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代起就高度关注科技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阐发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友好交往与保存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的密切联系,科学家如何正确对待前人的科学技术成果以及如何正确处理科学研究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问题,内蕴着非常深刻的科技伦理思想。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科技伦理观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25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在他们求知的青年时代,对于技术的基本社会性质很少有人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少数几本讨论工具与机械发展史的著作,如贝克曼的《发明史》与波谱的《技术史》,只是从纯技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并且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以及蒸汽机的社会作用。巴比奇在其《机器与制造者的经济学》中也只看到机器应用的个别例子[1]。与亚当•斯密、波谱、贝克曼、巴比奇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独具慧眼,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了精当的论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们科学的科技伦理观。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紧密相连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获得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因此大为提高,这种革命性的力量永远要求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74。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是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18世纪中叶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在英国率先引起了第一次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使大机器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工业,从而使生产力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3]68,资本主义因此获得迅猛发展,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取代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和巩固。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愈来愈成为

以科学技术为龙头的生产力正常发展的桎梏,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如封建行会制度束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一样;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束缚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之不能充分地为人类造福。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保持竞争的优先地位,往往保守科技机密,导致科学技术得不到迅速而广泛的利用,他们甚至还销毁自己已经使用过的科学技术新成果,不让那些还未掌握这些新成果的国家和地区受益,从而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2]68。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过渡性,因为“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4]81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规律。

由于“在小工业中以及到目前为止的各处的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的矛盾才第一次作为大工业所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3]74。“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79,而“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3]77,因此,适应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为标志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必然是共产主义公有制。

西方著名科学家贝尔纳指出:“虽然资本主义使科学第一次具有实用价值,因而对早期科学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学为人类的重要性在任何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而且事实上,充分发展科学为人类服务和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4]贝尔纳的这些见解揭示了科技发展与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间的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

二、加强交流合作有利于保存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传承需要有和谐的社会环境,它包括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良性合作。

马克思恩格斯告诉人们,封闭隔绝、保守狭隘和侵略性战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敌,与此相反,加强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有利于保存和传播科学技术。

(一)封闭隔绝和侵略性战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敌

1.封闭隔绝会导致科技发明重复进行,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低,交通极不便利,各个地方交往稀少,彼此之间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某个民族、国家的某种发明诞生后,仅限于本民族、本地区使用,而别的民族、国家一无所知,这样就必然导致每个地方“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3]61,从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处于缓慢徘徊的状态,人们的生活状况也因此迟迟得不到改善。

2.侵略性战争会招致科学技术受到毁灭性打击。和平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只有当人们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他们才能安居乐业,才会不断探索新的发明,尝试新的发现,并将惠及人类的科学技术发明、发现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而侵略性战争则是一种严重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把人们推向灾难边缘的非正义行为,它损伤被侵略民族和国家的发明愿望,践踏被侵害民族和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从而使科学技术的保存和发展受到重创。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是这样,在较发达的生产力状况下,科学技术也会因为侵略性战争而面临被毁灭的危险,腓尼基人的发明就是实例。由于腓尼基人善于经商而致富从而招致大国的觊觎,他们对其发动侵略战争,致使它的大部分科技发明失传。类似的情况还有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3]61。

(二) 加强友好交往有利于保存先进的科学技术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智慧、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汇集了许多个人,许多民族,许多国家的智慧和力量,科学技术的相互交流、学习就会加速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人类的实际生活也会随之日新月异。具体说来,这种友好交往或良性合作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积极发展大工业。这是因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3]68。

2.积极建立世界性交往。在世界性的交往中,每个国家、民族和个人在科学技术上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从而使得科学技术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当然,建立世界性交往要具备以下条件:其一,生产力得到普遍发展。“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3]39。其二,交通运输得到普遍发展。便捷的交通是人们进行普遍交往的平台和纽带,它可以加速人们交往的进程。例如,“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3]64。

3.积极参与竞争。由于“竞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要做出‘良好的成绩’或者‘尽可能把事情做好’”[3]427,因而竞争能刺激人们积极、奋发、不甘落后的进取心,激发人们的首创精神,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当一切民族都积极参与竞争的时候,就会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的传承、发明、创新。尽管竞争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展开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人民只要彼此有了交往,都是互相进行和平交易的”[3]63,但是它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消极作用。

总之,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4]61-62。

三、科学家应善于扬弃,积极面向现实从事科学研究

到19世纪中叶,以机器生产和最广泛的分工为基础的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变为工业资本”[3]67-68,生产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西欧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亲眼目睹和深切地感受到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科技的魅力和作用因此得到彰显,科技的社会需求随之大大增加,人们热切地盼望新的科学技术成就能进一步改进现有的生产工具和继续造就新的生产工具,使社会财富得到持续不断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科技得到迅速发展,西欧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大量的科研机构,产生了许多科研团体与科学学会,发展了大学的科技教育,因而出现了受雇于国家或私人的、众多的职业科学家。同时,为了鼓励科技专家们的创造发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除给予他们各种科学荣誉外,还制定了专利法,以保证其享有的物质利益不被侵占”[5],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科学家应如何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方面问题也作了具体论述。

(一)科学家应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前人的科技成果采取积极扬弃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3]51。“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3]43。

这些论述表明,科学技术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特征,即每一代人既是在继承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从事科学实践活动,又是根据新的实践活动的要求和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作为科学家,一方面要重视研究前人的科技成果,将它作为自己前进的阶梯和基础,因为前人的科技成果是弥足珍贵的财富,它能启发人的思维,丰富人的智慧,提升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对前人的科学技术成果要采取积极扬弃的态度。也就是说,既要吸收前人的精髓,又要克服前人的局限性,不断创造和发展。如果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3]48,那么,对于科学家而言,其主要社会职责是对旧的科学技术进行变革和发展,不断创生新的科学技术,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科学技术的面貌,使之更好为现实社会服务,这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科学家应面向现实生活从事科学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3]30-31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告诫科学家,应具有求实精神,要积极面向现实生活,为合理变革现实社会服务。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辨,对改变现实社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如果空谈思辨盛行只能使科学家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从而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家自身的发展。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科学技术知识产生和发展的源泉,离开了人民群众所从事的工业和商业等社会实践活动,真正的科学技术知识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发展,科学家也不可能取得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自然科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3]49-50可见,面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从事科学研究,解决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既可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促进现实社会的良性发展,又能使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本身得到健康的发展。

综上所述,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他们的科技伦理观。这些观点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紧密,科学伦理责任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告诉人们,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征途上,应始终坚守科技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斯特洛伊克 D J.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科学史和技术史的贡献[J].科学文化评论,2006(5):50-5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杨 天.贝尔纳的科技伦理思想[J]..兰州学刊,2003(6):79.

[5] 宝 兴.近代西方的科技伦理思想[J].道德与文明,199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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