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舆论自由。任何一项技术革命，其实都基于人们在自然社会的认识出现重大突破。以蒸汽机为首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是基于一群优秀技师与工程师努力，但这些人的知识和训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时英国乡绅与教士群体。在16世纪早期，由于工商业繁荣引发的粮价上涨，让掌控土地的乡绅与教士群体变得富裕，这群人终日悠闲无事以钻研学问为乐，他们的知识结晶构成后来工程师努力的知识基础。至于后来内燃机以及电气、电脑、互联网技术革命，都依仗于大学各类基础学科研究人员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而这群人之所以取得突破，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与思想自由，研究无禁忌，思想无桎梏，同时学术自治传统保障知识智慧生产体系运作正常运行，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其次是私有产权有效保障。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周期被称为康吉拉耶夫周期，长达六七十年。也就是说，从思想火花迸现到现实生产力开花结果改变寻常百姓的生产生活，整个过程需要两代人的努力。整个投入产出周期如此漫长，如果人们不是相信自己的投入会有回报，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研究人士的重大发现，如果不能保证自己获得应有的荣誉与财富，那么谁有兴趣搞发明创造的智慧生产？如果投资因为项目本身问题失败，那么投资者只能自认晦气，但如果是经营利润滚滚而来之后，政府充公没收，那么这种预期一旦形成，有谁去投资新技术项目呢？简单说，技术革命，从头到尾都是“企业家”行为，如果企业家的成果不能得到保障，技术革命根本不会出现。

最后是国家社会的文化是鼓励创新、兼收包容。技术革命是企业家群体的“破坏性创造”，是对旧有秩序的颠覆，不仅是生产方式上，也包括生活方式。而个性独立、不盲从权威、甚至藐视权威，是技术创新者和相关投资者的性格标签。人们抗拒甚至反感冒险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创新的失败率实在太高了。人们只看到成功的颠覆者赢家通吃的风光无限，从不愿意回忆那些输家的凄凉景象。如果一个社会对于创新有个性的输家非常包容，并乐于给其东山再起的机会，那么整个社会创新者会层出不穷，反之则是固步自封。这方面典型案例，应该是日本。尽管拥有无数精良的技术员和与工程师，但他们从未在重大领域取得像美国这样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日本文化对于输家从来不客气的——当然现在不会破腹自杀了，但对其精神和人格上羞辱是无止尽的，有时甚至比自杀还让人难受。这种文化下，工程师与学者之间，可能互相会比谁活得更细致更精巧，但他们不会越出既有圈子去开拓新边疆的。

弥补短板亟待社会制度变革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2012年全球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指出，中国知识产权局所接受的专利申请数连续超过日本及美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第一，无论在新型专利、商标，或是工业设计的申请数量，2011年都是最多的国家。该份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的专利申请数增加7.8%，连续两年增长超过7%。而UM、工业设计，及商标的申请数分别增加了35%、16%，以及13.3%。WIPO表示，尽管经济不景气，持续成长的专利申请显示企业追求创新。2010年超越日本专利局（JPO）之后，2011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进一步取代了美国的专利商标局（USPTO）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机构。2011年以前的一百年以来，全世界只有三个专利机构曾站上第一名的位置：德国、日本、美国。

单从上述数据看，似乎反应了全球创新区域的转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者的乐园。但行家会告诉你，压根不是这么回事。那些无数的专利申请，实际上是中国各类人等掌握了欧美先进技术后的法律规避动作：拆开一件欧美产品的零部件，仔细观察其构造后，技术秘密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的事情，然后各方就稍加改造，譬如线路、外形乃至一个零部件的调整等动作，以申请新专利。

欧美经济体主要靠技术进步推动，但技术革命的投入产出周期极长，从技术构想到实际见效，往往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样就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天花板。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不是这样，他们可以直接抄袭欧美经济工作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成就，不需要投入那么多成本，就可以达到欧美国际生产率水平，经济增长高达10%也没什么奇怪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杨小凯与林毅夫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争论的核心所在。前者认为制度改革不可规避，后者却认为，学习欧美先进技术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经济水平。撇开观点对错不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之所以山寨欧美技术，而能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他们省掉了巨大的专利费用。

单从社会条件上看，中国尚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者乐园，不可能产生新技术革命。中国教育体制本质上社会精英选拔机制，而非知识传授系统。训练学生的集体认同意识是其教育文化核心，考试选拔的标准是记忆力与既有知识体系的认同，而非创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体系培训出来的学生，很难成为技术革命的主力军。而中国文化对于输家的态度，虽然比不上日本社会那么严厉，但远非美国那么宽容。在中国，循规蹈矩、沉默寡言、老于世故的人，似乎更容易成功，个性鲜明、不墨守成规的人经常被视为异类。这并不是一个欢迎企业家颠覆性破坏的社会文化。

最糟糕的是，中国对私有产权有效保护尚待提升。技术革命是个长周期，如果企业家甚至连几年之后的政治前景都不敢预期的话，那么他们的行为肯定急功近利，不可能为技术革新做长期投资。从2010年开始，中国富人阶层的移民浪潮风起云涌，这种情况下，谁会考虑十几年之后的长期投资的后果呢？作为一国战略，是政府官员为长期所定目标而做的大致筹划。但在技术革命方面，如果不出现社会制度变革，山寨欧美技术是最实用和有效的路径。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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