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世界近代科学的主要发源地，也是科学普及活动的发祥地。此前，我作为教育部公派出国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在德国宇航中心学习和交流。在德国，人们并不会将博士研究生归为Student（学生），而是将我们视为Employee（雇员）。因此，我有了与宇航中心员工一样的权利和义务，这其中就有为德国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的义务。

科普是义务

德国科隆，也许没有什么可以比科隆大教堂更能代表这座城市，地标式的大教堂是中世纪欧洲哥特式建筑艺术的代表作。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德国航空航天工业的心脏也位于这里。总部位于科隆的德国宇航中心（Deutsches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简称DLR）是德国负责研究航空航天技术，并且计划、实施航天任务的机构，是德国国家级航空和航天研究中心。

借助德国宇航中心的影响，科隆市政府及各社会组织每周都会邀请航天或其他前沿科技领域的专家、宇航员等在市政厅、报告厅、图书馆，甚至咖啡厅、莱茵河广场等开放场所，免费对公众进行航空航天及前沿科技类的科普教育与宣传。

德国政府鼓励有能力的媒体或机构定期举办开放性科普论坛。2015年12月，我提交的“地外生存技术现状与展望”被柏林Falling Walls论坛选中，作为全球遴选出的包括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慕尼黑大学等高校的100位青年报告人，第三顺位演说了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在未来空间科学领域的研究前景和意义。

Falling Walls 基金会是德国科学界为纪念柏林墙倒了20周年而于2009年成立的非赢利性机构，主要资助来自于德国教研部，并于2009年首次举办了国际科学论坛，其宗旨是推动科学界的跨界发展与突破，包括从跨学科的交流、从学术到创业的转型等。虽然基金会以及活动的名字冠以“墙塌了”，但整个活动没有政治意蕴，旨在推动科学和社会活动中的跨界创新。

在核心论坛上，包括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Johanna Wanka、诺贝尔基金会主席Carl-Heik Heldin、欧洲航空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ESA）彗星探测器“菲莱”号总指挥Andrea Accomazzo等科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也参加了演讲。论坛期间，我还应邀与欧洲航空航天局（ESA）彗星探测器“菲莱”号总指挥Andrea Accomazzo进行了40分钟的开放性公众讨论，Andrea Accomazzo对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功表示赞叹，并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身到航空航天事业中。参与此次活动的嘉宾与民众来自世界上40余个国家，而且有全球媒体的重点报道，我也应邀接受了柏林当地电视媒体的简短采访，受到了当地媒体的热评，与当地老百姓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互动。

“真能星球移民吗？”

记得当时有个德国中学生提问：“生物圈2号不是失败了吗？我们真的能实现星球移民吗？”

科学家们将人类休养生息的地球称为“生物圈1号”。“生物圈2号（Biosphere 2）”是美国建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以北沙漠中的一座微型人工生态循环系统，为了与“生物圈1号”（地球本身）区分而得此名，它的目的是模拟地球生物圈。在1991～1993年的实验中，8名参试人员在其中生活、工作，但最终因为系统气体平衡被打破，实验以失败告终。

我与8名参试人员中的Mark Nelson相熟，算是忘年交了，所以私下里和他交流了很多当年鲜为人知的故事。如今“生物圈2号”最大的参试者已经去世，在世的7人中只有Mark Nelson还从事着与生态环境、航天技术相关的职业，其他人要么从政当了议员，要么经商成了老板……

我回答，“生物圈2号”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生物圈2号”设计人员将地球的大部分生态系统类型按照比例各取一块放到一个密闭系统内部，虽然生物物种丰富，系统复杂且体积庞大，但是与地球生物圈相比还是太简单，依靠其自身不能实现自平衡。同时，由于其采用的是玻璃日光温室结构，直接利用自然光进行农作物栽培，环境条件（光照、温度等）受到外界天气的影响变化较大，系统内部生物过程（例如植物的呼吸作用、光合作用）不能实现人工调控，从而影响了系统内部的气体循环和物质流动。

除此之外，“生物圈2号”失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空气循环方法和结构材料的选择上。“生物圈2号”内部的农田生态系统使用了亚利桑那州的土壤，土壤中的有机物非常有利于微生物生长。设计者将空气用鼓风机鼓风通过土壤层，土壤中的微生物疯狂消耗空气中的氧气，造成了内部的气体失衡；在结构材料上，“生物圈2号”的结构设施使用了大量的混凝土材料，混凝土吸收了空气中的氧气，从而导致系统氧气损失严重。

与德国中学生的交流持续了近十分钟，以致当时的主持人不得不打断我的发言。后来，包括那位德国中学生在内的四五个感兴趣的外国学生，又与我私下里交流了很多关于外星人、航天技术等公众热议的话题。显然，这种开放性的公众论坛带给老百姓更多专业的科技信息，也让科技工作者有更多机会与老百姓面对面交流。

把科学家培养成科技记者

德国宇航中心遍布在德国的各个研究所每年都定期举办专业媒体人的科普培训，将当地电视台、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的记者、主持人、编辑及相关人员组织起来，进行为期一至多天的专业科普教育。

“你自己都不懂，怎么跟科学家进行对话？更没办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给普通百姓。”主讲人Vorker经常说，科技新闻就像连接科学家与百姓之间的那架桥，科技记者、编辑则是这架桥的建设者。

在培训中，媒体人会深入参观宇航中心的实验室，并与相关人员深入交流。宇航中心有专门负责科普事业的宣传队伍与媒体人对接，双方互相了解与沟通，并建立紧密的联系，让“扩音器”能够及时、准确地将信息传递给普通民众，让科普落地（传播给民众）、生根（让民众理解）、发芽（激发民众兴趣，再反馈），形成良性循环，提高公众理解和参与的程度。

与媒体人交流，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德国很多科技记者都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出身，有的是有博士学位的。德国人这种“把科学家培养成科技记者”也许值得借鉴。新闻本身就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紙上谈兵肯定不行，必须边做边学。为此，德国许多科研院所都旨在打造科学家与记者良性互动的平台，例如手机APP、公众科普网站等，让科学家与记者一起讲好科技故事。在这个平台上，科学家介绍最新的科研成果，通过与记者的互动提高其自身科技传播水平；记者可以直接向有关科学家进行提问，也可以接受由科学家与资深记者联合举办的培训；科学家与记者一起发表科技报道，这个平台还将成为科学家、记者的一个社交网络平台等。的确，只有科学家和记者联动起来才能做好科技新闻传播的工作。

相似的，其他欧洲发达国家下大力气培训专业的科普宣传队伍，而大科学家的身体力行则是科普宣传的关键。2016年5月，因为项目需要，我被派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交流合作。瓦赫宁根大学是荷兰农业方向实力最强的大学，也是欧洲农业方向与生命科学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在瓦赫宁根大学学习，我发现这里的人基本三句不离bio-作为前缀的东西，biology， biochemistry，biodiversity，bioavailability……就像是在繁华都市中的一片静地里读书，进屋可潜心治学，出门便车水马龙。虽然很多出国的人都自嘲上学的地方是村，但是瓦村才是一个真正的村。然而，就是在这个“村”里，每周都有数不清的讲座与活动，大部分的活动是完全开放的，很多听众是普通的民众，在开放的草坪上、人工湖畔，而你无意中走入他们中间，主讲人也许就是某个诺贝尔奖得主或是某领域的世界“大牛”。

蝴蝶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在现代钢筋水泥打造的城市里，这些小精灵几乎难以见到了。记得在一次开放的关于蝴蝶认知的科普活动中，“用精心制作的蝴蝶标本向大家介绍大自然的美，并能和这么多对蝴蝶感兴趣的同学们分享知识，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瓦赫宁根大学资深教授Cecilia笑着说。在她看来，暂时告别自己的研究工作，转而做一名科普志愿者也很有意思。

责任编辑：张蕾磊

我在德国柏林Falling Walls论坛上参加公众访谈

德国宇航中心对媒体人的培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