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6 近代欧洲教育技术装备设施经费的一般情况

教育技术装备设施的经费投入，近代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总体上，一般由来自私人、政府、社会机构以及宗教团体的捐赠、投入所组成。

捐赠、赞助  欧洲有私人捐赠的传统。在英国，私人捐赠构成了早期教育技术装备投入的主要部分，早期建造实验室、购置仪器设施及支付给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工资大部分依靠来自私人的慈善捐赠或学生学费。另外，寻求赞助的情况也很常见。每一个新的教授职位或研究所的设立都少不了大学与当地或本省政府大臣之间，或者与企业或私人慈善家之间的磋商，以寻求支持解决实验室或研究所及其仪器设施所需的经费问题。

企业、基金、私人的捐赠是当时教学仪器设施尤其是实验室建设经费的重要来源，包括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也主要是由私人资助的。在北美，1876年建成的霍普金斯大学，学校、医院和医学院这三部分都重视先进的教学和研究，学校所需数目巨大的资金投入来自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本人的捐赠。在这一巨额捐助的支持下，霍普金斯大学创立了生理学实验室，设置了教授职位，对生物学研究给予极大支持，并且很快就获得回报——不仅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代卓越的研究者和教师队伍。[6]6

就普遍情况而言，霍普金斯大学显然是为数不多的成功事例。随着教育发展、体制变革、装备规模不断扩大，私人投资和捐赠包括学生学费投入日渐不敷需要。如1876年后，对动物的研究必须由领有许可证的研究者预先登记才能进行，这有效地终止了长期沿袭下来的业余研究的传统。为适应发展和变化，福斯特等著名科学家推动开展了“为科学捐赠”的活动，以及其他形式或多或少是有组织的募集捐赠活动，解决了部分问题。但仅靠捐赠显然很难建立起装备良好的实验室及支持专业机构运营，经费缺口依然存在或继续加大。

在英国伦敦和外省的许多基于医院的医学院里，科学教育工作仍常常由兼职教师承担，他们都有临床职务，没时间或不愿意进行有独创性的研究。直到1895年赫胥黎去世时，经费情况虽然与40年前他年轻时相比已有较大改善，但按照德国的标准还有差距。[8]143

19世纪，法国主要是民间科研机构严重缺乏资金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导致这个国家的科学工作在数量和质量上急剧滑坡，虽然在那里并不缺乏天才和勤奋。比如大名鼎鼎的巴斯德研究所，尽管它的所长很受崇敬，但它并未像有些研究所那样收到大量的捐赠，主要靠公众的捐款以及卖疫苗的收入来平衡收支。巴斯德本人非常羨慕他的德国同行们，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军之所以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是因为法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投资不夠。但是，他并不打算将两者分开，他喜欢这样说，世上没有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这样的事——只有科学以及科学的应用。[2]136

政府及机构投入  如上所述，由于科学教育设施通常投资巨大，仅靠私人和学校难敷需要，一般需要政府予以资助解决。政府的支持显然是解决教学仪器设施经费投入问题的基本途径。随着新教育的发展，18世纪，政府和官员开始重新审视仪器设施在科学和教育中的作用并给予资助，尽管很多时候资助的动机是出于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原因。罗伯特·福克斯在《科学、政府与科学设施》中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他写道，18世纪，政府和君主“关于科学知识在制造业、农业、医疗进步、公共事业和军事上的价值的信念，以及将科学理解为一种文化形式并促进科学，会给所有试图炫耀其调整变动对启蒙和现代性以助益之影响力的政府增添光彩，无论这种炫耀是多么小心谨慎”，政府的支持“在不同国家体现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一些动机已在17世纪结出了科学果实”。[2]5

曾在巴黎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门下受过训练，并活跃于1857年以后纽约科学界的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1825—1889），为将新的实验生物学引入美国做出了贡献。[6]6实验性生物学教学与研究需要相当的物资条件，如必须有实验室，购买实验设备，还要有学生作为助手，等等。而且从事这一领域的“这些专家和普通生物学家与所有需要高深学识的职业一样，都需要特别的训练、工作的机会、资金、从事研究的空间和设备，包括为新成员传授知识准备仪器设施，以及方便、有效地发布新发现和讨论重大问题的交流工具，这就给社会提出了许多要求，其中最明显也永远最难满足的就是资金”。[6]5

相对而言，英国对教育的有效资助行动较为迟缓，且更具功利性，“查理二世对皇家学会的赞助不过是名义上的”。就教育机构本身而言，由于经费问题的困扰，对教育技术装备的投入也多有顾虑。如牛津和剑桥，虽一直重视对数学教学科研的投入，但对其他科学工作的投资就显得非常迟缓并且不很情愿。如直到1870年，米歇尔·福斯特（Michel Faster）才在剑桥大学获得了一个研究及教学职位。[6]5-6

与英国相比，法国对新成立的和已有的机构的资助要具体得多——“这些机构在路易十四的大臣科尔贝的影响下得到了支持”。从1666年建立之初，王家科学院就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它的成员接受薪水和设备形式的物质支持，作为回报，君主则期待它成为让伦敦皇家学会相形见绌的荣誉之源，也寻求所需的服务专家意见，如凡尔赛供水系统的新发明和新设备就被提交给科学院进行例行评估。正是带着一种把科学兴趣和政府的这些要求结合起来的类似渴望，17世纪60年代，科尔贝委任克劳德·佩罗设计了巴黎天文台，这座新建筑富丽堂皇、设施先进，将表现太阳王的荣耀，让英国、丹麦和中国的天文台相形见绌，并为科学院的所有活动提供一个场所（虽然这一功能最终没有实现），也为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和气象学工作提供了一个中心——该机构在一个世纪以后因这些工作而变得闻名遐迩。那些更古老的王家机构也开始受到科尔贝的庇护。在这个过程中，王家学院和法国王家植物园作为环境背景呈现出一项新意义。[2]92-93

巴黎科学院于1737年提出关于火的本质的问题，以伏尔泰和沙特莱侯爵夫人获胜告终。这一著名的事例表明，这些政府机构也直接从事或支持科学教育及研究工作。18世纪30年代，为了测量地球的形状并裁夺信奉牛顿学说者和信奉笛卡儿学说者之间的争议，巴黎曾派考察队赴拉普兰和秘鲁考察。1761年和1769年，在科学学会的带领下，协调各方努力观测金星凌日的活动，这是18世纪最大规模的科研事业。在曼海姆气象学会（1780—1795）的主动资助下，科学家们开始从世界各地搜集气象数据的活动。显然，这些活动与官方的支持、协助是密不可分的。[2]80

政府将支持开展经营性的科学教育活动作为增加收入发展科研和教学设施的途径。1799年，伦敦成立了皇家研究院;1851年，在萨克森—科堡王室的艾伯特亲王的支持下举办了大博览会，吸引了众人到伦敦来参观，而利用所得收入为各学院和博物馆购买了南肯辛顿的土地。这一形式发展到1900年，法国举办了巴黎博览会，迎来了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新世纪。

教会学校设施经费  还应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尽管直到18世纪晚期，耶稣会对其他学术团体仍持忽视态度，但其对所办教育的教育装备设施建设方面表现出相当重视，而且他们为其院校的物理实验室提供资金之力度往往比18世纪新教国家大得多，因此，这些学校一般都有较好的教学设施。■[2]190

参考文献

[1]格兰特.剑桥科学史：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M].郝刘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波特.剑桥科学史·第四卷：18世纪科学[M].方在庆，主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3]奈.剑桥科学史·第五卷：近代物理科學和数学科学[M].刘冰，江晓原，杨舰，主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

[4]克拉普.科学简史：从科学仪器的发展看科学的历史[M].朱润生，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5]汉金斯.剑桥科学史丛书：科学与启蒙运动[M].任定成，张爱珍，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6]科尔曼.剑桥科学史丛书：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学[M].严晴燕，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7]狄博斯.剑桥科学史丛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M].周雁翎，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8]拜纳姆.剑桥科学史丛书：19世纪医学科学史[M].曹珍芬，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9]布鲁克.剑桥科学史：科学与宗教[M].苏贤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