞升月亮）而最终导致离散。

这大致与西方的“失乐园”故事是接近的。只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原罪”观念，所以类似“失乐园”的无意识记忆，在中国文学中也就显得不那么典型。

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文学中就没有类似母题的痕迹。稍加梳理，我们会发现，类似陶渊明《桃花源记》式的作品还是时常出现的。只是《桃花源记》中不是将“乐园”置于时间和历史之中，而是将之置于和现实世界的对峙之中;换言之，它不是旨在“怀旧”，而是意图讽喻现实。所以，它的启示似乎更多是社会学而非哲学和宗教性质的。

汉代以后的诗歌中，“怀旧”主题逐渐显豁起来：因为个体本体论时间观的形成，关于生命的感伤主义经验，逐渐成为核心的叙述模型，诗歌中普遍形成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伤主义情绪。这些在先秦诗歌中本来都不是问题，之所以在汉以后有了这些主题和观念，是与人对于“必死”处境的严重焦虑所致。由此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不断怀古与忆旧的生命观与美学思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生命是由“抓不住的现在”构成的，一切现在都将变为过去，“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所有这些，都是对于生命之短暂、人世之无常的悲歌咏叹。

这些当然也可以解读为是“童年情结”或者生命创伤记忆的表现。不愿意面对人生的残酷事实，沉湎于“往昔”或“前世”的美好，沉醉于这种创伤感受的美学化。在古人那里是被视为一种典雅高贵的体验，而在现代文学里，在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中，却被戏谑为“我们先前比你们强多了”的颠倒与讽刺。

但不管怎样，中国文学中确乎存在这种感伤与怀旧的时间模式：在《水浒传》的“由聚而散”的故事中，显然包含了一个“理想国”的构造，“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论套穿衣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尽管只是农民的乌托邦，但它与“失乐园”母题也庶几接近。在《金瓶梅》中，假如我们要寻其原型，则可以依稀看出“财”与“色”的原罪意识。作者所强调的“空去财”与“空去色”，不再如其他典范的“中国故事”那样，是单纯归于感伤与怀旧，而是充满了训诫意味。无度地沉湎财色，导致了西门庆的暴亡，及其“报业”的轮回。这一故事模型自然不是基督教的产物，而是来自佛学的启示，但至少它表明，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着类似的典型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