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滥觞

咸丰至同治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由湘军将领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打下了安徽省城安庆，太平军经过顽强抵抗后，全军覆没。战斗异常激烈，从咸丰十年四月到咸丰十一年八月，持续一年多的时间。湘军和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地位更为巩固，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擎天一柱。

作为军事要冲，安庆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太平军在此据守了相当长的时间，保障了天京（南京）上游门户的安全。1861年9月，湘军用火药轰开安庆城墙，冲杀进城，太平天国军民惨遭屠戮。安庆之役使太平军受到重创，元气大伤。

湘军攻占安庆后的第六天，湘军统帅曾国藩就立即把他的大本营设在了安庆，对天京虎视眈眈。曾氏在此指挥江南战事，一共呆了4年，一直到同治三年九月。

据载，曾国藩进驻安庆后，“设立善后局，安抚遗黎，清查保甲——分设谷米局及制造火药、子弹各局，委员司之。又设内军械所，广储军实。”安庆之役后，湘军水陆并行，开赴天京（南京）。设立这些军火机构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储存和修缮军器，向前方的湘军提供弹药补给。

同时，曾氏自离开京师，办理团练，组建湘军以来，和西方的坚船利炮多有接触，深知这些西方器物的巨大作用。作为湘军集团的领袖，秉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曾国藩对西方的事物多采取实用的态度，不深闭固拒。在江南战事基本上成为定局的情况下，萌生了自己尝试制造轮船的想法。

曾氏此时萌生试制轮船的想法还有一个原因。咸丰十一年到同治三年，英国图谋建立一支由中国出资，由英国人控制的阿思本舰队，而洋务派坚持购船当“据为己物”。阿思本舰队解散，曾氏因所购七条船撤退，下决心自己找到造船的方法，于是在安庆试验。

军械所，本来是清朝军队保存、修缮军械的地方。曾国藩以此为基础，网罗当时的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对军械所进行改造。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片奏保荐华蘅芳、徐寿等六人，前来安庆军营效力。咸丰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朝廷下旨江苏等地“将该各员速行访求咨送曾国藩军营——由该大臣分别酌量奏请录用。”接到谕旨后，华蘅芳、徐寿等人火速赶往安庆，开始策划和具体实施造船计划。

同治元年三月（1862年4月），曾国藩委派徐寿等着手先试制轮船的动力设备蒸汽机，标志着军械所的转型。

中国试造

从1862年安庆内军械所成立，到1864年并入江南制造局，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安庆内军械所不仅为湘军提供了大量的弹药，同时也开始试制轮船。

造船必须要有动力牵引，蒸汽机的制造首先被提上了日程。徐寿、华蘅芳为解决制造轮船的动力问题，在缺乏资料，又无实际经验的情况下，潜心研究。由于军械所设备简陋，全靠手工操作，困难重重，但他们还是于1862年8月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在解决了动力问题之后，华蘅芳负责数据的计算与核算，徐寿负责制造机器。从1862年4月至8月，终于制成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火轮，命名为“黄鹄号”。1862年12月19日，在安庆江面试航。其时，曾氏高坐船头，望着这艘航行在长江上的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轮船，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其欣喜不亚于军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

6年后，曾氏的愿望得以实现。同治六年七月（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建成，曾氏命名为“恬吉号”，意为四海波恬，厂务安吉。该船从速度和载重方面都有所突破，是真正意义上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由机器驱动的第一艘轮船。为此，曾氏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除了反映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外，在奏折中他还回顾了在安庆试造轮船的历程：“窃中国试造轮船之议，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覆奏购买船炮折内，即有此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制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

中国近代早期仿造轮船活动，始于19世纪40、50年代左右的广州十三行，而且还受到清廷的注意。但没有记载他们是否用蒸汽机做动力，多大程度上有自己设计的成分。曾氏在安庆试造轮船，相当程度上带有试试看的心理。从“黄鹄号”试航的喜悦后冷静下来，曾国藩也知道该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因此，在和近代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进行深入交谈后，派遣他赴美购买制器之器。几年后，容闳购买的机器并入江南制造总局。

嗣后，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工业的出现，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初步尝试。

尽管安庆军械所试制的轮船并不实用，军械所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安庆军械所“中国试造”的首创之功，毕竟在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珍贵文献

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关注，从林则徐时就开始了。

1838年，林则徐到了广东后，竭力购买外国炮船，同时派人翻译外国所办刊物，魏源根据他所搜集的材料编辑成《海国图志》，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影响的范围有限。日人将其翻译成日文，流布甚广，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湘军崛起，湘军领导集团在实际的交往交涉中，对西方的器物的感受更深。据说湘军集团重要人物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这样的经历：“(驱马)驰至江滨，忽见二轮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每与文忠（胡林翼）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胡林翼不久即逝去，其原因据说也与此刺激有关。

曾氏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轮船之长于长龙、舢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霄壤。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与胡林翼不同的是，曾国藩对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抱有信心，并且形成了一个渐进的学习西方技术的时间表。

1860年，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正式提出自己造船制炮的设想。《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日）：“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成可期永远之利。”

该奏折的主题是借外力助剿，“师夷智以造船制炮”是奏折中附带说说。但就是这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当时清朝的几个开明的统治者，对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有推波助澜的功效。对曾国藩档案文献深有研究的学者、小说家唐浩明认为，这是曾氏2000多道奏折中最具价值的一道,是启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份重要文献。将洋务思想化为具体的国策，并且实实在在地在中国的土地上予以推广，则是因为有了这条奏折的原因。

在给朝廷的另外的奏折中，曾氏再三对自己的设想进行重申。1861年，曾国藩在给朝廷《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两年，火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氏的这道奏折充分认识到西方器物对于维持清朝统治的作用，同时，他也念念不忘的是中国自己试造，“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思想贯穿始终。以曾国藩当时节制江南、朝廷重臣的地位，其设想得以当时最快的速度被清朝决策者知晓，并付诸实施。

1861年1月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1862年4月曾国藩建立安庆军械所，成为洋务运动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当代学者秦晖先生认为：“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这主要就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心性义理之学只有落实到这一层面，才有可能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以之对照曾氏的这两道奏折及其效果，确实所言不虚。

(作者单位：海洋档案馆 300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