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杂志2018年第3期发表了秦人的《方城记》，这是一部以西安这座城市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小说里，西安是以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西京”这个代称出现的。“长安是个四方城，在地理上属于中国大地之原点，为中国之心脏腹地。”保存完好的明城墙，四四方方，成为西安最好、最形象的地标，所以小说便以之为名。

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以整个西京城为故事背景和人物活动舞台的。小说在必要的文学模糊性前提下，尽量以一种纪实风格描写西京城，比如一些街道、景点等，都使用实名，或者带有明显的西京地域性特征，包括小说中人物的饮食如凉皮肉夹馍等，说话的方言用词习惯，都有着浓厚的西安地域特色。

小说以西京城的一名普通编辑的日常工作生活为观察视角，主人公李若凡是西京出版社一名编辑、文化人，他的这个身份特性使得他有机会接触西京城社会各方面人物，小说便以他的生活为观察视角，对生活在这座四方城中人们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如摄像机般真实的扫描记录。小说叙述中大事件里有小事件，主要人物带出次要人物，顺藤摸瓜，如线串珠，编织出一个巨大的生活之网，人物关系之网。这些人物有各自的生活，如同宋代那幅《清明上河图》一样，所有人的生活构成了一幅以发生在西京城为主要场景的生活全景图。

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把长篇小说易于写人物群像这个特点，做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写出了数以百计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涉及到这座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文学界文化界，与文化沾边的各个行业，如考古、文物鉴定、字画、阴阳占卜等等。小说借着写尤一聪的父母给儿子买房，而写了西京城周边的发展和房地产现状；小说借着写李若凡和他的恋人朱曼二人骑自行车去南郊，描写了西京城南郊的风光景致；也借着他二人谈恋爱散步写了豫陕两省人在西京城的戏曲文化生活；小说借写尤一聪与杨兰香的故事，写了西京城里的“九流三教、鱼龙混杂”的城中村生活状况。通过写朱曼这个人物，小说又写了大学校园生活；通过写李若凡夫妇的儿子，又把当下中小学生上学贵上学难，中小学生成长教育问题提了出来。作为一个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李若凡，他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小说写了近年来城市的交通拥堵，大气污染而产生的新名词“雾霾”的出现。当然，小说也并没有把故事情节局限于西京城里，比如小说也写了尤一聪去到北京做图书发行和李若凡两次回老家邰城镇，如此，小说中的地域场景西京城，上与首都有了联系，下与乡村有了联系。如此西京就是一个开放的地域空间，这部小说就如同在这个开放的地域空间里徐徐展开的人物生活风俗长卷。

作为一部写都市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两次写了李若凡回故乡老家，以此缓解都市生活带来的快节奏和压抑。写到乡村时其文字充满感情，有一种陶渊明式的乡村情怀和文化人的家园感。小说富有感情地描写了他家乡的人和事，描写了家乡特有的饮食和纯朴的景色，也写了对乡村衰败的失落感。乡村是“李若凡们”的根，是他们出生和成长的故乡，既是文化故乡，也是心灵故乡。所谓故乡，就是某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抑或是父母居住或埋葬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小说用西京之名来写西安城一样，小说在写李若凡的故乡老家时，用邰城之名来写武功镇，写武功镇深厚的历史文化，以及与武功镇近邻的杨凌。李若凡是作者化身，作者对故乡的热爱，这种真诚自然地流露出来了，作者不避讳这种真实，肆意抒写这种真情实感，文字有散文般的纪实感和大气。

这部小说写了李若凡在工作单位的困境与困惑，一级所受到的排挤和打压，是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或“职场现形记”；在写李若凡、尤一聪、彩虹等人的个人感情问题家庭生活时，又有《围城》的意味。而从这部小说所关注最多的文学界书画界文化界人物着眼时，这部小说更是一部新的当代版的《儒林外史》，各种人物粉墨登场，尽情地表演。

可以说，小说在描写西京文坛、文化界，是这部小说最为重要和成功的部分。小说中第一主人公李若凡的身份和职务是出版社编辑，而从出版的这些书的情况，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映社会的窗口。作为李若凡的“业务”，小说先后描写到他着手出版的几本书，比如崔云鹤的纯文学作品集，周顺义编的所谓报告文学集《西京地产英雄汇》，崔云鹤化名金墉出版武侠小说，某所谓诗人夏风的诗集，等等。李若凡通过给崔云鹤出书认识了这个来自家乡的作者。小说刻画的崔云鹤这个人物，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是一个很有文学才情的文学青年，一个来自小地方的青年作家，他先后经历了自费出版自己的纯文学作品集，开作品研讨会，停职去西京城当记者，后又回乡写作，主攻写武侠小说，因写作而离婚。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当代文学青年的命运，也反映了文学在当代遭遇的尴尬现状。而与崔云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谓诗人夏风，他的诗是中学生水平，经过编辑李若凡的认真修改后勉强可以出版。而书还没有出版，他已经着手走关系找门路觊觎着要得西京文学奖了。如果他真的得了西京文学奖，那也不奇怪，这也是当下文坛生态下的产物。而出版所谓的报告文学集《西京地产英雄汇》，同样反映出当下社会的实用主义之风，那些煤老板油老板等先富起来的人，要附庸风雅，要用文化包装自己，然后图谋进入政界。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有着意丑化这些人，而是如實地写出他们的处境和真实心态，从中折射出真实的社会信息。崔云鹤化名金墉出版武侠小说，反映了纯文学的尴尬和出版业内部的无奈。小说从出版的这几本书的过程中，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代社会现实的一面。小说还写到编辑李若凡出版失败的一本书，三百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唐帝国》。这部看起来最应该由西京出版社出的书，却由于出版社的官僚作风和官场陋习使这部书的出版权旁落他处。这个事件是实有其事的，在陕西文坛上也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的秘密。类似的事件还有如小说中写到的，省书协换届选出50名正副主席，加上13名副秘书长和8名顾问，如此书协领导超过70人。诸如此类已在新闻上公开的丑闻，作者将其巧妙地作为素材运用到小说中去。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前不久说，陕西作家的高度代表了中国作家的高度。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是否也可以说，陕西文坛的乱相是否也代表了中国文坛的乱相？

尽管这部小说描写了数百人的人物群像，但小说对其中主要人物的描写刻画堪称典型。作为文坛乱相的见证者，李若凡这个人物代表了文坛中的一股清流，文坛道德的坚守者。即使他和女大学生朱曼发生婚外情，也能发乎情止乎礼，期间他常有反省意识。作为小说第一主人公，小说没有把他刻画成一个完善的高大全形象，而是把他写成一个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有他的不足，他也会犯错误，也会在婚姻中出轨。

朱曼是一个有才情有思想的知识女性，她与李若凡的爱情是纯洁的，他们是两个有思想有品味的人，尽管他们的爱情以悲剧或无奈结束，但正如他们早已达成的默契：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对于压抑的李若凡来说，这段爱情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亮色和诗意。而对于朱曼来说，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一个女文青的成长历练来说，李若凡是她成长路上幸遇的良师。在感情生活中，最能见出一个人的品性。在李若凡和朱曼的爱情中，两个人的内心世界都得以充分的展现，从而两个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立体，从中也折射出这个文化古城里两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两个人物的精神风貌。

尤一聪和李若凡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形成了鮮明的对比。李若凡这个人物过于正直，或许性格还有点迂；尤一聪这个人物就更具草根气息，更为油滑一些。可以说，如果不是经过李若凡的引导与扶助的话，尤一聪可能就只是个社会混混，很可能走上邪路。就是因为有李若凡的引导，他才逐步成为了一个所谓的文化企业家。而他所从事的文化企业，多少有点灰色，有点擦边与投机取巧，这正是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体现。如小说中所写，尤一聪后来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这是他的老师李若凡所不能做到的，设想他如果这样继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企业家，成为媒体镜头追逐的对象，而他那些不怎么光彩的过去，尽管也没有什么大错，便被刻意隐去或改写。到后来，他可能成为更为有名的所谓文化人，相比较他的老师李若凡在大众眼里，可能还只是个穷酸文人，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社会，金钱和地位，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这也是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成功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一聪这个人物形象是这部小说刻画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是这部小说独特的贡献。

这部小说在叙述上多发议论，夹叙夹议，借各种人物之口表达看法，有一种对生活全视角化的审视与观照。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段子。段子作为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文学样式和文化现象，一般是以事物的阴暗面为题材编排笑话，以艺术化的方式来反映民风民情民意，以无奈的嘲讽、抨击来针砭时弊，它幽默鲜活，生动形象，很有表现力，让人一笑之后引起思考。小说中多次写到那个有点神秘感的拾荒老人，他经常会说一段很有警世意味的段子，然后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如果说小说中这个在西京城里说段子的拾荒老人有点神秘感的话，那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个在李若凡老家说段子的老人秋生，就很有现实生活感。用李若凡的话来说这个秋生：“这是我们村有名的民间诗人，写了不少歌歌，讽喻世事，劝善劝勤，是个难得的民间艺人。”在乡村，段子也被叫做顺口溜，俗话也叫歌歌。小说借秋生老人的段子，生动地描写了当下农村的生活现状。可以说，小说中的拾荒老人和秋生，是生活中两个东方朔式的滑稽列传中的人物，是生活中的批评者。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阿诺德说，“诗是对生活的批评”，这里的诗是泛指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小说是对生活的批评。而这部小说的作者秦人，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小说作家这个身份外，还身兼评论家批评之职。所以这部小说，有一股对文学现状的批评审视与忧虑情怀，是他对当下文坛的批评，是他对西京文化圈的批评，是他对西京城里市井生活的批评，也是对我们当下普遍的社会生活现实的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日常市井生活中的丑陋现象的批评，对文坛乱相的批判讽刺，并不是直露的，既是如实去写，又有必要的分寸感，甚至作者不用说出来，而是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去表现，让读者去体会揣摩。鲁迅说《儒林外史》的艺术特点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而这部与《儒林外史》精神气质相近的当代小说《方城记》，似乎也可当得起这八字特点。比如小说中写尤一聪的文化公司开张典礼，其中要请有一定地位的官员来参加，但请在职的官员就不容易，且成本较大，所以其中请了一个退职了的田副局长参加，这个田副局长当天刚来他对李若凡说：“小李啊，你又给我找了个麻烦事，本来我想在家练字呢，生活规律都被你打乱咧！”这是台面上的话，可接着写他“凑到李若凡跟前小说声说：以后要有这种事就叫我，反正我现在闲着没事！”而活动、饭局都结束后要分别了，他再一次嘱咐李若凡说，以后再有这样的活动不要忘记他。在这里，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一个退职（退休）官员的心态得到了传神的表现。诸如此类的描写文坛或官场职场人物的细节不胜枚举。

鬼神好画，鸡犬难描。作者没有去纺织离奇的故事，而是用纯熟的白描手法，将现实生活中一件件事一个个人如实写来，恰如其分地去描摹生活本来的面貌，在平凡朴实中寻找美的亮点和诗意的生活底蕴。像这样以平凡的语言去讲故事，把故事讲出味道来，才更见功力，才是最真实最感人的中国故事。王安忆的《长恨歌》是用一个女人既平凡又传奇的一生来写上海这座城市的传奇与洋气，而秦人的《方城记》是用当下一群人物群像来写西安这座城市的传统与朴实，以及当代文化人的遭际。当然，道理是如此，作者在小说中的艺术完成度上可能要打些折扣，但，这样具有宏大叙事结构且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追求和文学理想已经体现在小说中了，这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作者简介：杨柳岸，本名杨辉，男，陕西杨凌人，青年文学评论家。