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作分析，阐述了西方列强在东方殖民地摧毁了“社会的整个结构”的观点，形成和提出了西方列强在东方殖民地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的观点。列宁通过研究西方列强对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的事实，阐述了西方列强“大大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列宁指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殖民地所做的一切，不会使东方殖民地人民获得解放；只有“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现代生产力，殖民地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才能为当地的人民群众所有。

[关键词]东方殖民地；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发展；“双重使命”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074-06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留下了许多至今尚未被人们认识的思想遗产和理论遗产。本文力图通过对他们经典著作的研究，发现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列强在东方殖民地“双重使命”的理论。

一、西方列强在东方殖民地“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所谓“双重使命”，即破坏的使命和重建的使命以及这两者的统一。1853年7月，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理论。在此文章以及这一时期相关的著作中，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作分析，阐述了西方列强在东方殖民地摧毁了“社会的整个结构”的观点。

历史上的印度，或者说本文所论及的印度，包括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的地域。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利用该公司在这块土地上做生意。该公司在印度西部的苏特拉、东南部的马德拉斯和位于孟加拉湾恒河口岸的加尔各答设立商馆和贸易总部，把印度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英国在印度的巧取豪夺，势必引起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各种权力，如垄断贸易权、训练军队权、宣战媾和权、设立法庭审判本国和殖民地居民权等等。这样，东印度公司实际成为英国入侵印度的军事机构。1757年1月，大批英军开进印度，击溃和消灭了印度军队。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和管理。此后，印度的灾难越来越深重。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此以前荷兰殖民主义者曾经给东方殖民地国家造成了剧烈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的话，“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印度人失去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改变了印度农业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条件，使印度农业衰败下来。在印度和东方的其他一些国家，从远古的时候起，政府拥有三个重要的部门：一是财政部门，即对内进行剥削和掠夺的部门；二是战争部门，即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三是公共工程部门。公共工程部门的职能之一，是修建水利工程，组织灌溉和排水。在东方一些国家，由于气候和土地条件所限，修建水利工程和利用水利工程进行灌溉是搞好农业的基础性条件。马克思说，在西方有些国家，修建水利工程的事可以由私人企业自愿联合起来予以实施，可是在东方国家，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东方国家的政府都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印度的情况是这样，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情况也是这样。可是印度政府的这一职能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破坏了。马克思写道：“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受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了下来。”

马克思指出，英国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状况。当时的印度，盛产棉花。农民收获棉花以后，或者由自己纺线和织布，或者将其卖给城市手工业者，由手工业者纺线和织布。从古代起，印度人就将自己的纺织品卖给欧洲人，换回贵金属。然后由金匠制成各种装饰品，而装饰品对于印度妇女和孩子来说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马克思就上述情况指出：“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即认为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连接物，是印度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象征。英国将印度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以后，向印度输出英国的纺织品。从1818年到1836年，英国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了5200倍。从1824年到1837年，英国向印度输出的细棉布由每年100万码增加到每年6400万码。马克思写道：“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他提出，这个事实的结果是，“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破坏了印度的农村公社，在亚洲引起了一场“社会革命”。从远古的时候起，印度就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情况如下：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它的内部有管理机构及职务不同的管理者。有的管理者负责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的权力和税收的职能。有的管理者负责督察土地耕种的情况，还有的管理者分别负责保护村社边界的安全、祭祀事宜、分配农业用水、教儿童读书学习等等。从远古的时候起，印度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的社会形式下生活。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同一个家族，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政权的崩溃和国家的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也不在乎改由哪一个君主来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生活始终不会改变。英国殖民主义者消灭了印度的农村公社。马克思指出：“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的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的作用。”意思是说，由于英国将机器大工业生产移植于印度，将自由贸易的原则引入印度，破坏和消灭了印度原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结构，破坏了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了农村公社的灭亡。马克思还说，印度的农村公社原本是建立在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以及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的，“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

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在这里，马克思将印度农村公社的被消灭看成为一场“社会革命”，是因为他认识到农村公社使人的头脑局限于极小的范围以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而不能表现出任何伟大的行为和历史首创精神。他还认识到，农村公社里面的那些不开化的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帝国的崩溃和大城市居民被残暴地屠杀，就像观看自然景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他们就会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服的猎获物。这样一种社会组织或社会制度被消灭，无疑是一场社会革命。

马克思也是通过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作分析，形成了西方列强在东方殖民地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的观点。他在文章中写道，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重建工作”在大堆大堆的废墟中使人难以看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

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为重建印度提供了“首要条件”。中世纪的印度，区域王国林立，强国控制弱国，小国依附大国。一国之内，王权、政权、地权及赋税征收权的分散，形成印度封建制的特点。16世纪初，莫卧尔王朝开始统治印度，融合了区域王国势力和加强了中央政权。可是，18世纪中期伊朗和阿富汗相继入侵印度，缩小了莫卧尔王朝的统治地域。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进行领土扩张，先后通过30次兼并土地的战争，与印度地方政权签订了23次割地条约，并且排除了欧洲其他国家在印度建立的绝大多数统治据点。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使英国政府取得了对印度的政治指导权。1784年英国议会又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领地行政法》(即《印度法》)，使英国政府享有了从政策上管理印度的权力。这样，印度的政治统一和行政管理得到了加强。马克思指出：“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尔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即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战争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并且英国的科学技术手段有利于保持印度的这种政治统一，这就使印度获得了重建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使印度获得了所需要的土地占有制度。在莫卧尔王朝时期，印度农村的封建领主被称为“柴明达尔”。他们分布于全国各地，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向村社或农民征收田赋。他们对其领地没有所有权，但有一定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1786年英国殖民当局为了稳定田赋收入，决定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永久性土地整理，内容包括确定土地所有者和确定其应交田赋的数额。1793年3月，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发表文告，宣布在孟加拉、奥里萨、比哈尔实行固定的“柴明达尔制”，承认“柴明达尔”为世袭的土地占有者，规定“柴明达尔”缴纳的田赋数额固定不变。英国殖民当局还在南印度的马德拉斯省和西印度的孟买省实行了“莱特瓦尔制”。“莱特”即农民，“莱特瓦尔制”是以“莱特”为对象确定地权和应交田赋数额的制度。其办法是由政府对“莱特”耕种的土地进行测量，分级估税，取消中间人，由政府与“莱特”直接订约，“莱特”直接向政府交纳田赋。马克思指出：“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

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加速了印度现代工业的发展，便利了印度同西方世界之间的交通，将印度同西方世界联系在一起了。从19世纪中期起，英国资本开始输入印度，主要投资于铁路、水利和种植园。马克思指出：“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高度地关注到铁路的修建对于印度生产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他说：“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建筑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地区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要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就可以避免。”这里的意思是，修建铁路可以顺带解决农业所需要的水利问题。马克思还说，建立铁路系统将成为印度工业的先驱，即它将带动印度整个工业的发展。这就是他所写道的：“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

在马克思之后，列宁通过研究西方列强对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的事实，阐述了西方列强“大大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资本输出，主要是对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例如，英国拥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这里是资本投资的最好场所。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低，劳动力便宜，原料价格低廉，工业利润大。因此，英国资本家愿意把大量资本输往殖民地，而不愿用于更新国内企业的生产设备和技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资本输出占世界的第一位，它每年在殖民地和国外的投资额与在国内的投资额的比例是6:5。资本输出给英国带来惊人的利润，仅1912年就达17600万英镑。1916年，列宁在重要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研究和列举了当时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资本输出的情况：1910年前后，英国在亚洲、非洲、澳洲、美洲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是660亿马克，同一时期法国对该地区的资本输出是120亿马克，德国是170亿马克。他写道：“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指对外资本输出——引者)，它在美洲也有广大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在亚洲等地就更不必说了。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同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联系。”列宁肯定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对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他提出：“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也一定会有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

进一步发展作为补偿的。”

列宁指出，由于西方列强对殖民地(以及被压迫的独立国和半独立国)的资本输出，殖民地以及被压迫国家的铁路建设有了迅速发展。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写道，1890年，所有殖民地的铁路总长是8.2万公里，亚洲和美洲独立国和半独立国的铁路总长是4.3万公里，共计12.5万公里。1913年，所有殖民地的铁路总长是21万公里，亚洲和美洲独立国和半独立国的铁路总长是13.7万公里，共计34.7万公里。从1890年至1913年，殖民地和独立国、半独立国的铁路总长增加22.2万公里。而同一时期，欧洲的铁路总长只增加12.2万公里，美国的铁路总长只增加14.3万公里。针对此，列宁说：“可见，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殖民地和亚美两洲的独立国(以及半独立国)。大家知道，这里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从这个事实出发，他进一步强调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显然，在列宁的思想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最快，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列强对这里的资本输出。

列宁还通过研究俄罗斯对高加索地区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征服”和“大力开发”的事实，阐述了高加索因此而卷入世界商品经济之中的观点。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经济十分落后，文明程度低，受俄罗斯的压迫和剥削。列宁在早期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俄国在农奴制改革以后，一方面对高加索进行“大力开发”，移民开垦土地；另一方面对这个地区大量输出俄罗斯商品。这样，该地区的古老的兵器制造业、手工制铁业、对油脂和皮革的手工加工业、软帽业、酒罐制造业等都衰落了。列宁写道：“这样，俄国资本主义把高加索卷入世界商品流通之中，消灭了它的地方特点——昔日宗法式闭塞状态的残余，——为自己的工厂建立了市场。”他还写道：“与高加索的加紧开发及其农业人口急剧增长的过程并行的，还有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的过程。”“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从1863年的35万人增加到1897年的90万人左右。”这里的意思是，俄罗斯对高加索的征服和开发，客观上使高加索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使这里的工业和城市得到了发展，从而使高加索的城市人口大大地增多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同他关于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加速了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认识到，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殖民地的统治和资本输出，促进了殖民地旧生产方式的灭亡，加速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东方文明的进程。马克思和列宁还提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正是东方所需要的社会革命。这说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如同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行为时所说的：“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二、只有通过“伟大的社会革命”殖民地人民才能收获西方列强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

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大大地发展了资本主义，促进了东方文明的进程。可是，所有这些方面的果实应该归谁所有，能够归谁所有?这是一个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予以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列宁等在此方面也阐述了重要的观点。

马克思指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殖民地所做的一切，不会使东方殖民地人民获得解放。历史事实证明，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研究和认识人的社会地位时，或者说在研究和认识社会劳动成果归谁所有的问题时，一定要研究和认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在东方殖民地，人民深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深受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社会生产力不归他们所有，社会文明的成果不归他们所有，甚至连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不归他们自己所有。所以，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殖民地所做的一切，不能解放殖民地人民。如同马克思在论述印度人民不会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实行的一切而获得解放时所指出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马克思还说：“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

马克思指出，西方的工业资产阶级收获了东方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历史事实说明，西方国家的工业资产阶级希望在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只有使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它们才能向殖民地输出更多的产品，也才能从殖民地得到更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19世纪40年代，印度从英国进口产品的总值逐年减少，印度向国外出口产品的总值也逐年减少。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现了这一问题，希望推进印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马克思就此指出：“英国工业界越是依靠印度市场，他们就越是感到在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向你销售一些它的产品，那是不行的。”他还说：“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往手段。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由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作用，印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这样，印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就由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收获。棉纺织业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这样。马克思说：“在每一次商业危机之后，不列颠棉纺织厂主们都更加感到同东印度的贸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东印度大陆实际上成了他们最好的市场。随着棉纺织业越来越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结构的命脉，东印度也越来越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了。”

马克思指出，只有“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现代生产力，殖民地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才能为当地的人民群众所有。人类历史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程加快了。在这些方面，资产阶级功不可没。可是，资产阶级在创造事业成就时，不仅使本国人民遭受各种苦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使殖民地人民“遭受流血和污秽”，“蒙受苦难和屈辱”。可以说，让整个人类付出极其沉痛的代价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在有关文章中论及西方资产阶级在殖民地所做的一切，既不能使

殖民地人民获得解放，也不能改善他们的社会状态的时候写道：“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意思是说，资产阶级正在为社会制度的改造和进步创造物质前提，可是它让殖民地人民付出了流血与污秽、苦难与屈辱的代价。马克思还写道：“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意思是说，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在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同为人类准备了甜美的酒浆一样，可是它将人类变成了可怕的异教神怪，必须杀死许多人并用他们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如果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即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公有制的社会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人类社会才能得以解放，殖民地人民才能获得解放，他们才能享用西方列强在殖民地播下的新社会制度因素结下的果实。

生活和斗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从新的时代条件出发，特别是从帝国主义必然造成世界大战和各种革命战争的情况出发，研究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与剥削的结果，即它对西方革命过程的影响和对殖民地革命的影响。

列宁指出，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与剥削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产生了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特权阶层。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通过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剥削，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具备了培养本国无产阶级队伍中特权阶层的经济条件。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内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趋于尖锐，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需要培养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特权阶层。于是，他们从殖民地剥削来的巨额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收买和腐蚀工人队伍中的上层分子，从而产生了特权阶层即所谓“工人贵族”。这个阶层在公司和企业担任高级职务，工资高，有的还持有公司股票，从生活方式到世界观都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掌握了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的领导权，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列宁深刻地指明了这一问题。1916年8月，他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指出：“因为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从这种超额利润中，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即一国的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他还说：“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每年拿出一两亿法郎，在经济上收买‘自己的’工人中间的上层分子，因为他们的超额利润大概有10亿之多。”列宁特别强调，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英国一个国家的工人上层分子被收买，被腐蚀了几十年，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在西方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出现“资产阶级工人政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典型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在经济上是有根据的，其根据就是列强对殖民地的剥削以及他们每年获得的大量超额利润。显然，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队伍中特权阶层的产生，造成了西方国家社会革命的困难。

列宁指出，西方列强加速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了殖民地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战争。在殖民地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和代表本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逐渐成长起来。20世纪初，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民族独立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在印度，1885年宣告成立了“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该党是一个代表本民族利益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党，但是党建立后不久，一批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参加进来，从而加强了党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1905年7月，印度总督寇松公布孟加拉分治法案，企图通过分割孟加拉省的方法削弱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由此印度产生了强大的反英民族革命运动。这场民族革命运动持续了三年时间。1908年7月，孟买10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标志着这场民族独立斗争走向了高潮。1905年，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伊朗发生了反对英俄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8-1909年，土耳其人民在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西方列强统治的民族独立革命斗争。1916年，列宁针对上述事实指出：“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势必经常产生民族战争。”当时，欧洲有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帝国主义条件下发生民族独立革命运动和民族战争的可能性，认为任何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导致同这个帝国主义大国有利益冲突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参与对它的战争，因而任何民族战争都会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列宁还指出，帝国主义时代除了产生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战争外，还有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及这两种革命战争的融合。他写道：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关系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这是列宁描绘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政治的走向图：殖民地发生民族独立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内发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这两种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实现联合和互动。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到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希望，也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

(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