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学区房热”已经成为全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其实质反映了被“学区房”捆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现状。以往的教育改革措施无意于“剥离”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关系，因而无法解决“学区房”溢价的“老大难”问题。“学区房”难题的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无法满足民众对获取“精英”教育资源的需求。因此，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基于“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思维，可将优质教育资源发展成为民众共享、普惠的教育，打破“名校”教育的神秘感，从而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最终促进全民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学区房”溢价；普惠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2-0047-05

作者简介：李富荣（1981-），女，河南新乡人，新乡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组织发展、社区建设。人类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的强弱及综合实力的竞争，根本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而国民素质高低的关键在于教育的质量水平和普及程度。因此，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既是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和愿景，更是提高全民素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经历了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过渡和均衡发展的三个阶段。近年来，我国大中型城市兴起的“学区房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不仅是因为昂贵的房价，更是因为其背后所折射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非均衡发展。为了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突出矛盾，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将“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着力解决义务教育深层次矛盾，努力实现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上好学”。本文在探析“学区房热”产生根源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提出应以“互联网+”的改革思维普及优质教育资源，以此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的新思路。

一、“学区房热”产生的根源：被房产“捆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指出，重点大城市中的“学区房”是一个突出问题。相关调研数据显示，57.27%的人认为“学区房”价格严重偏高。城市重点小学或重点中学周围的学区房产价格比非学区房产价格高许多，甚至出现“天价学区房”。即使这样，不少适龄儿童少年的家长们也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学区房”，以便获得子女入读“名校”的指标。这就是所谓的“学区房热”。那么，“学区房”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学区房”价格出现较高溢价？只有追根溯源，才可能找出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的办法。

1.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捆绑”关系。“学区房”是指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规定，依据“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学校（尤其是重点中小学校）招收指定地域范围内的学生，通常人们把这个区域的房产称作“学区房”。研究表明，“学区房”已成为住宅价格的决定因素之一；[1]除去区位、居住环境等其他特征的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优劣对于“学区房”价值具有明显控制作用，导致“学区房”溢价呈现片区化的差距。在天津市和平区，小学质量每上升一个等级将给其学区内住宅价格带来14.7%的增幅。[2]以北京市城六区为例，市重点和区重点“学区房”分别比非学区房的价格高出18.4%和5.4%。[3]教育质量差异体现在“学区房”出售价格上的现象被称为（基础）教育“资本化”。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我国各地小学和初中均实行“就近免试入学”政策。在此基础上，地方教育部门往往要求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除了有当地户籍外，还要有这个区域的产权证作为入学条件。以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为例，《2015年新生登记入学通告》中明确了登记入学范围，并允许符合西城区小学入学条件并具有所在区域内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以及实际居住地在入学范围内本市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可到学校登记入学。根据《2015年北京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实际住所在西城区的，其法定监护人需具有产权房或租住公房。因此，购买学校指定的入学范围内的房产，获得产权凭证是子女入读“名校”的必要条件。“名校”往往聚集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如特级教师、优秀教材、教学辅导材料、试题集及优质教育软件，宝贵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由于其享有特殊政策优势，“名校”往往能凭借大量的经费投入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获得更多的办学条件，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极大，从而不断强化自身的优势实力。因此，在现行“就近免试入学”的教育政策下，住房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也成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关键。教育“资本化”与“租买不同权”[4]入学制度共同导致了“学区房”和所在区域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实质性“捆绑”。

2.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告诉我们，商品（或要素）價格是由其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当商品（或要素）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其价格就会下跌。那么，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供求情况如何呢？

从微观层面看，教育需求是家庭（个人）对教育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根据经典经济学的观点，教育需求有两种：马歇尔需求和希克斯需求。前者是指家庭根据其收入和教育价格来决定接受教育的水平和数量，后者是指根据期望子女接受的教育水平来决定教育需求。如何理解家庭教育需求？一般可以从内在动因和外在表现两个角度来分析。教育需求的内在动因通常是教育投资需求，即教育预期收益差异显著影响教育需求。当预期收益越大，家庭的教育需求越高，愿意投入教育的成本也就越高。不少家庭为了让子女接受优质教育，期望未来获得更好的“收益”，愿意为子女教育投入大量的财力。从外在表现看，一般引致家庭择校的教育需求可能是超额需求或差异化需求。根据2008—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全国大中城市择校状况的调查”看，68.4%的省会城市家庭完全或基本同意择校，69.8%的一般地方城市完全或基本同意择校，[5]这表明多数家庭在家庭经济能力和学生学习能力跟得上的情况下，愿意为子女选择更优质的学校教育。

我国义务教育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供给。分税制推行以来，地方政府在“GDP竞争锦标赛”中，更倾向于将有效的财政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发展方面，而压缩短期内难以拉动GDP增长的义务教育支出。因此，在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水平的发展并未实现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反而显著降低了义务教育供给的数量和质量。[6]除了财税制度影响外，因供给决策失误、内在性与预算扩张、管理机构低效率、寻租现象等原因而导致义务教育供给中的政府失灵。[7]因此，我国基础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的供给实际能力与社会对优质教育的期望存在明显差距，伴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不断升高，高质量教育资源总是处于稀缺状态。

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名校”周围的“学区房”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导致“学区房”价格高企。因此，“学区房”问题根源在于人民群众对获取“精英”教育资源的热切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且不均衡之间的突出矛盾，其联结人民群众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纽带就是“学区房”。当民众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途径不再是购买“学区房”时，就会降低对“学区房”的需求，从而缓解“学区房”供不应求的状态，使其价格回落到市场平均水平，引导民众对住房进行合理选择和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剥离“名校”聚集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捆绑”关系是破解“学区房”难题的关键。

二、破解“学区房”溢价难题的关键：利用“互联网+”普及优质教育资源

由于“学区房”与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存在制度“捆绑”，民众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购买所在区域的“学区房”，导致“名校”周边的“学区房”溢价较高。因此，破解“学区房”难题的关键是剥离“名校”教育与所在区域房产的“捆绑”关系，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这样，人民群众不需要通过购买“名校”周边的房产就可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大大降低对“学区房”的需求，由此改变“学区房”供不应求的局面。

1.以往的教育改革措施未能剥离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关系。为了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政府出台了不少教育改革措施，比如加快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化建设、开展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工程、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提倡重视家庭教育[8]等。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义务教育办学条件，优化了师资均衡配置，但都未能有效剥离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的关系，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区房”难题。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化建设旨在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着力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升其教学管理水平，[9]使各地义务教育学校硬软件“底线达标”，而非“优质达标”。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是解决义务教育师资力量配置失衡的重要举措，[10]但在实施中面临着编制、人事、经费和政策等体制障碍，[11]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实现流动校长教师的“能量”流动，[12]此项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流于形式。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工程依托信息技术，[13]由名校聯合开发优质网络资源，并建立课程资源共享平台，从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但由于这种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往往局限在某个特定区域，因此其影响力有限；而且其他区域的学校是否能共享优质资源平台，主要取决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意愿和能力。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如中考招生政策向远郊区和一般初中校倾斜、[14]推行“多校划片”的招生制度等，通过增加“学区房”享用优质教育资源的不确定性来调整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预期，但难以满足民众对基础教育的超额需求或差异化需求。[5]

呼吁民众重视家庭教育，而非一味地将家庭全部资源投向“学区房”的学校教育，这样的观点是值得提倡的。但对于教育质量要求较高的民众来说，完全可以选择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而无须以放弃优质教育资源作为代价。因此，提倡重视家庭教育有助于民众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而不是解决“学区房”问题的“良方”。总之，以往的教育改革措施都无意于解除“名校”与“学区房”的纽带关系，因而只能局部的、暂时的缓解教育资源不均衡状态，无法真正消解“学区房热”引发的社会问题。

2.利用“互联网+”普及优质教育资源的重大意义。“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不谋而合，也是我国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一条主线。破除人民群众对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空间上的阻隔，使不管是身处乡村还是城市、重点或者非重点学校的孩子都可以平等地获得优质教育的权利，对于国家、社会抑或家庭，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国家层面看，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将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当前，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指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永久的支撑力量。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也告诉我们，综合国力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而义务教育对人才培养更是起着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水平总体处于“低质”普及阶段，即解决了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每个受教育者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我们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将会在思想、文化、能力、修养、礼仪等方面有显著提高，从而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人才。

从社会层面看，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将有助于解决义务教育的深层次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目前，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学区房”现象集中反映了这一矛盾。据调查，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南京、厦门等大中型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学区房”溢价现象。如前所述，“学区房热”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导致社会分层、城市“藩篱”和“软消费”挤兑等负面效应，从而加剧社会矛盾。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实质是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促进教育供需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家庭层面看，普及优质教育资源将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高质量教育需求，实现学有所教、学有优教。教育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促进个体升迁性的社会流动。虽然我国社会贫富分化正在加剧、社会阶层开始固化，底层百姓通过教育渠道获得升迁性社会流动愈加困难，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15]因此，教育之于家庭的意义在于通过教育改变个体乃至家庭的命运。他们通常认为，子女接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将来考上好大学的机会就会越大，就会有更好的工作或更高的收入。基于这种预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的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是可以理解的。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众望所归、百姓之福。

三、“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发展共享、普惠教育

综上所述，“学区房”问题的症结在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破解此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从而缓解优质教育供需矛盾。那么，如何普及优质教育资源？2014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效机制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教育改革战略目标，从而为普及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了基本的发展思路。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的互联网经济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互联网+”的广泛深入推进最终使得“万物互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教育将迎来巨大的变革时代。作为一种变革的思路，“互联网+教育”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创新教育的理念、理论、技术和制度等，构建新型教育生态体系。2015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因此，借助互联网信息平臺，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发展共享普惠教育，是破解我国“学区房”难题的有效途径。

1.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核心要素。在借助“互联网+”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共享内容和共享主体这两个核心要素，也就是回答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获得的渠道、供给方以及需求方等问题。

其一，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内容对象如何确定？由什么主体来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一般来讲，优质教育资源并无明确的界定，更多表现为大众对名校的看法，具有模糊性和相对性。人们往往把“办学历史悠久”“示范学校”“名师名家”“优秀教材”“升学率高”“杰出校友”等一些关键词与优质教育资源联系在一起。全国各省市对当地的优质教育资源都有约定俗成的认识和评价。考虑到全国的公平性和地方的特殊性，可以选取各省市3—5所知名小学和初中作为优质教育资源的提供方，凭借信息技术手段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性和个性化课程的课堂视频、讲义、课件等教学资源数字化、网络化，从而创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远程共享。

其二，确定优质教育资源需求方。使用优质教育资源的主体可能是学校或者家庭。学校是义务教育普及的主要场所。将信息化优质教育资源与传统课堂教学结合起来，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综合素质，提升学校义务教育办学水平。另一方面，家长们可以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发挥家庭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自由地选择适合子女的、富有个性化的教育课程，从而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优质教育，满足家庭超额或差异化的教育需求。

2.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运行机制。基于运行结构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系统运行的全过程分解成技术因素（建设系统、传送系统和使用系统）和非技术因素（驱动系统、评估系统）。[16]

首先，建设系统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源头。推行大众化、普惠制优质教育资源的关键在于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一是将各省（市）选定名校的非数字化教育资源，通过数字化制作和加工，转换成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传送的形态，涉及采集、加工、集成等技术制作过程，以媒体文件及相应载体固定下来。二是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将本地的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进行评估和归类，并统一移送给国家教育部相关机构通过自动搜索、索引储存、关联算法等信息技术汇集到共享平台，从而充分挖掘和汇聚优质教育资源。传送系统是将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传输配送到资源使用者的通道。一是加快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工程，实现全国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互联网全覆盖。确保宽带网络覆盖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是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传送的基础条件。二是培训信息化技术人员。任何师生要通过网络平台获取所需的教育资源，必须配备具备网络接入功能的智能终端设备。要保证这些设备的正常使用，需要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提供相应的支持和维护服务。使用系统面向资源需求方，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终端系统。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有效使用不仅在于硬件设备，还需要向资源使用者提供友好的信息界面，使其能够高效地检索和获取共享的优质资源。对于学校而言，教师还需对获取的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进行二次加工，以增强教学效果。对于家庭而言，家长需具备良好的信息技术技能，才能更好地甄别和使用共享资源。

其次，基于提高资源供需双方的共享效率，驱动系统包括资源建设驱动和资源应用驱动两个方面。就资源建设而言，可通过考核机制和绩效激励等方式调动优质教育资源所有者的积极性，使之高效地参与优质资源的建设和共享。对资源应用而言，为防止一线老师因各种原因不能有效地使用共享资源，可通过任务驱动或愿景驱动构建优质资源应用的动力机制，以保证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获得实效。评估系统主要是反馈资源共享系统的质量和效率。一是需要对共享资源本身进行评估。按照一定标准，对所选取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客观严谨的分类评估，优选教育资源进行共享和推广。二是对资源的传送情况进行评估。认真对待各地反映的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等意见，督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切实解决资源传送“断带”问题。三是对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师生、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使用情况的意见反馈是增进资源共享普惠效率的关键。

3.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普惠的保障机制。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创建和运行，仅靠教育行政部门难以完成。必须加快建立教育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跨部门的协调推进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安排，协调资源共享平台运行中各个环节中的重难点问题，督查任务落实情况，协力推进普及优质教育资源目标的实现。其次，健全政策环境，完善配套措施。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鼓励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服务、设施设备维护等活动。同时，加快建设网络安全保障机制和教育资源共享办法。各地应将普及优质教育资源纳入地方发展规划，并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再次，成立教育基金，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由教育部发起并成立教育基金，专项用于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开发、建设、运行、维护等工作。创新机制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吸引社会、企业、个人的支持和参与，形成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的投入机制。各地应充分整合现有资金渠道，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保障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维护经费。最后，完善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学校的管理信息系统和基础数据库。一是按照国家和升级数据中心“两级建设”，国家、省级、市（地）级、县级和学校“五级应用”的思路，建立覆盖全国义务教育的学校、教师、学生的信息管理系统。二是实行学校“一校一码”、 教师和学生“一人一号”，形成集中统一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基础数据库。三是完善教育信息化组织领导体系、职能部门和支持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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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