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考察四次科技革命中重大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可以发现，现代产业体系的产生源于重大技术创新、发展源于重大制度创新，它是建立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基础之上的产业创新，具有“动态性、相对性和进步性”的一般性特征以及“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国化特征。中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是以和谐观、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合理的产业、区域规划为引导，以协同创新和自主创新为主线，以创新成果在产业和空间的扩散、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高效的企业管理与运作流程、有针对性的产业扶持政策等为内容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协同发展、协同推进与协同互动过程。

关键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现代产业体系

作者简介：刘文勇，男，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生产力研究中心教授，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竞争优势与主导产业选择研究”，项目编号：12B061；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转型期多层面消费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252G043；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延期消费的功能与调整研究”，项目编号：jc2011w4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052-07

自从费希尔（1935）[1]提出了三次产业划分方法以来，霍夫曼比例（1931）、克拉克法则（1940）[2]、钱纳里标准发展模型（1989）[3]等研究成果表明，一国的产业结构演进总是遵循着某种规律变化的，其中主导规律变化的主体就是所谓的“现代产业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目前，理论界对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等尚未达成一致，如陈建军（2008）[4]认为在中国语境的背景下，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互相融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刘明宇、芮明杰（2009）[5]认为现代产业体系是当前一国产业的结构及其运行状态；张耀辉（2010）[6]认为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适应多样性需求和服务与创新竞争、推动知识创造与知识转化、追求灵活的外部协作和追求外部规模经济、快速沟通与流通以及政府的深度参与、低消耗与低污染等特征。张乐夫（2011）[7]认为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需要把握三个原则，即充分就业、人力资本素质提升与构建富民型收入体系。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看，我们是可以在未来现代产业体系的践行中，深化其理论认识的；同样也可以从以往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其理论经验。基于这样的思想，本文通过对现代产业体系演进历程进行历史考察，总结其基本特征与发展的规律性路径，并结合中国实践，为中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出具体建议。

一、 现代产业体系演进的历史考察

考察曾经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演进过程，对于解析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机制具有参考价值。产业体系的实质是一种生产关系，“制度”即契约安排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可以按照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逻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现代产业体系的演进。“现代”从广义理解应该包括“现在这个时代”和“现代化科技的发展”两个层面，因此，对现代产业体系演进的历史考察应该从历史上几次重大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生产关系变革，进而诱致发生的那个时代的现代化科技的生产关系开始。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机械化大生产方式被正式确立。那个时代出现的重大技术创新催生了那个时代的“现代”产业体系产生，包括珍妮纺织机、瓦特改良蒸汽机（1785）、富尔顿发明蒸汽动力轮船（1807）、史蒂芬逊发明蒸汽动力火车（1814），这些重大技术创新推动了纺织等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可称其为那个时代的“现代”产业体系。当时的“现代”产业体系下的代表性生产关系表现为国家提供的专利制度和工厂组织形式的产生。专利制度保护和激励了技术创新动力，国家法律赋予创新者的收益权在水力纺纱车等的发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机器工厂取代手工作坊，分散型小生产模式被工厂组织模式替代是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以上的制度创新所确立的生产关系迎合了技术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产生的需要。

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电气化生产方式被正式确立。摩斯发明电报接收机（1838）、贝尔发明电话（1876）、爱迪生发明电灯泡（1877）、马可尼发明电波发射机（1894）以及发电机、内燃机等重大技术创新推动了那个时代以电机、汽车、飞机、石油化工等为代表的“现代”产业体系的产生。当时的“现代”产业体系下的重大制度创新表现为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和研发活动，企业内部化发展并制度化。尽管在16世纪末一种叫作“康梅达”的股份制雏形已经较为普遍，但是其规模很小。电气化时代交通和通信产业发展形成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要求大量资金投入促使20世纪初确立了股份制在企业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主要源于工人和技师的实践经验，那么第二次科技革命中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则具有技术创新的复杂性特点，独立发明人越来越难以承担，当时的西门子、杜邦等大公司已经开始在企业内设立独立的研发部门从事技术研发活动，其不但具有规模优势，而且研发活动内部化还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智能化与自动化生产方式被正式确立。第一座大型原子能发电厂（1956）、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1946）、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57） 等重大技术创新在电子、通信、核能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及全行业，引起物质生产现代化、劳动方式与生活方式现代化，随之产生的是第三产业与城市化的比重上升，此时的“现代”产业体系主要包括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半导体、宇航、激光、人工合成材料工业等领域。这段时间内的技术创新周期明显缩短1，主要源于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政府采购、风险投资、股票期权以及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新型证券市场等制度安排为分担创新风险提供了全社会的融资途径与风险分担机制。曾经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如英特尔、戴尔、微软等，都是按照风险资本模式发展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第四次科技革命以电子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纳米技术等的发展与应用为标志的虚拟经济生产、生活方式被正式确立。80年代智能计算机出现、90年代光子计算机和生物计算机出现、1995年美国国防部国防前沿研究项目署的ARPA网向商业开放网络（现代互联网产业的产生主要源于该项技术）、1991年碳纳米管被人类发现等，以上的重大技术创新具有集成和融合的重要特征，多学科、多领域合作研发与应用的结果是新的组织模式不断出现，电子商务在将商务流程电子化、信息化与数字化加速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不但降低了商务成本，也改变了自然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产生了诸如e-mail、“微博”等通信形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加速了城市化进程。随着此次技术创新的继承与融合，企业的网络化组织模式、市场的多元化与全球化发展成为重要的制度创新内容。

时至目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否结束，第五次科技革命到来与否的定论尚未得出。但是，从发展趋势上来看，“低碳、绿色、可持续”将是下一次科技革命的引领目标。

以上的历史考察，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现代产业体系的产生源于重大技术创新。从纺织、钢铁、石油重化工及电力、汽车到IT产业，每一个当时的新兴产业中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能力的提高都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而生产工具的改进正是重大技术创新的结果。按照技术本身的含“金”量和市场前景，即技术成熟度和市场化应用程度来划分技术创新，有三个层次：低级的技术创新带来生产能力在小规模范围内的小规模的改进，一般是企业生产工艺的改进；中间层次的技术创新带来特定行业或特定区域的生产力能力的改进，一般是一个行业内或者一个国家内的生产技术标准的改进；高层次的技术创新带来多个行业和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能力的改进，一般是具有对其他行业的高渗透性、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高关联性和市场化程度好的高成长性的技术创新，如IT技术带来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高渗透性），形成了与信息产业内部的微电子、半导体、激光、超导等产业的互动发展（高关联性），产生了美国持续近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新经济时期”（高成长性）。上述科技革命中的高层次的技术创新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高渗透性、高关联性和高成长性，才带来了现代产业体系化发展。

其次，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源于重大制度创新。从产权制度与规模化工厂组织的社会化生产形式、股份制与企业研发制度化到融资与风险的社会分担制度，再到企业组织网络化与全球化。以上制度变革主要体现在市场组织结构改变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改变两个方面。市场组织制度创新影响的是市场交易主体及其相互关系，企业内部制度创新影响的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行为与效率。二者是那些现代化的产业能够扩展、扩大化发展的制度保障。如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在里根政府的政策舞台上占据了中心地位，其对西欧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80年代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浪潮。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供给学派和里根政府做出的大多数预言和承诺没有兑现。但是，其“减税”和“放松管制”的做法激励了个体积极性，市场机制作用发挥鼓励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与创造性，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为90年代克林顿执政期间的“新经济”打下了基础。而“新经济”下的“知识经济”、网络经济、IT产业等正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支撑。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来看，适应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需要的网络型产业组织也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由“科层组织、扁平化组织”向“网络型组织、立体化组织”结构的转变以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需要的组织结构转型。

最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作为一种产业创新，它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具有辩证互动关系。这是因为，技术创新是对作为生产力的工具在中、微观层面表现为知识形成的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拓展，其直接作用于生产力；产业创新是对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分工形成的组织结构的升级，其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制度创新是对技术创新路径的优化，优化的对象是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具有约束作用的制度条件，其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依据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明确三种创新之间的关系，即技术创新是核心基础；产业创新决定于技术创新的程度并制约技术创新的发展；制度创新直接作用于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发展，促进其进步。

二、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解析

通过对现代产业体系演进历程的分析与总结，可以深入地解析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当代的现代产业体系主要是指与传统产业体系相区别的产业，从时间序列来看，它是与过去时态相区别的现在时态发生的产业形态，具有动态性、相对性和进步性的特征。所谓“动态性”即现代产业体系与社会发展进步阶段联系在一起，不断演进。从传统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到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演进总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进步的阶段联系在一起，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社会进步的重要物质力量，社会进步引致现代产业体系日趋进步。所谓“相对性”即国情差异决定现代产业体系具有国别差异，虽然相对于每一层次社会发展阶段的产业本身可以称为现代（当代）产业，但是同一产业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因其技术进步性不同，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现代产业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内涵已非如此。所谓“进步性”即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总是以技术进步为引领、组织创新为支持、制度创新为驱动的过程。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中，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由政策层面来进行推动和实施，其时点往往发生在社会转型、升级阶段，其动因一般来自于外在赶超压力的逼迫，重大自然、经济、社会事件引发生存与发展的危机胁迫，这就要求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能够超越现代（当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其进步性。目前的现代产业体系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融入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现代服务业及其向传统产业渗透产生的新兴产业，包含了一、二、三次产业在内的融入现代元素的国民经济产业的统称。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指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这对于中国在工业化发展后半程内实现跨越式发展与赶超，提升经济内涵式发展质量，其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主要就是围绕“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这就定义了目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所谓“结构优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优化产业层次结构，围绕十大主导产业等重点产业，加强技术改造、改进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按照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综合考虑能源资源、环境容量、市场空间等因素，优化重点产业生产力布局。所谓“技术先进”就是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研发、使用、改造、升级的过程中，技术层次要有前瞻性、引领性、推广性与渗透性，努力实现“一流的企业争取做标准，二流的企业领先做技术，三流的企业做好产品”，争取在现有层次水平上实现提层次、上档次。所谓“清洁安全”是指在可持续开发与节约利用的基础上，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多元能源发展，构建起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供应体系，这既包括满足能源开发与使用技术和环保达标，也包括能源供应上立足国内，避免因为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造成的输入性经济扰动因素的影响。所谓“附加值高”主要是指由技术标准与水平、产业价值链位置、市场组织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投入产出比水平要高。所谓“吸纳就业能力强”是指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伴随着资本、技术密集度提高引发的“劳动被替代”情形下的企业组织规模、企业组织形式等要有所创新，围绕为现代产业集群化发展提供协作生产能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与现代服务业提升整体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现代产业体系的一般性特征与中国化特征共同刻画和影响着中国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基本路径。

三、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分析

基于现代产业体系是建立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基础之上的产业创新的认识，以及“动态性、相对性和进步性”的一般性特征、“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国化特征，这里，探讨中国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参见图1）。

图1 现代产业体系演进路径的支撑系统

当技术创新发生在单个企业时，凭借其技术优势提高产品附加值，使其获得超额利润，此时表现在图1中的情形就是在0ADB平面上的一个圈或点，如IT技术最初在动画制作中的应用；如果此时发生制度创新，或者是某种生产管理制度、企业组织形式，或者是市场组织形式等发生变革，使得技术创新效应外溢，在某个行业中形成扩散效应，则该行业表现出整体的技术进步性与高附加值，此时的情形如0A’GB’平面所示，如动漫产业园区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推出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技术成熟度的不断提高（0A’长度增加）以及适应性制度的不断推出（0B’宽度增加），此时与该产业相关的其他产业创新层出不穷（0C’高度上升），立体化的产业体系开始拓展形成，如IT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渗透、关联与成长，最终形成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综合性的产业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穿越这个立方体的0K’K曲线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即从传统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化与信息化社会的进步。该曲线的形状变化反映的是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所走过的路径，目前从各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一种是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之路；一种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先城市、后农村”的赶超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一种是目前中国倡导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其背后体现的理念是包括“清洁安全”所要求的环境保护、低碳模式、多元化能源供应保障安全，以及“吸纳就业能力强”所要求促进社会机会公平、提高就业水平等在内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思想。小的立方体仅代表与某个社会发展阶段对应的“现代”产业体系，随着社会进步，小的立方体会沿着0K’K曲线发生空间移动，这体现了现代产业的“动态性”和按照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进步性”。小立方体（产业体系）内部的结构反映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状态，高新技术与制度变革在三次产业中最终沉淀下来形成生产能力的状态以及区域产业集群化发展、配套协作生产能力等最终反映出的是小立方体内部结构是否合理，影响的是该立方体（产业体系）的健康与可持续，如果其内部结构不合理则在其沿着0K’K曲线的空间移动过程中，该立方体（现代产业体系）无法维系与沿革。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应该是：以和谐观、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合理的产业、区域规划为引导，形成“点、线、面”的推进，防止产业结构“盲同”与产业布局“同构”；鼓励和引导“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围绕“标准和技术”的自主创新与自主品牌建设，实现价值链的升级，尤其注重技术创新在产业和地理空间的扩散；以保护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为核心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以现代企业制度、信息化企业管理模式为核心建立高效的企业管理与运作流程，以财税、金融政策为核心建立有针对性的产业扶持政策，推进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与应用、促进产业融合与发展，形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协同发展、协同推进与协同互动的格局。

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外部环境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还需要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须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来讨论。目前来看，发达国家依据传统比较优势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长期的低附加值贸易是中国面对的主要困境，以及随机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趋势化带来的全球要素资源价格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压力都要求中国产业体系必须升级，同时这也是中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所必须面对的外部现实环境。中国产业资源禀赋与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劣势必须向优势转化。

从产业资源禀赋来看，按照迈克尔·波特（Porter，1990）对要素的分类，其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主要是指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简单劳动力、资本等先天或初级生产要素；高级要素主要是指物化在资本与劳动力中的高精尖技术。产业资源禀赋的增值主要是指增加高级要素的同时，优化基本要素配置，取先天优势之长，以“后发优势”造就后天优势。杨小凯（1991）曾在新古典超边际分析框架下提出，即使没有先天比较优势，通过物化在人力资本中的技术进步行动也可以获得具有先天特性的内生比较优势。因此，这需要通过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等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变简单劳动为复杂劳动；加强科技成果在初级要素的加工与使用中的转化，提升要素产品价值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中的转移比例；有序地开采战略性、稀缺性矿产资源等初级要素，有策略地进口与出口比较优势资源与短缺要素。

从产业价值链分工来看，按照施振荣（1992）提出的“微笑曲线”进行分析，研发、设计与品牌、渠道、营销等产业价值链环节位于高利润的“微笑曲线”两端，而加工、制造环节位于低利润的“微笑曲线”底端。产业价值链位置的转换主要是指改变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垂直分工为水平分工，这需要利用产业禀赋优势形成规模经济下的产业内分工。刘明宇、芮明杰（2009）提出，突破发达国家通过价值链区域分割和等级制安排形成的产业价值链“治理权”，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区域一体化获得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市场基础，形成独立的“话语权”。在开放经济下，中国产业体系转型升级需要借助国际市场提供的分工机遇，企业需要学习技术与市场知识，发展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东北亚、东南亚、“金砖”国家间形成区域分工市场，建立地区间垂直分工体系，向更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部分低附加值业务，提升企业价值链分工位置，把资源和能力转移到与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水平分工上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内，必须将部分过去承接发达国家垂直分工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重新定位与发达国家间的关系为产业内的水平分工状态。这既符合中国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需要，也满足区域内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需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基础来突破区域分割和等级制安排是一种在目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价值链分工框架外的“另辟蹊径”安排，如果要想实现在世界范围内与发达国家间的水平分工与产业内分工，则需要中国具有核心的比较优势，我国高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提升是至关重要的支撑。

另外，从本轮金融危机后的欧美发达国家国内产业体系发展趋势来看，它们在吸取经济过度虚拟化教训的同时，正在重拾实体经济，发展高端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对于中国来讲，存在着技术合作的机遇，但同时就与发达国家间形成产业内水平分工来讲，竞争与压力更大。应该说，经济虚拟化曾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现代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提升，各国的鼓励性发展产业政策层出不穷，至21世纪初期，发达国家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服务化，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70%以上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与就业率成为代表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跨国集团和公司向服务产业转移，如以制造业闻名的美国GE（通用）公司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通过实施“数一数二战略”，将“第三、第四”竞争能力的分支机构与业务单元出售和转移，置换出来的资源全部用于发展服务业，并确立了所谓的“服务化”转型战略。以GE为代表，许多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更是通过兼并与重组等多种方式实现了所谓的“向现代服务业的低成本、高收益扩张”。应该说，中国客观上被动地成为“制造业大国”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后金融危机时期以来，发达国家反思经济过度虚拟化的教训，其现代产业体系向实体经济的回归趋势，启示着我们：首先，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需要吸取经济过度虚拟化的教训。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高科技网络股的集体暴跌引发的新经济泡沫破灭以及“9·11”事件后，美国经济进入低谷期，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采用了低利率和放松金融管制的做法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2002年以后的美国经济的确走出了低谷，但是作为伴生物的金融衍生品泛滥也出现了，其典型代表就是“次级贷”。因此，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对其他服务产业具有支撑作用的中国金融业，其深化改革中一定要辩证地认识麦金农与肖等人所谓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实质，“华盛顿共识”强调的放松资本市场管制、利率与汇率自由化、私有化等主张在拉美、苏联、东南亚等国的实践中，已经证明是失败的，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必须沿着“中国模式”来进行。其次，我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来看，通过提升资源禀赋质量发展产业内水平分工是改变“中心-外围”依附状态，形成等价值比较优势贸易的重要途径，这是原本在金融危机之前不考虑非经济因素条件下的发展思路，后金融危机期以来，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和发展高端制造业，使得这种等价值比较优势在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势差”缩小，所以，中国现代产业体系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主导思想应该是不放弃与发达国家间建立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同时，努力形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稳定、可持续、双赢的贸易分工格局。

参 考 文 献

[1] A G.Fisher. “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i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36，（3）.

[2] C. Clark.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Macmillan’3rd edition，1957.

[3] 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4] 陈建军：《关于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思考——以杭州为例》，载《浙江经济》2008年第7期.

[5] 刘明宇，芮明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模式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5期.

[6] 张耀辉：《传统产业体系蜕变与现代产业体系形成机制》，载《产经评论》2010年第1期.

[7] 张乐夫：《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产业体系》，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9月22日.

[责任编辑 国胜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